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扎实推进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相关文艺评论工作，有效发挥文艺评论在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重庆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与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组织开展系列文艺评论活动。

在正红旗下品味寻根

——评话剧《正红旗下》

文/张易驰

10月24日晚，北京人艺编导的《正红旗下》在重庆国泰进行了展演。这是时隔十余年北京人艺再次来到重庆。剧，是经典；演员，多是老艺术家。看完，不禁也想去老地方走走。

北碚，缙云山脚下，一条不大宽敞的街道，在1940年竟硬生生挤下了老舍、梁实秋、陶行知、陈望道、林语堂等大人物。他们或是从汉口，或是从北平，或是从南京……越过长江，跨过三峡，在炸弹溅起的冲天水柱中，在硝烟卷起的重重阴云里，踉跄来到重庆。老舍、梁实秋走得匆忙，甚至连家人都没来得及带。挥别自己的小家，只为了心中的国家。大家抱着战斗到底的信念，不愿留在沦陷区向日本人点头哈腰，做亡国奴。他们虽端不起枪，拉不了炮，却能在砚台上磨出刀锋的寒光，以笔墨为子弹，投身抗日，保家卫国。

老舍旧居，寂静而冷清，院子很小，屋子很窄，条件简陋。可就是在这样的平凡宅子里，却诞生了《四世同堂》这样的大部头作品。小屋外是一框矮矮的围墙，把小院围得四四方方，恰似全包围结构的国字。可是啊，老舍的“国”是复杂的。他是正红旗人，父亲是守卫皇城的旗兵，他是大清国人；后来清帝退位，他又成了民国人；在之后他又变成新中国人。可无论如何，他对国家，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未曾改变。

《正红旗下》是一部将家国命运贯穿于始终的作品，濮存昕老师在剧中饰演老舍。在他的讲述声中，大幕徐徐升起，骆驼队在铛铛的铃铛声中不紧不慢地走过，清王朝残灯末庙之际的北京城便悄然浮现于观众眼前。随后，老舍走到台前，开始缓缓讲述自己家中故事，视角一下由宏观拉至微观，从国拉向家。一幅幅灾难来临前旗人世俗百态的生活画卷便在舞台上徐徐展开。

一、京味儿——品人艺之根

故事从两位老太太开始。一个是老舍大姐的婆婆，好赊；另一个是老舍的姑母，好欺负兄弟媳妇。聚光灯往两人身上一打，舞台上就弥漫了京味。两老太太虽各自看对方不顺眼，见了面脸上却还是要挂着笑，礼数还是要讲的。在梆子敲击声中，二人动作上互尽礼节，嘴里却尽是阴阳怪气，很好地塑造出高傲、封建、却又似乎颇有家教的旗人老太太形象。

这京味儿，称得上是北京人艺的标志，也算得上是北京人艺的“根”。即便如此，要拿捏好老舍作品中的京味，仍是一种挑战。于道具而言，不是往剧本中加几处北京地名，加碗豆汁就有京味儿。这些只能算北京元素，远谈不上京味儿。只有从剧本、腔调、服装道具各个方面下功夫，让观众整个浸在北京城的特有氛围中，才算得上有京味儿。齐白石先生有言：“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然哉！不仅作画，艺术创作都是如此，倘若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完全复刻的生活，不光难登大雅之堂，还难以被不同地区的观众接受。所以，剧中的内容必须讲究取舍。《正红旗下》并没有把胡同，或是四合院直接丢在舞台上，而是只留瓦片屋顶。似，又不似。大大小小的屋顶在舞台上错落有致，没法一眼就说这是北京的屋顶，但又处处都像是北京的屋顶。无独有偶，姜文在电影《邪不压正》中也将屋顶当作了北平的特色，着重呈现。除了北京哪还有这样的屋顶？腔调亦如此，老舍的剧里没有北京话怎行？可是若剧中的对白尽是儿化音、吞音、连音，观众听感上就难以适应。故而在表演中进行了用京腔说普通话的处理。同是舞台艺术，京剧可是京味最浓的了。两位老太太见面时，动作上就借鉴了京剧中的台步，既显得有礼，又用日常生活中不可能使用的夸张动作，将两人表面和气背地相互看不顺眼的特征表现出来。些许细微处，见得真功夫。

《正红旗下》是人艺成立70周年的贺礼之作。冯远征导演直言，北京人艺开局在《龙须沟》，后又有了经典的《茶馆》，都是老舍的剧。如今北京人艺走到了一个新老交替的时期，北京人艺决定回归，不只是老舍，更是老舍背后的京味。《正红旗下》是一部大戏，改编续写的编剧李龙云先生也是京味作家。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要让京味延续又要与时俱进，这是北京人艺的寻根，也是寻根之基上的创新，是老根上绽出的新蕾。

二、舍味儿——探老舍之根

濮存昕老师说，这部剧中的老舍，不是报幕员，而是整个故事的参与者；不只是故事的叙述者，而是一直在那里的角色。老舍是这部剧的灵魂，像根须一样深扎在每个场景中。因此，想排好这部剧，就得好好地溯源，细细品味老舍作品的味儿。

老舍，是运用语言的大师。他不仅是用文字书写，而且是用文字的声韵书写，用北京旗人特有的声韵书写。这种特点成就了他作品里特有的“舍味儿”。老舍先生在北京人艺和其他作家都不一样，他来读剧本，亲自把握各个角色的语气。不单如此，老舍还写大鼓词，还写曲剧，北京曲剧就是在老舍先生的倡导下形成的剧种。这些创作无不基于老舍对唱词、相声这类语言艺术的研究，因而老舍也更乐意亲自去表述自己的语言。所以，其他人想要演得有“舍味儿”，谈何容易。他有气节，又有情趣；他不只是舞台上的一个人物，而且是声名斐然的人民艺术家。他的神与魂儿仅靠演技是演不出来的。那是阅尽人事之后自然而然的透彻与敞亮。况且舞台上还不止一个老舍，有中年的舍予，也有幼年的庆春。演员不但要以作者视角叙述，还要不时代入幼年的庆春，讲述自己的感受。甚至于打破时空间隔，以中年老舍的身份和已逝的老舍父亲、母亲、姑母等人交谈，何其容易。

可濮存昕老师不愧为老艺术家，多年从事文艺工作，也让濮老师有了老舍那遍览是非后的坦诚。濮老师又极其认真，为演好老舍，他极尽辛苦，找到了一段幸存下来的老舍讲话视频。靠着这一段视频去模仿，去揣测老舍的说话方式，去学习，去装扮老舍的形象。结果，化了妆，换了服，再往台上一站，一点儿也看不出来是濮存昕老师，真像是老舍穿越时空站在了台上，来和观众说会儿心里话。那一字一句的腔调，像是“呢”字要读成“内”，“落”字要读成“酪”，那么亲切，那么自然。虽然并未听过老舍讲话，但感觉那就是“舍味儿”。冥冥中已然认定，老舍就是这么说话的，或者说老舍就该着这么说话。

这“舍味儿”不单从老舍身上“嗅”得出，其他角色亦然。或许因是老舍亲戚，又或因是老舍笔下的人物，也多少沾上了点“舍味儿”。大姐的婆婆的咳声响亮而有趣，这不经意间的诙谐是“舍味儿”；姑母守寡多年，见了英俊的晚辈福海还忍不住要撒个娇，这对人性细腻的刻画也是“舍味儿”；还有那刺字时的混乱，联军枪炮如剁饺子馅儿的比喻，梆子的敲击声和对白音韵的和谐……都是“舍味儿”。“舍味儿”像根须一样扎在剧中，遍布处处，没有“舍味儿”的支撑，这部剧也就立不起来。

三、旗味儿——大清国的病根

再怎么说，《正红旗下》讲述的终究是一段痛苦的回忆。在这段回忆中，老舍死了父亲丢了家业，洋人打破国门进了京城，旗人丢了祖业当了亡国奴。这段回忆总不是个滋味儿。老舍虽不明说，但毕竟是对这滋味儿有过回味的。他对每个角色褒贬都不浮于词面，而隐于字里行间，这种似隐而露的笔法自然也被带进了剧里。

常疆老师曾透露他选取屋顶作为核心布景的深意，发生大灾时，像洪水啊什么的，人们总是聚在房顶上等待救援。当时大清已是祸水漫到屋顶的情景了，这些旗人却仍在房前遛鸟，拦着说书人要听书。他们受律法限制，不能自由就业，只能去当旗兵，领着饷银坐吃等死。这才有了荒诞的情形，像是拿老婆换了只快要断气儿的鸽子，给人替考，把驼子瘸子以优异成绩送入军队等。他们难道真的就两耳不闻窗外事，将自己束之房顶吗？他们对国家的危机难道一点儿感觉都没有吗？且不说有像福海这样觉醒的旗人，就是那些享乐者心里实际上也清楚。不然呐。您看定大爷是怎么决心管事儿，不让洋人欺负城里人的。管事的办法竟然是管洋人一顿饭，而且让洋人从后门进，羞辱他们，还要给洋人唱关云长忠孝仁义来臊死他们。在报国寺，一众旗人被洋人抽了嘴巴子想的不是反抗，而是自己再抽自己嘴巴，用自残的方式消解这种屈辱。他们也知道大清国已病入膏肓，可处于旗人的位置，背负着旗人的身份，他们不能觉醒，也不愿觉醒。只能喊出一次次无可奈何的跪安，然后继续装睡。这种有点儿家国情怀，可不敢改变；怀着平民尊严，却不敢反抗的拧巴是旗味儿。还有正翁和云翁，虽然好玩，可都不傻，大清国已是这幅光景，他们什么都做不了，什么也不能做。老舍大姐的婆婆整日以赊为乐，依仗着“铁杆庄稼”嘲笑说：“我欠了你们的日子，又欠不了你们的钱。不赊不白作旗人了吗？”姑母也说：“这一个姑母不欺负兄弟媳妇，那还算姑母吗？”这种装出有家教礼数貌似懂得道理，行为却又无比滑稽的拧巴，也是旗味儿。

这大清国的病根儿，可就在这拧巴的旗味儿上了。旗味儿不仅是旗人有，整个大清官场从上到下都弥漫着这样一种拧巴的旗味儿。打洋人，朝廷打不过；不打吧，洋人又欺人太甚。图强吧，违背祖宗之法；不图强吧，受洋人的委屈也丢祖宗的脸。变革吧，那是革自己的命；不变吧，洋人又会要了自己的命。在这极致的拧巴，极浓的旗味儿下，大清国上上下下都落下了病根。似乎也只能自我麻痹，在房顶上听听书，遛遛鸟，看看京城的夕阳，也看看大清国的夕阳。这正红旗的旗杆下，野蛮生长的，是名为旗人的寄生虫，寄生在大清国的残灯末庙里，吸食着大清国那所剩无几的灯油。这野蛮生长的寄生制度是大清国的病根儿。

坐在老舍故居，一种沧桑的悲凉涌上心头。这栋矗立了这么多年的名人故居，如今却是门庭冷落。四四方方的院落里，除了我和工作人员，竟然没有别的游客。苦笑，也无奈。当下是个快节奏的时代，大多数观众都渴望迅速从他们看的作品中汲取情绪价值。然而老舍的作品中，没有鲁迅那种硬狠狠的讽刺，也没有郁达夫那直了了的抒情。老舍，就像个老人，他只是淡淡地讲，把他经历的、看到的、想到的，向观众娓娓道来。老舍的作品是慢热的，轻盈的，甚至琐碎的，他不想去批判什么东西，也不想去表达自己的热爱。他只想轻声讲点故事，讲讲北京城里的大街小巷，讲讲旗人的人情冷暖，也夹杂着说说脚下的山河遇到的些许问题。他并非无意解答这些问题。他自认为只是一个文艺界的无名小卒，似乎找不到什么答案，也无能为力。老舍也称得上是现代文学的一条“根”了，我们是否应该粗暴地将时代浮躁当作借口，让这条“根”沉睡于忽视之中？就在两个街区外，我分明看见自然博物馆前门庭若市。也好，若是这里也门庭若市，也不适合我静下心来细细品味老舍和他的京味了。

阎肃说，这做人哪，天分，勤奋，缘分，本分。前三个可能能让你成为“大腕”，但只有加上了后一个才能成为大家。老舍无疑是大家，《正红旗下》是他本本分分写的，可终究还是没写完。

写作过程中，我也不时感慨。老舍虽不是重庆人，但毕竟在重庆也住了七八年，在这里写了《四世同堂》。北京人艺一众大佬曾经也为话剧《四世同堂》站过台。北京人艺这一趟竟与80多年前的老舍有些许相似，远离北京，来到山城，把优秀的作品带给重庆，也称得上是一种“寻根”了。

最后，借剧中老舍的一句台词结尾吧：“也不再说了，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可是我分明，又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些被遗忘的，被边缘的，被抛弃了的岁月，是我们的过去，是那个年间的历史。没有那个年间，哪有今儿个？我的这部自传体小说是想把我听到的，看到的我都记下，我不知道它有没有价值，这是我稀罕的。我的过去，我们的过去。但是我没有写完，好像再写下去比死还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