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庆元

一个没有上过大学，仅读了两年初中的农民的儿子，不仅实现了当记者的梦想，还成为重庆市获得中国记者的最高荣誉奖——范长江新闻奖的第一人。

这个人就是在全国第一个被称为“田坎记者”的重庆日报原首席记者、高级记者和党的十七大、十八大代表罗成友。

  当农民时就做起了记者梦

1966年，罗成友刚小学毕业，1968年，他进入初中。当时上高中不凭学习成绩，而是靠推荐，他这位没有背景的农民的儿子，也只好回乡当农民。

当时，全国都掀起农业学大寨热潮，他家的生产队组织了一支基建队，专干把坡地改成梯土的事。有一天，市里的记者来采访了这坡地改梯土的新闻，他未谋面这位记者，后听生产队一位农民说，这记者好利害哟，把手放在裤子包包里，就把事情记下来了。

记者有这样利害？这位农民的话，使他对记者顿生崇敬，也有了一个梦想：要是能成为一名记者，那将是一辈子的荣幸。

他虽然文凭不高，但干事有一个特性：要嘛不干，要干就把事情干好。当时，生产队安排他去种蘑菇，他通过钻研技术，不仅把蘑菇种好，还学会制作蘑菇菌种的技术。当时的巴县青木关区多种经营办公室见他技术好，就把他作为临时聘用人员，调去作技术员，指导全区的蘑菇生产技术。

罗成友步行在山区农村采访路上

到了区里，有条件读到《重庆日报》《人民日报》了。对于有记者梦的他，每天都抽时间把报纸认真读完。随后，就开始学习搞文学创作。

他前后花了两年多时间，创作了40多篇小说、散文，可换来的都是一封封的退稿信，他都怀疑自己是不是搞写作的料，准备放弃了。可这时，区公所的一位干部在看到退回来的一堆退稿信，在背后说：“他罗成友都把文章发表出来了，我手板心煎个鱼给他吃。”

当同事把这句话传给他时，反而坚定了他的信心：我非要把文章发表出来给人看看不可。于是，他又坚持了一年多，当创作到60多篇作品时，终于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影评文章。

而与新闻结缘，是在1982年，他用锯末粉作培养料，在一个小木盒里，试种出香菇后，把这长出香菇的木盒子抱到镇上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黑白照片。然后，又按照报纸上的消息写法，学着写了一篇香菇种植成功的消息，连同这张照片，寄给了重庆日报社。没想到三天后，他的第一篇新闻稿，连同照片，在《重庆日报》二版的左下角刊登出来了。

这第一篇新闻稿的成功，让他意识到，只要通过努力，就可能实现自己的记者梦。于是，便利用工作的间隙进行采访，利用晚上和周末写稿，向市以上新闻媒体投稿，每年都在市级以上媒体，刊播上百篇的新闻稿，并不断有作品获得当时的重庆新闻奖、四川新闻奖，还有一篇作品获得全国广播好新闻奖。青木关区委见他搞文化有所长，又聘他担任区文化站站长。

“田坎记者”的扶贫情

1993年底，重庆日报农村版《重庆农村报》在全市招聘农业记者，我当时任总编辑。由于我对罗成友非常了解，头脑里第一个想到的是罗成友。但按照招聘条件必须具备大专以上学历、30周岁以内、国家正式干部，这三个条件他都不具备。他只有初中学历，年龄已达40岁，而且还只是以农代干的文化站长。经报社党委同意，我们决定破格特招，并通过巴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金玲做工作，由巴县文化局给一名转干指标，将罗成友转为国家正式干部，把罗成友调到了重庆日报社。至此，罗成友实现了他的记者梦。

2010年，罗成友在永川区拦住一位下地干活的农民采访

1994年初，成为重庆农村报记者后的第一个春节前，农村报编辑部策划了一次“到农村看农民如何过年”的报道，罗成友被安排去綦江县。当他到綦江一个山村看到了当地农民比在电影里看到的旧社会农民的生活一样贫穷的状况后，回来写了一篇文章，刊出后受到“解放40多年了，哪还会有这样贫穷的地方”的质疑，他的心不平静了：农村、农民、农业成为了被人们错误理解的角落，作为一位农民的儿子，我一定要用手中的笔，为“三农”鼓与呼！

从1993年开始，国家实施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即用8年的时间，扶助7000万贫困人口脱贫。1994年，罗成友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到当时重庆唯一的省级贫困县潼南，对农村贫困进行了调查，第一次在《重庆农村报》上，公开报道了农村贫困的实际状况。在这组报道的后面，写了一篇心得文章《心灵的震撼》，希望扶助农村脱贫，从内心发出呼吁。在潼南，他还在桂花乡双坝村了解到一户母子仅靠一个南瓜过春节的穷景，之后，他连续5年，都要到这户贫困户家过年。

1997年，重庆直辖后，渝东南和渝东北都在全国18个连片贫困地区内。扶贫攻坚，成为重庆农村一项艰巨的任务。对这些贫困县，他特别的关注。

罗成友在农村院坝里采访农民

黔江区水市乡是一个国家级贫困乡。1996年8月初，重庆还未直辖即将代管之前，他就去采访了一次。随后的10年间，他先后三次进水市乡，用自己的笔，见证了这个乡公路的变化、产业的发展和农民吃、穿、住的变迁；巫山县庙堂乡，是一个解放后几十年基本上没有县领导踏足的地方。直辖之初，他与时任重庆日报总编助理的张小良，作为第一批记者走进了庙堂，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写出了一组深度报道和内参《穷乡庙堂纪实》，换来了市、县对这个乡的重点扶持；他所采写的“武隆模式”扶贫调研报道，受到了国家扶贫办的肯定。

罗成友在深入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民采访中，对贫困农民有一种特殊的情感。10多年前的一个春节前，垫江县一位处于困境中的吴大娘，给罗成友打来电话，反映自己因为患病，家庭困难，连过年都过不起了。接到这位大娘的电话后，罗成友立即与垫江县领导联系，希望当地帮助一下这位大娘。当地相关领导极为重视，到吴大娘家核实确实困难后，采取了救助措施，让她家过上了一个愉快的年，然后，又让吴大娘按政策，享受了低保。

在采访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民中，罗成友经常把身上的钱掏出来给贫困农民。有一次，他见到山区一位贫困农民穿得单薄，把自己穿在身上的毛衣也脱下来，送给这位农民。酉阳有一位读职高的学生刚进校，连生活费都没有，罗成友就主动扶助，一直帮扶到这位学生毕业……

“田坎记者”的移民情

三峡百万移民，是一道世界级的难题。

1997年2月底，罗成友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从长寿县开始，坐长途客车，登普通客轮，跑遍沿江各县，直到巫山县与湖北接界的长江边，首次对移民工作进行了全方位调研。每天要到当地找传真机发一篇移民工作的现场新闻回报社，第二天见报。回来后，他又写了一组共6篇的深度报道，在《重庆日报》上全方位地报道了三峡百万移民。

此后，他坚持每年都用10多天的时间，到三峡重庆库区进行一次深度采访，每次都写出一组深度调研报道，一直到2003年三峡水库135米蓄水好为止。

在把情怀洒给三峡移民中，罗成友所写的一批报道，也得到了肯定。他获得的第一个中国新闻奖，就是写的三峡移民；1997年，他的一篇深度移民报道，得到了时任重庆市委书记汪洋的批示。

“田坎记者”的田坎情

罗成友是一位从跑田坎的农村基层干部成长起来的记者，因而，对跑田坎有一种特别的情怀。他还以璧山县为点，常驻常跑璧山县采访调研。每年365天，大部分时间他都跑在农村的田坎上，在办公室很难见到他的人影。因而被称为“田坎记者”，还被誉为采写、研究“三农”问题的专家型记者。

2012年，罗成友在璧山大兴镇田坎上采访正在干话的农民

饿过肚子的罗成友，深知粮食的重要性。因而，在跑田坎中，他特别关注粮食生产。1998年，当时全国的媒体都在呼吁解决农民“卖粮难”，但他到农村田坎上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后，却发现从农村基层干部到农民，都出现了忽视粮食生产的状况。当时他就意识到，如果这种现象继续下去，有可能会又要饿肚子。于是，写了一篇《粮食生产松不得》的述评。这篇文章被中宣部阅评组认为：提出了一个值得引起全国重视的问题。

2007年6月，他到田坎上调查后，又发现一个问题：耕地撂荒现象。这是农民因种粮不赚钱，不愿种粮而造成的。为此，他又写了一篇《我市出现耕地撂荒现象》的文章，在《重庆日报》刊登后，时任重庆市委书记汪洋，批示市农业部门进行深入调查，拿出解决的办法。这篇文章又被中宣部阅评组认为：这提出了一个值得全国注意的问题。

在未取消农业税之前，农民负担可以说是导致党群、政群、干群关系对立的矛盾之一。罗成友在深入到当时开县的麻柳乡采访后，写出该乡通过“八步工作法”，较好地减轻农民负担的做法。稿子见报后，时任重庆市委书记黄镇东作出批示，这“八步工作法”，后被市委作为一种农村工作方法，在全市推广。

1997年，农村开始全面推开承包地流转的改革。罗成友到当时重庆市土地流转搞得最好的一个镇进行调研，发现了土地流转中一些需要重视的问题后，写出一个整版的调研报道《土地流转的喜与忧》。报道见报的当天，时任市委书记汪洋对这篇报道提出的问题作出批示，不仅要求妥善处理好相关问题，保护好农民的利益，还要求相关部门作出调研后，制定出相关的措施，确保这一改革的顺利进行。市里相关部门制定下发了关于完善土地流转的意见。

“田坎记者”罗成友的田坎情，已是一辈子的情结。在他退休后，也没有停止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和对农村改革的关注。就在退休后，他所写的一篇有关深化农村改革的作品还获得了中国新闻奖。

（作者为重庆日报报业集团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