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杂文样式之由来、发展，有着漫长的历史。起码有一点可以肯定，我国用文言文写类似“杂文”的，大约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就盛行；后来如唐代韩愈的《师说》、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元末明初刘基的《卖柑者言》，一直到清代偌多的杂文，可称为“古时代的杂文”吧。

从20世纪初叶新文化运动开始，以“白话文”或半白话半文言用以抨击、鞭笞、讽刺等等为形式的短小精悍文字已经不少，至少《新青年》杂志常有；到了鲁迅为代表的杂文作者群，则把杂文推到了彼时之巅峰。这些，应当归于“近代时期的杂文”吧。

新中国成立后，杂文（如邓拓等为代表）及漫画式杂文（华君武等为代表），人们也喜闻乐见，一时繁荣昌盛，不过，其间或其后走过不少弯路，甚至被曲解而挨了不少“闷棒”。显然，从主客观标准而论之，这些，或许算得上是“新中国杂文试水期”。

改革开放以后。思想解放，桎梏解开，有了众昏独醒者，有了所见略同者，有了深沉思考者，于是纷纷起而激浊扬清、鞭笞假丑恶弘扬真善美，只要没有触碰底线、高压线，杂文创作依然势头未减、杂文依然被人们所喜爱。如很多党报辟有杂文、随笔、言论类专栏，如《中国青年报》的“求实篇”；杂文更是成为各地都市报副刊之“招牌菜”而琳琅满目，如《重庆晚报》的“杂花树”，等等。始终顽强生存着的《重庆杂文报》以及河北的《杂文月刊》等等，依然独树一帜，乃领导者、编者、作者、读者共同努力呵护的结果，难能可贵。这些，算是“改革开放杂文探索期”吧！

“新时代的杂文”，其显著特征在于也必须在于：不仅仅是考虑杂文这个体裁能否“生存”或如何“生存”的问题；更要关注的是，杂文能否紧紧跟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大发展，乃至让杂文重新被世人所喜闻乐见，甚至成为执政党为着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也求之不得的“匕首、投枪、解剖刀”，那才叫切切实实与时代合拍了；再大言不惭一点来说吧，杂文这种体裁，不仅要做引领新时代潮流之舆情的“披荆斩棘”者，更要自觉地、诚心诚意地正确面对新时代曲折、复杂的前进道路；而不能仅仅做个图一时“口舌之快”，当了别人尾巴或被别人当了枪使那种“脑残”代言人，于是只满足于当个浅层次“吐吐槽”“发发牢骚”“人云亦云”“打打嘴炮”的“二货”！

“杂文的新时代”，依愚者判断，“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所显山露水出来的各种杂文题材，必将层出不穷！远的不说，单单是近期从武汉、湖北再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全国人民众志成城阻击“新冠肺炎病毒”那气壮山河的场面、人物、事件等等，就有太多值得去发现、去挖掘或褒或贬或赞或叹的喜怒哀乐题材了，一定会让杂文作者、发烧友们有“写，都写不过来”的感觉！何至于还有其他更多、更深远、更厚实、更丰富的政治、经济、社会、脱贫、法制、教育、民生、生态、防疫等方方面面，要害在于杂文作者能不能懂世情、知国情、晓民情，上能“搭天线”理解中央精神，下能“接地气”深谙群众冷暖痛痒再加上正确思考与独立判读。于是乎，“杂文的新时代”不用说是一片光明前景。

文/徐宗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