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扎实推进第二十届群星奖相关文艺评论工作，有效发挥文艺评论在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重庆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与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组织开展系列文艺评论活动。

屋顶上的百年回望：北京人艺话剧《正红旗下》的美学表达

文/重庆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 邹俊星

10月24日晚，重庆国泰艺术中心的帷幕缓缓升起，北京人艺话剧《正红旗下》以一组流动的琉璃瓦屋顶意象，为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带来了一场穿越百年的历史回望。这部改编自老舍未竟遗作、由冯远征与闫锐联合执导的作品，作为第十八届文华奖参评剧目，延续了北京人艺七十余年积淀的演剧传统。从焦菊隐时代的美学根基到新时代的守正创新，该剧在山城的舞台上，铺展了一幅中国话剧美学传承与发展的生动画卷。

话剧民族化的百年积淀与当代诠释

中国话剧自诞生之初，便始终在“舶来形式”与“民族内核”的碰撞中寻找出路，而北京人艺创造的“演剧学派”正是这一探索的巅峰成就。话剧《正红旗下》的舞台呈现，处处可见对这一美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堪称对中国话剧百年民族化实践的浓缩诠释。

焦菊隐先生倡导的“现实主义与民族化相结合”理念，在该剧中得到了当代转化。正如冯远征所言，这部戏绝非《茶馆》的复制，却始终流淌着人艺的精神血脉。与《茶馆》通过固定场景实现“人像展览式”叙事不同，《正红旗下》采用家族叙事为核心的散点结构，却通过意象凝练实现了同样的历史穿透力。舞台上反复出现的红色屋顶，既是老北京的建筑符号，更是封建王朝的隐喻，其拆分与重组暗合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下的制度崩塌，这种将写实内容注入写意意象的处理，延续了“以形传神”的美学追求。

“家国同构”的叙事传统在剧中得到了深化表达。中国话剧自郭沫若《屈原》始，便形成了以个体命运映照民族命运的叙事传统，《正红旗下》将这一传统推向新高度。全剧以老舍出生前后的家族琐事为切口，通过“洗三”仪式的喧闹、旗人鸽哨的悠扬、城破时刻的恐慌等细节，编织出清末民初的社会图景。正如王一川所言，该剧以“一击两鸣法”透过家族衰败折射国家沦丧，使个人记忆与民族历史形成深刻共振，这种叙事策略正是对中国话剧“史传精神”的当代延续。

传统戏曲美学的创造性融入更彰显其美学底蕴。焦菊隐曾主张从戏曲中汲取“写意精神”，《正红旗下》则将这一理念转化为具体舞台语汇：八旗兵操练时采用戏曲武生的身段步法，配合阵型变换形成历史的荒诞感；“岳母刺字”的戏中戏以程式化动作与唱腔，与台下旗人的浑浑噩噩形成强烈反讽。这种融合并非简单嫁接，而是让戏曲元素服务于情感表达与主题呈现，实现了话剧美学与民族传统的深度契合，恰是中国话剧百年民族化探索的精髓所在。

传统叙事的现代转化与空间革新

面对老舍原著“人物三十余众、情节松散”的创作难题，冯远征与闫锐的编导团队以“守正创新”的智慧，在传统叙事框架与现代舞台语汇之间找到了完美平衡，展现出北京人艺新一代创作者的艺术思考。

叙事结构上，该剧创造性地构建了“双重视角”的叙述体系。濮存昕饰演的“老舍”既是历史的回望者，站在舞台边缘剖析人物命运；又是历史的参与者，步入场景与青年时代的父亲对话、与襁褓中的自己对视。这种“参与感”与“在场感”兼具的叙事设计，既解决了散点叙事的结构性难题，又构建了跨越时空的对话关系，使观众既能沉浸于历史场景，又能保持理性反思，实现了传统说书人叙事与现代间性叙事的有机融合。

舞台空间的重构堪称当代话剧写意美学的典范。摒弃京味话剧惯用的四合院实景，编导以大小不一的红色屋顶与琉璃瓦为核心意象，构建出高度凝练的空间体系。这些屋顶通过移动、组合与重叠，既完成了从家族院落、皇城根下到教堂门口的场景转换，堪比传统戏曲“一桌二椅”的空间弹性；又形成“站在高处俯视历史”的视觉效果，让观众得以窥见那些“被遗忘、被边缘的过去”。配合雾霭迷蒙的灯光设计与骆驼、风车等意象化道具，整个舞台成为虚实相生的艺术世界，将清末北京的市井风情与王朝末路的苍凉感渲染得淋漓尽致。

群像叙事的编排则延续了人艺的经典传统并有所突破。该剧通过十余场戏勾勒出三十余位鲜活人物：从蒙祖宗荫功的八旗贵族到勤俭持家的平民妇女，从投机钻营的市井小人到英勇殉国的底层士兵。编导采用“性格切片”的塑造方式，如梁丹妮饰演的姑妈以尖酸语调与灵动神态立住人物，王茜华塑造的大姐婆婆凭张扬诙谐的举止令人过目难忘，每个角色虽戏份有限却各有弧光。这种群像塑造既保持了传统京味戏的市井质感，又通过心理刻画的深化实现了人物的现代性解读。

人艺传统的代际传承与个性突破

北京人艺的表演体系历来以“体验为基、程式为用”著称，《正红旗下》老中青三代演员的精彩演绎，既延续了这一传统精髓，又注入了当代审美意识，展现出表演艺术的活态传承。

体验派表演的深度在核心角色塑造中尤为凸显。濮存昕对“老舍”一角的诠释，堪称人艺表演传统的当代范本。他并未陷入对作家的简单模仿，而是深入人物的精神内核：叙述历史时语调沉稳如历经沧桑的观察者，与父亲对话时眼神流露出跨越时空的孺慕之情，目睹旗人荒诞行径时嘴角的苦笑藏着悲悯与批判。这种表演既遵循了于是之等前辈“从生活出发”的原则，又通过与观众的直接对话构建情感连接，实现了"既是真实的他，又是戏剧塑造的他"的艺术效果。王刚饰演的云翁则展现了表演的动态生长性，从最初的悲愤交加到后期的自我解嘲，通过细节调整让观众洞悉末代王朝没落的必然性，这种基于深度体验的表演精进，正是人艺演员的职业追求。

京味语言的锤炼成为表演的点睛之笔。人艺演员向来以精准把握语言节奏著称，《正红旗下》的台词处理更见功力：福海二哥劝诫族人时的恳切语气藏着世故与通透，姑母与人争执时的儿化音透着尖酸与虚荣，云庭大舅抒发感慨时的抑扬顿挫暗含无奈与自嘲。这些语言细节并非简单的方言堆砌，而是与人物身份、性格深度绑定的艺术表达，延续了《茶馆》“千斤话白四两唱”的语言美学。老演员对京味语感的精准拿捏与青年演员的刻意揣摩形成呼应，在台词的轻重缓急间，老北京的市井气息与时代温度自然流淌。

程式化元素的融入为体验派表演注入新维度。编导大胆借鉴传统戏曲的表演范式，在关键场景形成艺术张力：八旗兵操练时采用戏曲武生的身段步法，整齐划一的动作既展现昔日荣光，又暗含虚耗本质；“岳母刺字”的戏中戏段落，演员以程式化的手势与唱腔，与台下旗人的麻木形成强烈反讽。这种程式化表演并非生硬嫁接，而是与演员的情感体验形成互补——当舒永寿战死前的写实表演与屋顶上象征性的旗幡舞动相结合，个人悲剧与时代悲剧产生共振，实现了“写实为体、写意为用”的表演境界。

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核与审美共鸣

作为北京人艺的标志性特色，“京味”在《正红旗下》中完成了从地域符号到精神内核的升维，形成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视野的“新京味儿”表达，回应了人艺对京味戏的当代探索。

京味风俗的呈现实现了从“展示”到“叙事”的转变。剧中的鸽哨盘旋声、“洗三”仪式的繁琐流程、旗人服饰的细节讲究等元素，不再是单纯的地域符号陈列，而是深度参与剧情推进与人物塑造的有机组成。“洗三”仪式的喧闹场景，既展现了老北京的民俗传统，更通过不同人物的言行举止，暴露家族内部的等级差异与利益纠葛；旗人“卖妻换鸽”的荒诞习俗，则成为批判旧宗法观念与面子文化的有力载体。这种将风俗融入叙事的处理，使京味从表层意象升华为主题表达的有机部分。

京味精神的诠释更具当代性与普遍性。老舍作品中的京味从来不止于地域风情，更蕴含着对人性、社会的深刻洞察，《正红旗下》精准捕捉了这一核心。剧中既有对旗人“讲究面子却失了里子”的批判，也有对底层民众善良坚韧的悲悯；既展现了老北京“熟人社会”的温情，也揭露了封建体制的腐朽。这种复杂的京味精神通过舞台呈现超越地域局限，让重庆观众同样能感受到人性的共通与历史的警示。正如濮存昕所言，该剧“突出人文关怀，没有地域的局限性，是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这种对京味精神内核的精准把握，使其获得跨地域的审美共鸣。

结语

当最后一片红色屋顶在重庆国泰艺术中心的舞台上缓缓合拢，濮存昕饰演的老舍那句"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的慨叹，穿越百年历史尘埃，引发全场静默。作为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的参评剧目，《正红旗下》的艺术实践不仅彰显了北京人艺的艺术追求，更为中国话剧的发展提供了深刻启示：传统并非僵化的模仿，而是可以通过当代转化获得新生的精神力量。

从《茶馆》到《正红旗下》，北京人艺用七十余年的实践证明，中国话剧的民族化道路，本质上是在传统土壤中培育现代精神的过程。《正红旗下》在山城的演出，让我们看到：当红色屋顶映照过皇城根下的晨光，又沐浴过长江之畔的夜色，中国话剧的民族之魂，正在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中不断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