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扎实推进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相关文艺评论工作，有效发挥文艺评论在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重庆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与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组织开展系列文艺评论活动。

薪火传新韵：新时代“渝派”舞蹈创作的赓续与创新         

——基于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的观察

文/彭小希

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作为国家级艺术盛会，不仅展现了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多元面貌，也为地域艺术的创新表达提供了重要平台。重庆多部舞蹈作品在本届艺术节中精彩亮相，以独特的身体语言与美学追求，呈现出从“地域叙事”迈向“国家表达”的轨迹。这些作品既承载着抗战时期“新舞蹈”运动的红色基因，又以当代视野实现创造性转化，体现出“渝派”舞蹈在历史传承与时代创新之间的积极探索，为地域文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富有启示的实践样本。

一、溯源于烽火岁月的精神奠基

重庆舞蹈的当代转型，其精神源头可追溯至抗战时期的“新舞蹈”运动。重庆作为全面抗战爆发后的战时首都，其舞蹈艺术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起，便承载了超越地域的民族救亡使命。以吴晓邦、戴爱莲为代表的新中国舞蹈先驱们在此探索“新舞蹈”艺术，强调现实性、战斗性与民族性，为中国舞蹈注入了“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基因。在这一理念指引下，战时重庆的舞蹈创作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聚焦现实主义题材。1941年，吴晓邦、戴爱莲、盛婕三人“新舞踊表演会”在重庆举行，其中《血债》《空袭》等作品直接取材于重庆大轰炸的惨痛经历，用身体语言控诉法西斯暴行，凝聚抗战力量。二是追求“力”的美学表达。在同时期的舞蹈评论文献中，“力”字频繁出现，民众渴望在舞蹈中看到能够对抗现实暴力的强健体魄与不屈意志，这促使舞蹈家在创作中不断强化动作的力度、幅度与具有张力的构图和调度，使身体成为一种抗争的视觉隐喻。三是自觉追寻民族精神。尤其是戴爱莲带领学生深入民间采风，最终在重庆举办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不仅轰动整个中国，更从文化层面重塑了战时的民族认同与文化自信。尤为关键的是，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通过“新秧歌”这一身体媒介在重庆的创造性实践。戴爱莲带领育才学校师生，不仅将秧歌扭到了重庆各村镇，更创新性地与本地“打连厢”“彩龙船”等民间歌舞形式融合，创作出《朱大嫂送鸡蛋》等具有抗战大后方特色的秧歌剧，实现了从形式普及到思想提高的飞跃，成功将党的文艺思想播撒到抗战大后方民众心中。

可以说，全面抗战时期在重庆孕育的“新舞蹈”运动，不仅是一次应对民族危机的艺术回应，更是一场深刻的身体思想启蒙。它以“现实主义题材、力的美学、民族精神追寻”为三大支柱，以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为内核，通过“新秧歌”等实践成功实现了文艺大众化与本土化转型。

二、创化于时代现场的多元路径

可以说抗战大后方的舞蹈发展历史，如同不灭的薪火，为重庆舞蹈注入了“关注现实、服务人民、深扎民间、敢于创新”的基因，更为新时代的重庆舞蹈创作奠定了深厚的艺术根基。以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中的7部重庆舞蹈作品为观测点可以看到，步入新时代的重庆舞蹈在继承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分别从历史、文化与现实三个维度形成了三条清晰可辨的创作路径，实现了对巴渝文脉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其一是历史资源的当代活化与叙事创新。这一创作路径超越了对历史事件与人物的线性叙述与符号化颂扬，转而深入其精神内核，赋予历史资源以新的艺术生命与情感冲击力，实现从“讲述历史”到“让历史在当代剧场中活过来”的转变。

该路径在《杜甫》《归来红菱艳》《永生》三部作品中得到了多维度的精彩呈现。角逐“文华剧目奖”的舞剧《杜甫》摒弃了传统的生平编年史结构，以极具象征意味的“块状”结构，将杜甫的文人风骨与家国忧思，从文学意象转化为极具张力的身体意象。该剧的成功在于其并非复述历史，而是通过身体的“诗化”，让一位千年之前的诗圣及其精神世界，在当代观众面前变得可感、可触、可共鸣。作为艺术节特邀参演的芭蕾舞剧《归来红菱艳》则聚焦于具体的历史人物——舞蹈家戴爱莲，但其“活化”策略在于文化符号的创造性转化与身体美学的时代对接。它将西方芭蕾的经典意象“红舞鞋”，从个人艺术追求的象征，成功转译为家国情怀与革命信仰的载体。更关键的是，编导将芭蕾艺术固有的“开绷直立”身体美学，与重庆城市精神中的“坚韧”“忠勇”进行了创造性融合。当女主角在敌机轰炸后以一连串高难度的“挥鞭转”傲然挺立时，足尖的每一次立起，都成为民族不屈意志的肉身化表达。

而入选“群星奖”终评的舞蹈作品《永生》则代表了历史资源活化的另一种创新路径，即历史语境的当代置换与表达形式的青年化转译。它取材于红岩英烈创办《挺进报》的革命史实，却大胆摒弃了传统的民族舞或古典舞语汇，转而采用充满爆发力的街舞语言。这种选择并非简单的形式猎奇，而是用当代青年最熟悉的身体语言演绎革命者的激情、坚守与牺牲，极大地消解了历史题材与年轻受众之间的审美隔阂。当《红梅赞》的经典旋律以电子音效重新编曲，与街舞的节奏律动同频共振时，红色基因便以一种全新的“潮范儿”实现了跨代际的传承。

其二是文化遗产的身体转译与文旅融合。这一创作路径侧重于将静态的、物质性的文化遗产，通过身体这一最鲜活的媒介进行动态解码与编码，使其在剧场中获得新生，并进一步延伸其文化产业价值，实现从“文物保护”到“文化生产”。另一部角逐“文华奖”的舞剧《天下大足》是此中的典范。《天下大足》将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叙述主体从“神佛”转向“工匠”，使凝固的宗教艺术瞬间回归到火热的人民劳动与情感生活之中。编导通过主人公“小福”的成长史诗，巧妙地将吹笛女、养鸡女等经典造像形象“镶嵌”于充满世俗情趣的生活场景里，生动揭示了“艺术源于生活”这一永恒命题，也暗喻了文化遗产的传承不再是遥远的使命，而是与每个个体息息相关的当代实践。超越剧场，《天下大足》还通过全国巡演与文创衍生品的开发，将舞台艺术转化为驱动地方文化生态链的核心动能，成为“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样本。

与之形成互补的是群舞《织卡织卡》。这部作品聚焦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西兰卡普”织锦技艺。舞者以身体为梭，以动作为线，通过细腻的手部语言与流畅的队形调度，在视觉上复现了经纬交织的工艺过程。它不仅是技艺的展示，更是将手工劳动中所蕴含的节奏感与秩序美，升华为身体劳作的美妙“诗篇”。《织卡织卡》与《天下大足》，一微观一宏阔，共同证明了重庆舞蹈将“文化遗存”转化为“文化资产”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创造性思维与艺术表达高度。

其三是现实关切的诗意表达与形式创新。此创作路径聚焦当下，其精髓在于从对现实生活的简单摹写，转而通过独特的艺术视角、精妙的意象提炼与跨界的形式探索，对社会议题进行审美提纯与哲学升华，实现从“记录现实”到“诗化现实”的飞跃。

“群星奖”另一入选作品《青山村》是这一范式的生动注脚。作品处理的是乡村振兴这一宏大主题，却选择了极具童真与想象力的视角——让孩子们化身“小蚂蚁”，通过灵巧的拟态动作，演绎生态治理后巴渝家园的勃勃生机。这种“童话+现实主义”的笔法，滤去了现实情景的复杂性，保留了其中最本质的生命力，使得主题表达既亲切可爱又意蕴深长。

与此相对，冲击“文华节目奖”的重庆芭蕾舞作品《惊鸿》则展现出形式美学创新的高度。它处理的“现实”是中国古典美学精神在当代的延续。作品用中国美学意象中的“惊鸿”置换了西方芭蕾经典中的“天鹅”原型，舞者在恪守芭蕾技术规范的同时，于身体与眼神中注入东方鸿雁的灵动与飘逸。这不再是简单的“中西结合”，而是在芭蕾的身体逻辑中，深度植入了中国花鸟画般的“生趣”与对瞬间之美的永恒观照。《惊鸿》标志着重庆舞蹈创作在解决“外来形式本土化”这一经典课题上，已从技术借鉴阶段迈入了文化根性交融的新境界。

三、赋能于未来发展的范式建构

新时代重庆舞蹈的创作实践，正在经历从地域特色表达向系统化范式建构的转型。这一转型首先体现为创作方法论的逐渐自觉：在处理历史资源时，通过“微观叙事”，将宏大历史命题转化为可感可触的生命经验；面对文化遗产时，运用“符号再生”的活化路径，使古老文明在当代剧场焕发新生；回应现实关切时，则通过“形式跨界”，实现对社会现实的审美超越。这种从“创作什么”到“如何创作”的方法论自觉，标志着重庆舞蹈创作逐步跨入了主体性建构的新阶段。

总体而言，“渝派”舞蹈美学的核心在于“现实精神”与“在地智慧”的辩证统一。源自抗战大后方舞蹈的现实主义传统，为创作提供了思想深度与时代温度，使作品始终与人民情感紧密相连；而发展成熟的“在地智慧”，则赋予其强大的主体性转化能力，能够将各类艺术资源置于重庆独特的文化语境中进行创造性转化，生成既植根本土又具有普遍意义的身体表达。这种动态开放的创作姿态，既确保了地域特质的鲜明性，又保持了向时代与世界开放的活力，构成“渝派”舞蹈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也彰显出“渝派”舞蹈在文化建构层面的深远意义——舞蹈艺术不再仅仅是观赏对象，而是转化为激活地方文化记忆、驱动文旅融合发展、参与社会美育建设的重要动能。

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在川渝的成功举办，为重庆舞蹈的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相信未来的重庆舞蹈，将在赓续“新舞蹈”运动精神基因、立足“渝派”新范式的基础上，以更宏阔的历史视野审视自身，以更锐意的精神探索艺术本体，在中国艺术高质量发展中贡献独特的“重庆样本”。

（作者系重庆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副教授，重庆市沙坪坝区舞蹈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