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赖永勤

在重庆南山黄桷垭的重庆中药研究院博物馆大厅正中，摆放着一樽李时珍塑像，前来参观的人，面对着她们心中的神，内心充满着无限的感慨。她们同时也很感谢这位雕塑家塑造出的“药圣”形象，让500多年前的李时珍穿越时光的隧道，永远地留在这里，定格在她们心中。其实，她们并不知道，这樽塑像的作者，是一位时年还不满30岁，在山野田埂上长大的女雕塑家。

雕塑家叫杨红英，生长在长寿区葛兰一个偏僻的乡村里。那时，贫穷是每个农民都无法回避的现实，而杨红英的家庭不仅面临着贫穷，还面临着病痛，“奶奶有肺结核，妈妈有心脏病，经常是奶奶在病床上咳嗽不止，母亲在一旁疼痛难忍。”尽管家里一贫如洗，父母也没有多少文化，却偏偏生了一个对美术痴迷无比的女儿，“我小时候看到什么就画什么，没有笔和纸，就拿树枝在地上画，大人们都夸奖我画什么像什么。”

更使人想不到的是，杨红英还会用泥巴捏各种小玩意，当大大小小的人人马马、四季果蔬从一双沾满泥土的小手纷纷“出笼”的时候，很让家里人和邻居们感到惊讶，“经常是爸爸在田里犁田，我带着弟弟在田坎上玩耍，为了哄弟弟不哭，我就用田里的泥巴为他捏各种小动物逗他玩，到爸爸犁田回家的时候，田坎上排起的鸡、鸭、牛、羊，就像一排游行的队伍。”

伴随着贫穷长大的杨红英当然不可能像其他的孩子按部就班地学习，更不可能直接进入美术院校享受科班的教育，但艺术的天资却因岁月的流转更加显现。她的艺术天分首先被初中的美术老师认可，之后又被走乡串村的民间艺人发现，再之后又被左邻右舍的乡邻看中，并相继在乡间寺庙塑泥菩萨等活路中派上了用场。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19岁的红英决定远走他乡，用自己的“手艺”挣钱，为妈妈治病。

她首先来到了福州一家做泥塑玩具的工艺美术厂，为了争取到一份需要一定艺术含量而又报酬较高的工种，杨红英初试锋芒就如愿以偿，并得到了每月3000元的工资。尽管这在当时是很高的收入，一年以后，这周而复始的工序性操作还是让她感到了厌倦。特别是她看到厂子里的设计师，很多都是来自美术学院，她感到了和他们的距离，“凭点小悟性和小聪明，终究不能够成大气。”回到重庆，她咬咬牙，将自己从牙缝中省下的15000元交了学费，报考四川美院雕塑系。

在院校里，她开始系统接受素描、速写、色彩、透视等基础课程，同时也开始涉足美术史、美学理论等领域。“雕塑艺术不是要你塑得有多么逼真，而是要塑得有血有肉有灵魂。”在王官乙、龙德辉等雕塑系老教授的课堂上，杨红英渐渐明白了雕塑和工艺品完全是两回事，“是啊，工艺品塑造的只是表面，雕塑塑造的是灵魂。”从此以后，杨红英除了在“形似”下打牢基础，更在“神似”上狠下功夫，并向油画、国画等其它艺术里吸收营养。

2006年，杨红英极强的造型能力被著名女雕塑家江碧波看中，将其招到膝下的工作室当助手，并有幸有加入了朝天门历史名人馆这一重大的艺术项目。“为3000多年的200名重庆历史名人雕塑，是一个浩大的艺术工程，这些重庆历史名人，从古到今，角色各异，经历各异，在江老师的直接指导下创作这些人物，是交再多高的学费也得不到的学习机会。”更令杨红英感动的是，她在为这些名人塑像的时候，境界得到的升华：“我在做宋庆龄的塑像的时候，仿佛在和这位中国杰出的女性对话，她的境界，她的情操，就像一座无字的丰碑竖立在我的心中，我带着强烈的情感做好之后，得到了江老师的称赞。”

在江碧波身边工作的日子里，大大提高了她的自信。为此，她成立了自己的艺术工作室，专门从事雕塑及绘画艺术，同时将艺术的根牢牢地扎在故乡重庆。

已经在重庆雕塑界崭露头角的杨红英依旧保持着乡村女孩一样的质朴，在谈到她的处女座李时珍塑像时，她感慨地说到，“从我现在的水平来看，这樽作品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但它毕竟是我的处女作，并融入了我对生命的尊重，它在我心目中始终是有灵魂的。”说到这里，杨红英眼睛竟潮润了，“你如果与李时珍深邃而慈爱的目光对视片刻，会发现他的眼睛会说话，不信，你试试……”

作者：国家一级文学编辑、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全国百优广播电视理论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