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这个象征收获的秋天，我们开始了一场行走。

我们穿梭在全市各大专业院团和各个剧场之间，通过和声乐、曲艺、文学、文史、杂技等领域专家的深入交谈，追寻重庆文艺事业和新中国共同成长的光辉历程，努力还原在共和国70年的壮阔发展史诗中，重庆文艺事业砥砺前行的闪光轨迹，再一次印证在大历史的天空下，个体命运和家国命运的辩证关系。

今天，就请各位网友随着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记者的脚步，一起聆听文艺大咖们的故事——

“当你相信你做的是对的，你就不愿意浪费一分一秒。”——石黑一雄

你想象中的二胡演奏家是什么样子？

身穿朴素得甚至有些寒酸的长衫，扎成高髻的长发，趿拉着灰布鞋……

不少人脑子里可能会冒出瞎子阿炳的形象。

中国二胡协会副会长、重庆市歌剧院院长刘光宇却不是这样。

今年初，重庆市歌剧院(重庆交响乐团)“江山多娇”组合举办的情景音乐会《音乐的故事》隆重上演，让现场观众颇感“惊艳”。

表演中，作为“江山多娇”创始人和主要成员的刘光宇，演奏了二胡独奏《蚂蚁》。

悠扬风趣的音符，幽默诙谐的台风，用音乐描摹出渺小而有强大的蚂蚁团结协作、奋斗不止的进取精神。

通过“时髦”的形式进行“具象化”的音乐表达——这是刘光宇追求的目标。

初秋的一天，在市歌剧院午休时间，记者见到了刘光宇。

身材结实、满面红色的他，扎着一个小小的高髻。

然而，真正认识到刘光宇作为“二胡演奏家”的身份，却是在那一声“嘿！”之后——

“弦”上逐梦想

——“十七岁‘超龄’学琴，如无名师悉心教导和自身刻苦的习练，就绝不会有成功可能。”

“我从小就爱表演。”这是刘光宇的第一句话。

话音未落，刘光宇突然一声大喝：“嘿！”

记者吓得浑身一抖。

刘光宇坏笑道：“你看，这就是表演——表演的目的就是吸引。”

言罢，他又迅速回到了正题。

一开始，刘光宇学的是说唱艺术。

在四川五七艺校学习评书期间，因为练习过度，处于换声期的他“倒嗓”（声音沙哑）了。

对于一个说书人来说，这几乎是致命的打击。

无奈之下，毕业后被分配到重庆市曲艺团工作的刘光宇，接受了评书老师徐勍的建议，以17岁的“高龄”改学二胡。

通常情况下，学习一门乐器最好的年龄是4-5岁——刘光宇的确很“超龄”。

“如果要形容那时的我，就一个词‘灰头土脸’。”刘光宇苦笑道。

幸运的是，他先后遇到了七位老师。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第一位和最后一位。

刘光宇的二胡启蒙老师是国家一级演奏员、著名二胡演奏家夏元龙。

“在夏老师点拨下，原本要一个月才能领悟的演奏技巧，也许一天就搞定了。”刘光宇说。

然而，乐器演奏是一门严苛的学问，音量的轻重、音准的左右、音色的薄厚……每一个细节都会影响曲子的“质感”。

因此，要在二胡演奏上“搞出点名堂”，仅有名师指导还不够——更多的，还得自己“悟道”。

如果看过刘光宇的演奏练习，你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眼前并不是一个琴师，而更像是一个“拳师”。

每次练习，刘光宇都是赤膊上阵。

演奏开始前，他会一手握琴弓，一手抚琴身，气沉丹田，就如一尊雕像。

在琴弓摩擦琴弦的一瞬间，蓄积的气力奔涌而出，从指尖传递到琴弦。

伴随着或激越或婉转的旋律，他的呼吸、动作和整个身体都会以二胡为中心，有节奏地摇摆张弛，其劲道柔中有刚，就像在二胡旋律中辗转腾挪的太极高手。

夏天，汗水顺着他的手肘滴下，在座椅旁勾勒出两滩水渍；冬天，他会像剥洋葱般一件件脱去上衣，一直练习到浑身冒热气……

为赶上其他人的进度，刘光宇每天能练习12小时。

在这样的刻苦研习下，“高龄”初学者一点点后来居上，又逐渐一马当先。

1981年，在四川省举办的一场二胡比赛中，入行不满两年的刘光宇脱颖而出，获得了全省第二的好成绩。

这次胜利，让他从一个“自卑”的“高龄”初学者，变成了一个希望把二胡作为终身职业的追梦人。

“弦”上涌真情

——“恩师教会我的，不仅有演奏，还有做人。”

比赛结束后，刘光宇喜悦之余，也感到一丝惶恐。

“我获得的这点‘成绩’就像是海滩上的沙雕，一个浪头打过来就荡然无存。”

他必须成为“岩石”。

于是，他遍访名师，开始努力提升自己。

三年后，刘光宇遇到了他的最后一位老师——被法国媒体评价为“即使是休止符时，也有感情”的二胡大师闵惠芬。

当时，身患癌症的闵惠芬来重庆治病。

闻讯，仰慕闵惠芬已久的刘光宇带着女朋友找到医院，主动担负起照顾闵惠芬的责任。

其间，刘光宇逐渐与这位大师建立起深厚的情谊。

因为疾病，彼时闵惠芬的双眼已经失去神采，但她依旧保持着乐观。她会主动给小俩口讲笑话，常逗得他们开怀大笑。

朝夕相处间，他们的情谊渐渐深厚。

一天，闵惠芬突然给刘光宇说：“我要给你上课。”

刘光宇急忙拒绝：“我照顾您，是因为仰慕您的二胡技艺。经过这些日子的相处，我也把您当成了亲人。再说了，您的病还没好，可不能劳心劳力给我上课……”

虽然要求被拒，闵惠芬心里的念头却越发强烈。

那年盛夏，重庆市中区（今渝中区）解放碑。

一个面无血色的中年女人，一步一歇地挪动双脚，时不时停下找人问路，再一寸寸地挪向位于29中附近的重庆市曲艺团。

过了很久，女人终于挪进曲艺团大门，又一路询问着找到了刘光宇。

看到这个极度憔悴的女人，正在单位忙活的刘光宇呆若木鸡。

来者正是极度虚弱的闵惠芬。

“闵老师，您怎么来了？这么远的路，您是怎么走过来的？”刘光宇急忙冲过去，扶住闵惠芬，把几乎瘫倒的她扶到宿舍，让她躺在自己床上休息。

“我……来听你……拉二胡。”闵惠芬挤出一个苍白的笑容。

话音未落，刘光宇已泪如泉涌。

1984年夏天，刘光宇成了闵惠芬的关门弟子。

因为身体状况不断恶化，即使是上课，闵惠芬也只有能躺着。

一次上课，闵惠芬让他拉琴。

刘光宇拉了一曲他最拿手的《江河水》。

一曲演罢，闵惠芬问他：“你觉得你拉二胡有什么特点？”

刘光宇很有底气地说：“我的演奏力度大！”

闻言，闵惠芬虚弱地笑了：“让你听听什么叫‘二胡的力度’。”

说着，她挣扎着坐了起来，接过刘光宇的二胡，也演奏了一曲《江河水》。

当闵惠芬拉动琴弓摩擦琴弦的一瞬间，刘光宇只觉得耳膜一震，就像有万道雷光从闵惠芬指间迸射而出，又好似滔滔江水从琴弦中奔涌而来。

这才是真正的“江河水”的气势！

刘光宇被深深震撼了。

那一瞬间，他忽然发觉，自己离“优秀二胡演奏家”还差得很远。

不久，闵惠芬赴上海继续治疗，还带上了新收的徒弟。

恰逢上海有比赛，但闵惠芬的病情况并不乐观，刘光宇的赛前指导成了问题。

病房里面是不能拉琴的，好在闵惠芬有一个随身听，于是刘光宇就把自己练琴的声音录下来，放到随身听里给师父听。

每次播放完毕，刘光宇都要俯下身子，把耳朵贴在师父唇边，仔细辨别闵惠芬说了什么。

闵惠芬已经连震动声带的力气都没有了。她不断开合着嘴唇，唇齿间发出“嘶嘶”声，很慢很慢地告诉刘光宇，哪里需要加重，哪里应该减轻。

几乎每次走出病房，刘光宇都会躲在走廊里大哭一场。

在上海学习完即将分别时，闵慧芬在刘光宇的笔记本上题了字：“师生情，骨肉亲，天长地久。重继承，永开拓，同一目标。”

2019年，是刘光宇从事二胡教学的第28个年头，其门下弟子已经超过千人。

昔日恩师烙印在自己心底的“艺”和“情”，刘光宇通过二胡颤动的琴弦，一点点传授给了学生。

在传承二胡这项民族乐器的同时，已经成为重庆市歌剧院院长的刘光宇，也有了另一个更宏大的梦想。

“弦”上承血脉

——“作为民族乐器演奏者，我希望我们的民族乐器二胡也能成为世界乐器！为此，我愿意做那个‘吃螃蟹的人’，不管成功与否，但求恪尽绵薄之力。”

2018年4月，历经8年创作的跨界融合舞台剧《大禹治水》在重庆歌剧院隆重上演。

和别的舞台剧不同，这部戏的“演员”不全是人。

在这台剧里，扮演“大禹”“水”“山”等“主角”的，分别是中国传统乐器二胡、琵琶、竹笛。

这种用器乐扮演角色，让听觉视觉化，让音乐戏剧性、情节化的“跨界融合”表演形式，正是刘光宇琢磨出的创新表现方式。

当艺术有了一定积累，刘光宇开始琢磨一个更宏大的命题：二胡的使命是什么？手拿二胡的“我”的使命，又是什么？

引发他这种思考的，是自己身处的那个日益崛起的祖国。

“我们的国家正在崛起，我们的民族正在追求复兴的伟大梦想——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都要求文化的崛起和复兴！因此，我希望有朝一日，我们的二胡也能像钢琴、小提琴那样成为世界乐器！”

对刘光宇来说，这个“让二胡成为世界乐器”的目标，既是民族声乐工作者的梦想，也是这个群体的责任。

可是，古老的二胡要如何“走出去”对接世界？

经过思考和探索，刘光宇的回答是：“融合和创新。”

如何融合？怎样创新？

刘光宇说：“通过形式的融合创新，用和全球接轨的舞台表现手段对二胡演奏进行改良，以增加二胡的表现力，从而打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

按照这样的“战术路径”，他带领歌剧院的同事创作了二胡协奏曲《对话》——古老的二胡，第一次成为交响乐团的主角。

之后，他又创作了创新融合音乐剧《当查尔大师遇上赛马》，并在摩洛哥进行了一次成功“快闪”，让异国观众收获了来自东方的“惊喜”。

在新加坡，当刘光宇和同事们表演结束，观众们纷纷要求加演。

听完重庆市歌剧院的演奏，约旦亲王王妃感动地说：“这场表演让我永生难忘。”

截至2019年9月，刘光宇和同事们已经在全球70多个国家进行了演出，其创新演奏形式广获好评。

……

回到那个初秋的午后。

采访即将结束时，刘光宇这样总结自己40年从艺心路：“我是一个幸运儿。因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岁月，都有幸和这个国家、这个时代一起进步。未来，我和同事们会继续传承中国民乐艺术，用外国的形式，讲中国的故事，发出重庆的声音。”

言罢，他朝记者笑着挥了挥手，钻出会议室排练去了。

文/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见习记者 杜典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