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小玉 潘昱竹

高尔基曾说：“历史是用激情和痛苦创造的。”新闻报纸，正是这样一面凝聚着激情与痛苦的时代之镜，映照出近代中国的风云流转。然而，这面“镜子”从何而来？又如何漂洋过海，从一个西方的“舶来品”，逐渐嵌入中国社会？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国际著名研究学者、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梅嘉乐教授著的《报为中用？上海新闻媒体的影响力、定位与变革（1872—1912）》（以下简称为《报为中用？》）一书，带领我们回到历史真实的发生之地。本书讲述的并非“西风东渐”的简单移植，而是一粒名为“报纸”的种子，如何落入华夏文明的土壤，在风雨中主动调适、创造性转化，最终长成支撑民族发展的参天大树。

嫁接之木：作为文明对话的媒介转译

最初的报纸，犹如一粒远渡重洋的异域种子，若直接撒入东方土壤，恐难破土成苗。《报为中用？》聚焦媒介本身，揭示了《申报》如何通过精心嫁接，让这株外来幼苗在本土文化的根系上重获新生。

《申报》的创办者美查，恰似一位深谙嫁接之道的园丁。他深知，新的生命必须接续地脉方能萌发。于是，一场自觉的“文化转译”就此展开。时间上，报纸摒弃西历，沿袭中国特有的上中下旬纪法；版式结构上，暗含八股文的“破题”“承题”“起讲”等写作模式；体裁上，广泛刊登笔记小品、竹枝词乃至章回体小说等传统文学形式。社论中的新鲜观点，被巧妙地织入孔孟先贤的言语外衣；圣人之言的援引，让变革主张听起来像是对传统的回归与再发现；清朝《京报》内容的转载，更在庙堂与江湖之间，架起了一座前所未有的信息桥梁，将原本局限于官僚阶层内部流通的信息，首次面向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开放。

《申报》披着熟悉的“文化旧袍”，悄然消解了读者面对新媒介时的陌生与戒备。但这绝非简单的“旧瓶装新酒”，而是一次充满自觉的创造性转化。外来的报纸，由此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沃土，不仅成为中国人观察世界的窗口，更作为一株成功嫁接的文化之木，在东方大地上开枝散叶，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新闻传播时代。

抽枝散叶：作为社会催化剂的报纸功能

当“嫁接之木”成功扎根，《申报》这棵文化之树便开始舒展枝叶，以其蓬勃的生命力塑造着近代中国的精神生态。

其一，培育女性读者，拓展公共领域的边界。《申报》通过持续刊载女子教育、家政新知与诗词创作，并开辟婚姻、教育等公共讨论空间，将女性引入公共阅读领域。当闺阁笔墨化作报章文字，当私房话题成为公众议题，“内言不出”的界限便被悄然打破。报纸如同一座无形的桥梁，连接起私密空间与公共领域，不仅重塑了女性的自我认知，更拓展了公共话语的边界。

其二，形塑都市人格，上海“多重人格”的生成。在租界林立的上海，《申报》以其包罗万象的内容——从商业行情到洋场趣闻，从科举讯息到海外见闻，深度塑造了都市人的“多重人格”。在这里，传统士人可与西学爱好者并存，守旧儒生能与新派买办对话。这种看似矛盾的身份组合，实则是上海人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形成的生存智慧，它既体现了都市人的身份调适，也折射出开放与转型时期特有的精神张力。

其三，建构民族主义，唤醒沉睡的共同体意识。如通过报道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等重大事件，《申报》将抽象的“国家”概念，转化为读者可视可听可感的真实场域。当战况消息、条约内容、评论文章日复一日地出现在版面上时，“同呼吸、共命运”的集体情感被悄然唤醒。报纸让散居各地的陌生人得以联想彼此的血脉相连，这种通过日常阅读建构的共同体意识，为近代中国的民族觉醒奠定了深厚基础。

躬耕学海：中西结合的“大循环”之思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当代，新闻传播领域却呈现出与《申报》时代迥异的景观。放眼当下的学术场，充斥着来自西方的理论概念与研究方法，它们虽拓展了认知边界，却难以真正扎根于中国土壤，长成参天大树。新闻传播学需要立足本土，开阔视野，采用中西结合的“大循环”之思，避免沉溺于“以西释中”的“失语”与“失声”的困境。正如贺雪峰教授所警示的，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陷入了与西方理论对话的“小循环”，而忽视了扎根中国大地的“大循环”。

在此语境下，德国学者梅嘉乐所著《报为中用？》的研究尤显珍贵。她把研究的视域聚焦在中国上海这座开放城市的新闻媒体上，而《申报》就是她重点剖析的典型案例。她详细梳理了《申报》从1872年到1912年的发展源头、影响力、定位与变革发展。从本书附录所列参考文献长达55页，《申报》文章条目与索引占22页，这一细节足见作者沉潜史料、尊重语境的扎实学风。作为异域学者，梅嘉乐却能深入近代中国新闻史的具体脉络，细致梳理《申报》如何在中华文明的土壤中完成创造性转化。这种研究实践本身，便是对当前学界过度依赖西方概念体系的有力回应。当外国学者尚且能够沉入中国历史场域，以沉潜姿态探寻中国报纸发展走向的独特逻辑时，中国学者更应当反思：我们是否在追逐西方理论新潮的过程中，渐渐丢失了躬耕泥土的学术传统？

学术研究也需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中国新闻学的未来，呼唤的不是对西方概念的亦步亦趋，而是立足中国本土的实际问题；不是书斋里的空泛论道，而是扎根田野大地的理实创新。当更多学者能如梅嘉乐教授研究《申报》一般沉潜历史，在扎实的文献与火热的实践中找寻真问题，中国新闻传播学才能构建起自身的理论大厦，形成真正理解中国经验、阐释中国道路的概念与理论体系，这才有望不负历史、不负时代、不负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