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道坚

《华阳国志·巴志》明确记载巴国“其属有濮、賨、苴、奴、夷、蜑之蛮”，这一记载揭示了巴国并非单一族群政权，而是以核心统治族群为中心，融合多个土著与附属族群形成的多元联合体。这些族群在巴国疆域内各有分布、各担其职，既保持独特文化基因，又通过长期互动形成共生格局，共同塑造了巴文化的丰富内涵。本文结合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对巴国属下主要族群的分布、特征及互动关系进行系统探讨。

巴国属下核心族群的分布与文化特质

巴国属下族群多因地域、生计或习俗得名，分布于今川渝、鄂西、陕南、黔西北的广袤区域，形成“沿江聚居、边境设防”的空间格局，各群体文化特质与生存环境高度适配。

（一）濮人：巴地土著核心与农业基石

濮人是巴国境内分布最广、人口最多的“第一大族”，因来源复杂且分支众多被称为“百濮”，既有世居巴地的古老部族，也有从周边迁徙而来的支系。其分布以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汇流处为核心，今重庆合川、涪陵及四川宜宾一带是其聚居中心，这一区域水网密布、土壤肥沃，为濮人发展农业提供了天然条件。

作为巴国农业与手工业的核心承担者，濮人创造了成熟的稻作文明，合川唐家坝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稻作遗存，印证了其作为当地早期农耕开创者的地位。制陶与制盐是濮人手工业的代表，沙梁子遗址出土的夹砂灰陶、红褐陶罐釜，带有绳纹、网格纹等典型纹饰，展现了其精湛的制陶技艺；而遗址中发现的陶质盐锅残片，则佐证了文献中合川“蒲子盐”为濮人所制的记载。在文化习俗上，濮人流行崖葬与悬棺葬，信仰体系独特，部分文化元素通过后世仡佬族（濮人直系后裔）的“祭濮王”仪式得以延续。

（二）賨人：军事支柱与巴语核心载体

賨人又称“板楯蛮”，因作战时以木板为盾得名，是巴国最具战斗力的族群分支，其聚居区集中于嘉陵江中游、渠江两岸的川东北地区，今四川达州、巴中及重庆万州一带为核心区域，《舆地纪胜》明确记载“巴西宕渠，其人勇健好歌舞……古之賨国都”。

賨人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军事力量，《华阳国志》称其“天性劲勇”，早在周武王伐纣时便作为先锋参战，以“歌舞以凌殷人”的战前仪式彰显斗志，后又助汉高祖定三秦，因功获“户岁出賨钱口四十”的优待，被称为“白虎复夷”。作为巴国军事核心，賨人语言成为巴语的主导形态，声调丰富且军事、狩猎术语发达，与今藏缅语族的羌语、彝语存在词汇同源性。考古发现显示，达州罗家坝遗址出土的柳叶剑、弩机等青铜兵器，印证了其“尚武”特质。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对賨人与廪君巴人的关系存在争议，部分文献认为二者同源，但《后汉书》《通典》等均将“板楯蛮”（賨人）与“廪君蛮”分段记载，证实其为独立族群。

（三）苴人：巴蜀交界的文化中介

苴人是巴人分支与当地土著融合形成的族群，属百濮支系，其名称源于聚居的“苴地”，核心分布区在今四川广元与陕西汉中交界地带，地处巴、蜀两国边境，是巴国西部的战略屏障。这一地理位置使苴人天然成为巴蜀文化交流的中介，其文化呈现鲜明的“二元融合”特征：器物既有巴人青铜剑的凌厉风格，又兼具蜀国陶器的细腻纹饰，广元昭化遗址出土的器物充分印证了这一特质。

苴人与巴国的关系经历了从附属到疏离的转变。初期作为巴国属民承担边境防御职能，后因巴、蜀争夺资源转而与蜀国结盟，最终在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之战中率先被攻占，其族群逐渐融入秦文化体系。文献记载“仪贪巴、苴之富，因取巴”，可见苴地的富庶与战略重要性，而其“通巴蜀之语”的文化优势，也让巴国农业技术得以借助苴人向蜀地传播。

（四）奴人：南部边缘的濮系分支

奴人是巴国南部的小型附属族群，记载相对匮乏，推测为濮人分支或西南土著后裔，主要分布于今重庆南部綦江、南川及贵州北部遵义、铜仁一带，与濮人聚居区重叠但处于文化边缘。因人口较少且社会发展程度较低，奴人对巴国保持松散从属关系，仅需缴纳粮食、兽皮等贡赋，未深度参与巴国核心事务。

从文化特征看，奴人以原始农业与渔猎为生，器物风格与濮人高度相似但工艺更为简朴，未形成独立的文化标识，可视为“濮人文化的边缘形态”。由于缺乏专属考古遗址，其历史轨迹主要通过地域文化遗存推断，后世该区域仡佬族方言中保留的独特词汇，可能是奴人语言的残存痕迹。

（五）夷人：东部边境的多族泛称

“夷人”并非单一族群，而是巴国对东部边境多个土著群体的泛称，分布于今湖北恩施、宜昌及重庆东部区域，与楚国接壤。这一群体构成复杂，既包含濮人分支，也涵盖受楚文化影响的土著部族，形成“巴楚交融”的文化特色。

靠近巴国核心区的夷人部族使用巴语方言，向巴国缴纳贡赋；而边境地带的夷人则频繁与楚国互动，器物中出现楚简文字风格的刻画符号，甚至吸收楚语词汇。巴国灭亡后，部分夷人融入楚文化，其余则演变为汉魏时期“五溪蛮”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后世土家族的先民之一。其悬棺葬习俗与濮人一致，而祭祀仪式中又融入楚地巫风，展现了边缘族群的文化适应性。

（六）蜑人：水域生态的适应者

蜑人又称“蜒人”“蛋人”，属百濮支系，是长期生活在水域环境中的“水上族群”，主要分布于巫巴山地及清江流域，沿长江、嘉陵江、乌江两岸散居，以重庆涪陵、万州及湖北宜昌为聚居密集区。渔猎与航运是其核心生计方式，巴国向中原进贡的丹砂、鱼盐等物资，多由蜑人通过水路运输。

蜑人语言与其他族群差异显著，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词汇中“船”“鱼”“水神”等水上生活术语占比极高，与今壮族、侗族语言存在渊源。文化上，蜑人以船为家，住“干栏式”船屋，信仰水神并盛行“祀龙”仪式，其“民风彪悍”的特质使其在巴国水上防御中发挥重要作用。后世“疍家人”即为蜑人后裔，延续了其水上生活的文化基因。

族群互动：从多元并存到文化共生

巴国属下族群并非孤立发展，而是通过资源争夺、军事协作、文化交流形成复杂互动网络，最终构建起“核心主导、边缘协作”的共生体系，推动了巴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一）资源争夺与政治整合

巴国族群互动的初始动力源于资源分配。濮人占据的三江流域耕地与盐矿，成为巴人核心族群与賨人西迁的重要目标，早期“巴濮邻国，室家相贼”的冲突传说，印证了资源争夺的激烈性。但巴国统治者很快建立起有序的资源分配机制：濮人专注农业与制盐，賨人承担军事保卫，蜑人负责运输，苴人掌控边境贸易，通过各司其职实现资源高效利用。这种分工模式使巴国形成“盐粮为基、军事为盾、航运为脉”的经济体系，为其存续提供了保障。

（二）军事协作与族群认同

军事需求是族群凝聚的重要纽带。賨人作为核心军事力量，不仅承担对外征战任务，还与濮人、夷人组成联防体系：濮人提供后勤补给，夷人负责东部警戒，蜑人保障水上通道安全。周武王伐纣、抵御楚国等重大军事行动中，均能看到多族群协同作战的身影。长期军事协作促进了文化认同的形成，賨人信仰的白虎图腾逐渐传播至濮人、夷人群体，而濮人的稻作技术也被賨人、苴人广泛采用，这种文化共享强化了族群向心力。

（三）语言交融与文化互渗

语言互动是族群融合的核心表现。以賨人语言为基础的巴语成为族群交流的“通用语”，濮人、苴人语言中大量吸收军事、行政术语，蜑人、夷人则在贸易词汇中融入巴语元素。同时，文化习俗的互渗现象普遍：濮人的制陶技艺传入苴人区域，賨人的“巴渝舞”被其他族群效仿，蜑人的水上祭祀仪式影响了沿岸濮人。这种交融并非单向输出，而是多向互动——巴人从濮人处习得稻作技术，从蜑人处掌握航运经验，最终形成“你中有我”的文化格局。

族群归宿：融合中的文化传承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后，巴国政权消亡，但属下族群并未随之消失，而是通过三条路径完成历史转型：一是融入华夏文明，賨人、苴人因靠近中原，在秦汉郡县制推行中逐渐汉化，其语言习俗多被中原文化吸收；二是形成新的族群共同体，濮人、夷人等与其他部族融合，成为汉魏时期“五溪蛮”的主体，宋代以后逐步演化出土家族；三是保留族群特质，部分濮人、蜑人迁徙至西南山区，发展为仡佬族、疍家人等少数民族，延续了古老文化基因。

现代基因研究为族群传承提供了实证：四川罗姓家族的基因检测显示其遗传标记C-MF215856为賨人七姓后裔，2500年来未改籍迁徙，印证了賨人并非完全消失，而是以汉化形式延续血脉。而仡佬族的“折齿”习俗、土家族的“巴渝舞”遗存、疍家人的水上生活方式，共同构成了巴国族群文化的活态见证。

结语

巴国属下的濮、賨、苴、奴、夷、蜑等族群，以三江流域的地理格局为依托，形成“各有侧重、协同共生”的族群生态。濮人的农耕文明奠定经济基础，賨人的军事力量保障生存安全，苴人的文化中介促进交流融合，蜑人的水上技能拓展发展空间，夷人与奴人则充实了边缘治理体系。这些族群在数百年的互动中，既保持了“和而不同”的文化特质，又通过冲突与融合凝聚成巴文化共同体。

秦灭巴国后，这些族群虽走上不同的发展路径，但他们创造的文化基因并未湮灭，而是融入华夏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成为西南地域文化的重要源头。深入探讨巴国属下族群的历史，不仅能厘清西南民族演化的脉络，更能为理解中华文明“多元融合”的特质提供典型样本。

（作者简介：道坚，诗人、作家，重庆市九龙坡区人大代表、重庆市少数民族促进会副会长、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多所高校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