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文艺网6月22日21时讯 今（22）日，由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中国新诗研究所联合主办的“新诗形式美学对话会”在重庆举行。来自安徽、福建、江苏、广东、山西、云南、西藏、四川以及重庆等九省市50余名学者和诗人参加学术研讨。

对话会主要围绕新诗的形式建设展开对话。吕进在题为《新诗诗体的双轨发展》的主题发言中指出，“在第一个百年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诗体重建上两个向度的努力‘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纵观新诗发展历史，自由诗迎来了长足的发展空间，但“自由诗急需提升，自由诗迄今没有形成公认的审美标准”，而格律体新诗的探索一直没有中断，“进入新世纪以来，从事格律体新诗探索的诗人和诗评家不仅没有断流，而且越来越多”。新诗的历史就是自由诗和格律诗双轨发展的历史，“中国读者在需要自由体新诗的同时，也需要格律体新诗”，未来新诗发展的“重头戏应该是‘立’：破格之后的创格。新诗诗体的合理生态应该是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的两立式结构，双峰对峙，双美对照，双轨发展。”

本次活动形成了真正的对话局面。首先，在新诗形式美学的总体性言论中，乔延凤认为新诗形式美学的要旨就是要“坚持中国新诗形式的规范与诗体多样性运用的原则”，不能让新诗形式放任自流，但也不能固守格律体或自由体的一端而忽视其他形似；何休倡议新诗的发展一定要注重“诗体意识”的养成，克服非诗化倾向；师运山认为新诗形式建设的要义是诗歌语言建设。第二，从学理上探讨新诗形式建设的必要性，比如黄永健从文化与哲学的维度分析了新诗形式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张中宇则从汉语及传播的角度出发，新诗若仅追求自由而缺乏锤炼与严整，其散漫的形式不利于它的高频传播和接受，因此必须注重新诗的形式建设。第三，在中国现代格律体新诗的形式美学讨论中，万龙生根据古之诗词发展的历史经验，认为现代格律诗应该朝“定型体”方向发展才会有突破；周琪认为格律体新诗并非只有整齐和工整的特点，它具有无限多样化的形式探索空间；陈仁德则从探讨了现代格律诗与中国古诗的承传和悖反关系；而余小曲认为应该发展格律体新诗，同时注意自由诗的形式规范；龙光复和阮化文分别就格律体新诗的实践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第四，也有从不同角度提出异见的，例如毛翰认为闻一多的“三美”主张难以成立，有很多理论破绽和实践误区；王珂的发言集中批判了不认可诗体建设的错误言论，指出今日诗坛的形式应该是多元化的；向天渊从自由诗与格律诗的理论博弈中得出结论，认为新诗形式建设不可能回归古典规范，只能是重建新标准；项兆斌在自由体和格律体之外指出，新诗形式建设应该朝着“民族化”方向发展，那就是它必须是属于新诗范畴、是现代中国的诗体、是一种独立存在的诗体。此外，杨四平、童龙超就诗歌的听觉艺术和音乐性做了发言，赵青山、王端诚就“花环体”和十四行诗这样的特殊诗体的形式美学做了发言，熊辉、杨开显就翻译诗歌与新诗形式的关系做了发言，董运生就现代汉诗的“留白”艺术做了发言，刘萱就诗歌创作过程中的形式要素做了经验交流。

本次“新诗形式美学对话会”上的发言既争锋相对，又相互补充融合，丰富了对新诗形式美学的认识，也为未来新诗形式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启示，是一次影响深远的诗学盛会。

据悉，新诗诞生已经百年，第二个百年的行程已经开始。但是新诗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至今还没有成熟。对此诗歌界认识有很大分歧，有一种观点是新诗以白话为语言载体，早期不可能有现成格律可资利用，但是应该建设适合现代汉语的新诗格律；而有一种认识是，不讲任何规则的自由诗就是新诗的形式，没有必要再谈新诗是形式建设，甚至认为这是“伪话题”。

对此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与本世纪初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新诗“二次革命”的主张，并得到了重庆有一大批诗人和诗论家的支持。今年2月成立的重庆市诗词学会格律体新诗研究院，4个月来做了大量工作，产生了一定影响。

（本文图片由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