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黑的舞台上，几道亮光突然开启，一架巨大的银白色天梯展现在观众面前，天梯尽头格外耀眼，那是一扇充满阳光的门。孤独的“萍”脱去旗袍，露出延安出发时的装束，整理好衣襟，拾一朵小花，拖着疲惫的身体，迈着坚毅的步伐，一步一步向上走去。那是她心中的理想之门、自由之门、胜利之门……行到中途，“萍”停了下来。在一片大红底幕的映衬下，她缓缓转过身来，无数道金光从她身后射向舞台上空，充满青春、充满自信、充满向往的脸庞露出圣洁而清纯的笑容，焕发出绚丽而动人的光彩。“砰——”突然一声枪响，舞台瞬间陷入一片漆黑，美丽而真实的“萍”就这样永远定格在观众脑海之中……

这是重庆歌舞团以红岩英烈张露萍为原型改编的红色舞剧《绝对考验》最后落幕的情景。演出大厅在短暂的寂静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张露萍是谁？她又是一位怎样的革命者呢？张露萍本名余家英，1921年出生于四川省崇庆县（今崇州市），抗战初期在成都上中学时便接受了进步思想。1937年底经四川党组织安排以“黎琳”的身份前往革命圣地延安，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正处于最艰难的时刻，但国民党顽固派却置民族大义和国共合作大好局面于不顾，公然在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提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中共中央坚持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于同年2月设立了中央社会部，挑选培训情报侦察干部，开展反摩擦、反渗透、反破坏、反颠覆活动，保护党的中央和各级组织，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正是在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黎琳”被派回四川开展地下工作，接受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和叶剑英的领导。1939年11月，年方十八的黎琳“突然”告别了新婚不久的爱人，来到重庆。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化名为“张露萍”，以此前已秘密入党的军统局电讯处科员张蔚林妹妹的身份担任联络员，同时任军统局地下特支书记，领导张蔚林等“牛角沱七人小组”。从此，她与延安的一切身份、一切关系完全断绝。从1939年底到1940年春，她领导着“七人小组”，多次获得重要情报并及时转报中央，消除了敌特潜伏隐患。但也因此引起军统高层的注意，军统不断加大对内部人员的监视、审查力度。1940年4月，特支组织遭到彻底破坏，张露萍、张蔚林等人全部被捕，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高层的“军统电台案”。张露萍、张蔚林等人在狱中矢口否认自己的党员身份，对组织机密不吐分毫。无奈之下，军统只好以“与地下组织有联系”为由将几人长期关押，直到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7月，将他们秘密杀害于贵州息烽。

由于残酷的隐秘战线需要和特殊的政治斗争形势，张露萍的真实身份高度保密，除叶剑英等少数几名南方局领导外，很少人知道她的真实情况。就这样，一直被不明真相的同志误解、背负骂名的张露萍就如同石沉大海，人间蒸发。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当年息烽集中营狱友的呼吁和叶剑英、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的证实、指示下，张露萍等人的事迹才真相大白。1983年，四川省委追认张露萍等七人为革命烈士，英魂得以告慰。

面临最大的危险，忍受最深的孤独，以最不屑的角色示人，以最诚挚的忠心对党，战斗在隐蔽战线最前沿，潜伏在黑暗泥潭最深处，这，就是真实的张露萍，一名义薄云天的孤胆女英雄、一位荡气回肠的红色女特工。

近二十年来，随着张露萍事迹的广为流传，以之为原型创作的电影、电视剧、京剧、话剧、曲艺等多种文艺作品也不断面世。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首次以舞剧的形式来演绎这名红色特工的英勇事迹，足见重庆舞蹈人的担当与匠心。

舞剧是以舞蹈为主要叙事方式的戏剧。任何一门艺术，既有自身的优势，必然也存在短板。从优势而论，舞蹈是一种最原始的艺术形态，是人类共通的艺术，也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大众化艺术形式，优美、新颖、精准的舞姿能迅速抓住观众的眼球，引起强烈的情感共鸣，从而实现艺术表达的传递。从短板来讲，由于舞蹈重形轻声，观众主要是通过舞者的肢体语言领会其表达意图，在观赏作品时难以充分发挥听觉的感知功能，一旦出现视觉误差，就会产生盲读甚至误读，增加观众对作品的品鉴难度。这也对编导、舞者在肢体语言、舞蹈动作的精准性方面提出严峻考验。

在舞剧《绝对考验》中，主角“萍”显然不是张露萍的简单还原。创作团队聚焦张露萍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和事业中最精彩的篇章，结合舞剧艺术的内在要求，通过合理的想象，赋予主人公更加丰富的人生内容。比如让“萍”成为一名年轻母亲，正所谓“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多一个母亲的身份肩上就多一份责任，使舞台上的“萍”更加妩媚、更加柔情，同时也更加刚强、更加坚毅。这样的角色定位，不但扩展了人性内涵，更能让观众感受到革命者“萍”与丈夫、孩子匆匆离别时的极度痛楚，潜伏时的极度孤独和入狱后的极度忧伤，更加让观众感受到主人公舍小家为大家、敢于斗争、敢于牺牲的革命情怀和高贵品质。剧中的“萍”为了潜伏工作的需要，还迫使自己转变为一名交际花，混迹于灯红酒绿之际，穿梭于凶神恶煞之间。这一身份的设置，既符合剧情的要求，更能通过人物在自我身份转换时内心从抵触、挣扎到最终接受这一过程的艺术表达，使剧中人物更加丰满、更加可信，同时更能让观众走进角色的内心世界，充分感受革命者的崇高与伟大。总之，作品中通过“萍”人生中特定时段多身份、多角度的艺术展现，比较完整地塑造了一位年轻女性红色特工的人物形象，作品在演绎过程中彰显出思想性。观众通过对艺术作品的品鉴，实现了崇尚英雄、敬仰英雄的预期，达到了自我教育、自我净化的目的，从而使作品的社会价值得以充分实现。

就作品的艺术性而言，个人认为该剧主要体现“简、精、细”三方面特色。

一是作品结构简洁。纵观整部作品，约九十分钟的演出时段，主要围绕“萍”离开延安、重庆潜伏、地下斗争、被捕入狱、狱友误会、壮烈牺牲等几个片段展开，按一个主角、一条主线、一个故事、一种顺序的结构设计情节、安排人物、编排舞蹈。整个作品结构简洁、故事单纯、人物精干、脉络清楚、逻辑严密，按照时空的变化逐步推进，最大限度地回避了舞剧不善叙事的短板。

二是人物刻画精巧。作品中除了主角“萍”外，还设置了丈夫“清”、狱友“梅姐”、特务头目“K长官”和“副官”等角色，每个角色都有相对独特的表现方式，成为衬托、丰富主角的重要依托。延安生活的青春欢乐，离别时的依依不舍，初入交际圈的内心纠结，对敌斗争的勇敢机智，入狱后的大义凛然，被误解时的难言之痛，牺牲时的从容不迫……创作者对“萍”的人物刻画是在线性的叙述过程中，通过关键节点和重要场面不断累积叠加，最后立体化地呈现出来的。

三是舞蹈语言细腻。该作品充分运用各种舞蹈语言讲述故事，表演形式上有独舞、双人舞和群舞，表演类型上有民族舞蹈、国标交谊舞、芭蕾舞、现代舞蹈，甚至还加入了一些传统戏剧元素等。在群舞的运用上，体现延安生活的欢快时，选用充满地域风情的陕北秧歌和腰鼓，营造了欢快激昂的氛围；在表现敌特凶险愚笨时，采用的动作僵硬机械、表情阴森、姿态乖张，如木偶舞一般。同样是双人舞，在与丈夫孩子离别时，用充满民族风情的舞蹈，二人时分时合，含情脉脉，依依不舍，表现出无限的爱恋亲情；在展现对敌斗争时，用交谊舞的方式，“萍”与“K长官”虽貌似舞伴，实为对手，面对“K长官”的反复试探、步步紧逼，“萍”机智腾挪、虚与委蛇，没让对手占到一点便宜，表达了坚定的斗争精神；在想象与丈夫重逢时，芭蕾舞姿大开大合的优美表演，充分表现二人被现实隔阂形成误解而内心又紧紧相依的情感状态。在周公馆门口那场戏也很有看点，街边茶馆中两桌茶客，一桌是军统特务，正监视“萍”是否进入周公馆，欲争大功；一桌是我党的地下安全人员，为地下工作者提供必要的保护。见“萍”向周公馆门口走去，双方都显得紧张不安，虽然外部表象趋同，但内心想法迥异，直到“萍”若无其事地径直走过，双方才露出大相径庭的表情。这种同一场景的对比化表演设计，极具戏剧性、观赏性。

作品中随处可见细节，比如在酒吧偶遇熟人“梅姐”，“萍”伸手堵住对方的嘴的动作。在监狱中被同志误解，“梅姐”反复让其说出真相，“萍”欲言又止的表情。“萍”随身携带的虎头帽，在牺牲前脱去旗袍、展露延安时的装束，最后回眸一笑，等等。这些细节让人物更加丰满，使革命者“萍”的形象不但高高地立在了舞台上，更巍巍地立在了观众心目中。

除了上述特色外，作品在舞美设计和背景音乐的选择方面也多有可圈可点之处。每一次换场都通过不同的道具、背景、灯光及音乐，渲染不同的感官色彩，营造不同的时空氛围，构成不同的审美意象，鲜明地烘托了创作主旨，有力地推动着剧情的发展。

当然，从更高要求的角度来讲，该作品也有值得进一步打磨、改进之处。比如那场兴高采烈、热闹非凡的“火锅舞”，如果作为一个独立的舞蹈作品是非常有创意的，但将它放在国难当头和白色恐怖笼罩的山城，这种欢快氛围与地下工作者即将被抓捕的紧张局面显得很不合拍，让人产生思维脱节的感觉，甚至有些“断片儿”。另外，此剧借鉴影视字幕的手法，便于展示剧情，但仍显不够。比如唯一贯穿全剧的配角“梅姐”，身份一直令观众无法准确理解，很有必要对该角色的情况做简略交待，以帮助观众解读。

“她选择牺牲小我，成就大我，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永续传承。我所做的只是用舞蹈的方式把她讲述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张露萍’这个人，在那个时代众多英烈中依然发出耀眼光芒的一位普通而又特殊的女英雄。”剧中“萍”的主演、重庆歌舞团青年演员彭小瑜对我这样说。

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英雄是民族的脊梁，是国家的砥柱，是时代的楷模，他们来自大众又召引大众。讴歌英雄、赞美英雄、致敬英雄，既是时代向文艺工作者提出的要求，更是文艺工作者应当履行的时代责任。

作者：卫洪，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评协会员、理事，重庆市文联文艺工作部主任，重庆市评协原副主席兼秘书长

舞台剧照由重庆歌舞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