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扎实推进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相关文艺评论工作，有效发挥文艺评论在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重庆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与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组织开展系列文艺评论活动。

观话剧《觉醒年代》有感

长江师范学院传媒学院 李宜缙

作为一个有充足课外时间的大学生，在观剧前我就已观看过电视剧版《觉醒年代》。此前并没有观看舞台剧的经历，所以一时也很难想通导演该怎样将长达43集的长篇电视剧压缩至两小时搬上舞台。带着这样的疑惑，我跟着导师与诸位同窗走进10月13日晚的涪陵大剧院。

进入会场，两列身着中山装的工作人员喊着号外给每位入馆者分发作为周边的报纸和杂志画册，同行者无不感慨，被带入了沉浸感。由此可见觉醒年代剧团在剧外下的巧思。

跟随代入感一同被引起的是心中的期待。当幕灯关闭，舞台中央的装置转动，符合当时劳苦大众的褴褛形象的演员登上舞台，用别具一格的群舞回应了我的期待。作为一场以铭记历史为主题的演出，对历史的尊重应该被放在首位，其次才是结合历史精神的传达。前者是根本，考验的是导演与剧组的历史修养，后者是目的，难点是表达的形式，过于平铺直叙只是最下乘的手法。通过开篇的妆造设计可见剧组对历史的尊重，而搭配凄苦音乐的群舞作为表达形式也算不错。不过开场最让我惊喜的恰恰是其中的细节部分。舞蹈接近尾声时，舞台装置化作两堵厚墙向台上舞者挤压过来，舞者双手捶墙发出不够震耳欲聋却令带入者触目惊心的闷响，令我幻视从鸦片战争起便日夜循环在中华儿女心头的闷响，哪怕跨越百年，沉闷悲痛的情绪仍在此刻进到了我心头。

群舞过去，话剧引入了以陈独秀开办《青年杂志》为第一视角的剧情脉络。彼时的中国各种思想交织，保皇派以尊儒为核心，掺杂西方工业革命经验的君主立宪刚刚落幕，被袁世凯窃取过胜利果实的民主共和已摇摇欲坠，留洋归国激进者高呼着“全盘西化”，十月革命的曙光尚未到来。陈独秀和李大钊之间激烈的演讲辩论催生出《青年杂志》的萌芽。带着这萌芽，两位好友暂时分别，由陈独秀到上海先行筹备创刊。当李大钊将自己御寒的大衣丢给陈独秀那一刻，他们已经不再是书上符号化的人物，观众得以从这一细节真实窥见两位先驱者的深厚情谊。

剧情又至下一幕。本以为两位革命好友分别后便是引入理想的好时机，没想到画面一转，竟是陈独秀与妻子在上海碰面互诉衷肠。转头一想就释然，国家，国虽在前，但也正是一个个小家才组成国，一个个小家组成的国才孕育了文明，拥有小家的国才会有前赴后继的革命先驱者。所以你要讲革命就不能离开先驱者，要讲先驱者就不能离开他的小家，不能离开他的妻子、孩子。这一切恰恰为革命带入了除了硝烟与热血以外的另一种颜色、温度。上海的雨淅沥沥地下，淋在油纸伞上，伞下的革命先驱想着革命，也抱着他的妻子。

作为将43集电视剧改编压缩搬上舞台的剧目，它应该具备怎样的情节才能复刻电视剧带给观众的感动？我想这肯定是导演在筹备时所面临的难题。那些原著中精彩、宏大、振奋人心的场景肯定不能剥去。譬如五四运动，譬如浙江嘉兴上的那艘红船……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个人更加偏爱宏大叙事下展露的温情，不论是先前提到的在雨中和妻子相依的陈独秀，还是专门拿出一幕借由诸位先生妻子之口点出的女性觉醒，亦或者是冬至一起包饺子其乐融融的师生和送别陈乔年陈延年时，陈独秀备的那一包炒糊的南瓜籽。这些细节，看似与觉醒、与革命无关的情节大大扩展了剧中人物的深度，使之看起来不像是推进剧情的工具，也不再是课本上的寥寥几笔，拉近了观众与台上各位的距离，毕竟作为观众，每个人都曾是学生，都是子女，都是丈夫与妻子，也都将真正体验着为人父母。这种剧情的保留并不会使人无聊，反而更让人共情。

如果说这些在细节处下的笔墨为角色增添了温度，拉近了与台下观众的距离，那么剧中对角色的多角度塑造则更让人记忆深刻。

作为以新文化运动为剧情脉络的《觉醒年代》，我本以为该剧中设定的冲突点，预定的“反派”就该是代表“旧”的那些人，我单纯的善恶观更偏向于简单的黑白论。所以当守旧派以刁难的形式在北大登场时，我先入为主地将他们代到了反派的位置，认为他们是新文化的阻碍，在开历史的倒车。可下一秒，提倡新文化的人群中有人高呼着“全盘西化”又让我感到措手不及。这种鲜明的对比又一次让我体会到这是一个怎样复杂的时代，没有人知道完全正确的救国路是哪一条，大家只是坚持着自己的道路。

这是复杂的时代，台上的也是复杂的人群，其中作为守旧派的辜鸿铭最让我记忆深刻。作为拥有14年留学经历，和洋人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晚清余党”、保皇派领袖，他是最了解洋人的人。他对提倡白话的新文化运动不屑一顾，对参与新文化运动的诸位学者极力贬低，他崇古，认为正被国人摒弃的传统文化，恰是拯救世界的良方，日常出行注重派头，需有仆从抬着轿，面对胡适等人的宴请，当场表演了段报菜名。这样一个与主流相违背的古板老头，却是学贯中西的“清末怪杰”，借胡适之口表露的“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观点。

面对英国大使馆借由教授被辞退向北大发的难，辜鸿铭引经据典，据理力争，提出中国人的温良，指出外国使者此举的野蛮，不卑不亢地化解了这场无端祸事。

此后，他更是展开演讲，批判新文化运动中那些极端学者“我身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

辜鸿铭曾在课堂上坦言，当今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便是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要去革命，到现在仍在革命。而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在保皇。”

他是否算是“好人”这点，我无法评价。

关于辜鸿铭，或许引用张中行先生的评价更为合适，关于这位怪人最大的贡献，也许就是在举世都奔向权和利的时候，他肯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

故事的最后，陈乔年陈延年双双就义，李大钊同志在与日、英帝国主义和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中被杀害。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陈独秀于四川病逝的那一刻。这场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算是彻底落了幕。台上所有的悲欢离合化作台下观众无言的悲痛和自发地鼓掌。

尽管这部剧碍于时长，并没有电视剧那么详细，却同样让人热泪盈眶。时隔百年，这部剧仍能作为载体让观众与那段历史感动共情。我想，这也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