编者按：

为扎实推进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相关文艺评论工作，有效发挥文艺评论在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重庆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与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组织开展系列文艺评论活动。

觉醒的接力——话剧《觉醒年代》观后

长江师范学院传媒学院 黄美琪

10月13日，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的话剧《觉醒年代》在涪陵大剧院拉开帷幕。一踏入剧院大门，便看到百年前的青年们挥舞着报纸，高喊：“号外！号外！《青年杂志》创刊！”还未正式观看演出的我，仿佛已经感受到了百年前的先辈追求真理的力量了。

场灯暗下，大幕拉开。一群衣衫褴褛想要突破高墙的人，向着光的方向，一次次拍打着冰冷的高墙。回荡在剧场的“砰砰声”，每一声都是他们对时代的追问和探索。一双双在黑暗里奋力挣扎的手，是他们对光明的渴望，对胜利的期待。

在时局动荡不安，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际，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们，都在为如何拯救中华民族而做出不懈的努力。他们虽有不同的信仰和立场，但殊途同归，每个人都在为中华崛起和复兴接力。

舞台上的陈独秀和李大钊有着不同的革命理念和主张。陈独秀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开展思想启蒙来唤起全民族的觉醒。他创办《新青年》杂志，并以此为载体，向民众传递新主张和新思想。他号召青年们站在时代前列，主动承担起救国救民的时代重任

李大钊主张采取武装革命的方式进行斗争。他在冬至和同学们一同包饺子，探讨救国救民的思想。他是同学眼中亦师亦友的先生，也是坚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当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不但没能收回被德国占领的山东，反而被要求将山东的主权转让给日本时。在收到巴黎和会传来的消息后，李大钊领导北大学生罢课，上街游行，反对中国代表在丧权辱国的合约上签字。面对政府的暴力打压，李大钊先生没有退缩，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宣扬自己的革命主张。

李大钊始终投身于革命宣讲事业，最终不幸被捕遇害。在话剧呈现上，他义无反顾地走向舞台后的刑台上，他被架在高高的刑台上，冰冷的铁链紧紧缠绕着他的身躯。火焰在狂风中跳动，红与黑的交织、冷与热的碰撞，在舞台上形成极具冲击力的画面。即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李大钊先生依旧挺直脊梁，用尽最后一丝力气高声呐喊。那声音慷慨激昂，从高处直接传到观众的心中，传到百年后青年的心中。

舞台上的辜鸿铭作为保守派代表，他坚守儒家思想和封建礼教，反对白话文和新文化运动。他身穿长袍马褂，头顶长辫，带着两位仆人，出门要坐轿子。面对胡适提出使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的建议，他嚣张跋扈，处处为难。

但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有点保守的人，在面对被解聘的英国教授的无理要求时，据理力争，运用他的辩论才学捍卫北大的权利。他反对新文化运动，批评西方文化，但始终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中国人的精神——温良。对他来说，辫子不是封建礼教的象征，而是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象征。“我的辫子是有形的，顶在头上；你们的辫子是无形的，藏在心里。”割了辫子，每个人也应当铭记中国人的身份和中国文化。

陈延年和陈乔年作为陈独秀的儿子，也跟随他们父亲的脚步，投身于革命的事业中。他们自力更生，在码头打工赚取生活费，后赴法国勤工俭学，最终在上海壮烈牺牲。

陈延年牺牲时年仅29岁。在他到生命最后一刻被要求跪下时，他高呼：“革命者是有站着死，绝不下跪的意志。”陈延年牺牲时年仅26岁。他在就义前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话剧巧妙地运用学生们所唱的歌谣，“光阴似流水，不一会儿，课毕放学归……”，在学生们的歌声中，通过演员的台词直接表达，配合歌谣的展现，将陈延年和陈乔年的英勇就义事迹展现在观众面前。如今百年过去了，他所说的已经变为了现实。我们所享受的一切，都是他们这些革命先辈用鲜血用生命，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坐在舞台下的我们，看着台上的先辈们，正是对他们的期待做出的最有力，最坚定地回应。

鲁迅则通过文学创作来唤起民众的思想觉醒，为国家变革提供思想动力。他看清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碾压和摧残，当他独自翻开厚重的历史课本，起初满眼空白，逐行细究才在书页缝隙里看清密密麻麻、触目惊心的 “吃人” 二字。此时舞台上巨大的书页造型也缓缓展开，中间裂开一道狭长缝隙，将这隐藏在历史深处的真相赤裸呈现 。

“吃人”是封建礼教与旧制度对人性的无情碾压，它吃掉人的尊严、思想与社会活力；这份从字缝里读出的痛苦最终化作笔尖力量，鲁迅以 “狂人” 视角为盾、辛辣文字为矛，写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作品在《新青年》发表，如惊雷划破麻木的社会长空，奋力唤醒在 “吃人” 环境里习惯沉默的民众。

与此同时，觉醒的不只有先生与青年们，女性也逐渐走上觉醒的道路。她们不受制于封建礼教的“三纲五常”，敢于追求自己的生活和爱情。身处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女性，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她们只能在适龄时听从父母媒人的安排，成亲生子，在家相夫教子。她们为了丈夫的事业，牺牲自我，做丈夫的后盾。

而从舞台上展现的陈独秀与高君曼、李大钊与赵纫兰、鲁迅与朱安、胡适与江冬秀等人的婚姻与感情中能够看到，女性思想的崛起和解放。女性拥有了自己的代名词“她”，她们听从自己的本心，追求自己想要的爱情和生活，不用再受制于传统观念里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同时也敢于向封建礼教作斗争，不再裹小脚，脚步自由了，思想也变得自由了。

话剧不仅有泪点也有笑点。伟大先辈们为了挽救中国，经历了巨大的艰辛和牺牲，但他们也善于从生活中的小细节里寻找幸福。陈独秀与李大钊见面时，李大钊送给陈独秀的大衣；几位学生举着横幅，在北大校园里高喊陈独秀离开北大时，恰好撞见陈独秀本人，等他走远后又接着叫喊；鲁迅拿着长木条，标榜自己“不干了”，既把观众逗乐了，也使得话剧的气氛更加活跃。

舞台细节方面，剧中人物手里的灯起了很大作用。学生们在两边楼房上，齐声高喊要求政府释放陈独秀时，每人的手里都提着一盏灯。学生们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时，两侧楼梯上放着的只有灯。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三人最开始出场时，他们都拿着灯或手电筒。灯是胜利的隐喻，象征着先烈们在黑暗中举灯探索前方的光明之路。

最后话剧谢幕时，所有角色走上舞台，场内响起一阵阵洪亮的掌声。坐在台下的我，看着台上的他们。仿佛跨越百年，和他们产生了真切的交流：你们看，这是百年以后的中国，正如你们期望的那样，可爱和平。陈独秀和李大钊是最后出场的，他们从光里走来，就像带领着中国人民寻找光明的道路一样。

正是革命先辈们一次次地觉醒接力，我们才能享受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幸福生活。作为百年后的青年人，我们同样也有自己的觉醒课题：我们要用自己的努力使中国变得更加繁荣昌盛，让我们的下一代享受我们带去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