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道坚

巴、蜀、苴三国是战国时期西南地区的核心政治力量，其关系演变深刻影响了西南地缘格局乃至秦国的统一进程。蜀国作为核心大国，地域辽阔，无法实现有效控制，便分封同宗苴国以扼守战略要冲；苴国在秦国巴国之间，作为蜀国的战略缓冲地带，借势崛起后转向联合巴国抗蜀，形成“蜀强、巴峙、苴叛”的三角制衡；最终三国均因秦国战略入侵而覆灭。本文结合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梳理三国关系的发展脉络，剖析地缘博弈的内在逻辑，揭示其在秦汉大一统进程中的历史意义。

一、分封制下的蜀苴同源与巴蜀并立

巴、蜀、苴三国的地缘格局奠定于西周至春秋时期，其初始关系由族群渊源、地理环境与政治制度共同塑造，呈现“蜀为核心、苴为藩属、巴蜀并立”的基本态势。

蜀国作为西南地区的文明核心，起源可追溯至蚕丛、鱼凫时期，至开明氏九世杜尚统治阶段达到国力鼎盛。其疆域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北抵汉中盆地，南及云贵北部，凭借发达的农耕文明与青铜技术成就西南霸业。巴国则联合秦楚，攻破庸国，得濮人故地，收编武陵蛮族，形成以今重庆为核心，活动于川东、渝东北及鄂西一带，受地理条件限制以渔猎与盐业为经济支柱，形成与蜀国迥异的文化体系。《尚书·牧誓》记载，巴、蜀均参与周武王伐纣之战，作为并列的“友邦冢君”出现，可见两国早期并无明确从属关系，而是同为周王朝分封的南方诸侯。

苴国的建立则源于蜀国的分封制度。公元前368年，蜀王杜尚灭亡昔阝、平周二国后，封其弟杜葭萌为汉中侯，在今四川广元昭化区建立苴国，都城设于吐费城。这一分封兼具战略与政治双重考量：地理上，苴国控制金牛道入川咽喉，北接秦国汉中郡，南扼蜀中门户，成为蜀国抵御北方威胁的军事屏障；政治上，既通过分封宗亲巩固对川北氐羌聚居区的统治，又可避免王室内部权力纷争。考古发现印证了苴国的藩属性质——广元出土的战国青铜戈铸有“苴侯”铭文，其器物形制与蜀国金沙遗址同类器物高度相似，显示出明确的文化从属关系。此时的苴国对蜀称臣纳贡，巴蜀仍维持着既竞争又共存的平衡，三国关系处于相对稳定的初始阶段。

二、苴国亲巴，三国制衡的形成

战国中期，随着各国实力消长与地缘需求变化，初始格局逐渐瓦解。苴国的政治转向成为关键变量，打破了蜀强巴弱的平衡，形成“蜀苴反目、苴巴结盟”的三角博弈态势，这一转变本质上是地缘利益对宗亲关系的超越。

苴国的离心倾向源于多重因素的叠加。经济层面，蜀王对苴国的贡税索取日益频繁，而苴国控制的蜀道贸易带来的财富积累，使其产生了摆脱蜀国控制的经济基础；民族层面，苴国境内混居着蜀族、氐族、羌族、濮族等多个族群，蜀王通过“羁縻府”实施间接统治，客观上培育了苴国的独立意识；政治层面，蜀王杜尚的分封本就暗含“疏解王室矛盾”的意图，随着蜀国王位更迭，苴侯与蜀王的宗亲纽带逐渐弱化。至开明十一世时期，苴国已不再满足于藩属地位，转而寻求外部盟友以抗衡蜀国。

巴国成为苴国的天然盟友。巴蜀长期因疆域争夺与资源分配存在冲突，《华阳国志》明确记载“巴、蜀仇也”，巴国始终寻求制衡蜀国的力量。苴国的倒向恰好弥补了巴国的军事劣势，两国很快形成抗蜀同盟。公元前4世纪中后期，苴国联合巴国在苍溪歧坪镇发动“阆中之战”，一度切断蜀国北上粮道，显示出联盟的实战效力。此时的苴国疆域已扩张至鼎盛，涵盖今四川广元大部、绵阳梓潼及陕西宁强等地，其出土陶器兼具蜀文化绳纹与巴文化方格纹特征，成为两国结盟的物质佐证。

蜀苴关系则彻底走向破裂。面对苴巴同盟的威胁，蜀国采取经济制裁与政治施压，但碍于苴国的战略价值与宗亲关系未立即动武，仅以“秦兵至，自退之”的表态警示苴侯。这种隐忍进一步坚定了苴国的反蜀立场，三国形成两两牵制的三角格局：蜀国虽强，却面临苴巴同盟的南北夹击；苴巴联盟依赖彼此力量对抗蜀国，却缺乏真正的信任基础；地缘平衡的脆弱性为外部势力介入提供了可乘之机。

三、秦国介入与三国覆灭的共同命运

公元前316年，秦国以“石牛粪金”的计谋为契机，发动军事进攻，彻底打破西南地缘平衡，巴、蜀、苴三国在短短一年内相继覆灭，其命运转折成为战国时期“远交近攻”战略的典型案例。

秦国对西南的觊觎已久，但其扩张始终受制于蜀道天险。蜀王杜芦（开明十二世）时期的内政失误为秦国提供了突破口：这位年轻君主在击败巴国后，决意讨伐苴国以重塑权威，不仅拒绝群臣进谏，还征调“五丁力士”开凿蜀道以方便进军。秦惠文王顺势采纳张仪之计，制作五头“能屎金”的石牛，假意赠予苴侯，诱使蜀国全力修筑金牛道。这条宽3-5米的栈道贯通后，秦国军队沿金牛道南下的距离缩短至120公里，天险不复存在。

战争进程呈现“借道灭蜀、顺手吞苴、乘势灭巴”的连锁反应。当蜀军北上伐苴时，苴侯紧急向秦国求援，张仪、司马错率军以“援苴”为名进入苴国，却在苴侯开城迎接后突袭蜀军。由于金牛道已为秦军控制，蜀军退路被断，迅速溃败，蜀王战死，太子被俘。秦军灭蜀后，以苴侯“引狼入室”为由废黜其位，顺势吞并苴国，吐费城的战国城墙虽有8米宽的夯土基座，却未能抵御秦军攻势，48小时内即告沦陷。此时的巴国刚经巴蜀之战元气大伤，面对秦军兵锋毫无抵抗能力，很快被秦国纳入版图。《史记·秦本纪》明确记载：“（秦惠文王）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

三国覆灭的根源在于内部矛盾与外部战略的双重作用。蜀王的刚愎自用、苴侯的短视投机、巴国的实力孱弱，使其难以形成抗秦合力；而秦国则精准利用三国矛盾，以最小成本实现了“得蜀则得楚，得楚则天下并矣”的战略目标。考古发现印证了这一结局：广元中子铺遗址出土的晚期器物中，蜀文化与苴国特色器物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秦式方格纹陶器，标志着秦国对该区域的有效控制。

四、历史余韵：三国关系的地缘启示与文明遗产

巴、蜀、苴三国的兴衰史不仅是西南地区的区域叙事，更折射出战国时期地缘政治的普遍规律，其文明遗产也深刻融入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

从地缘战略视角看，三国关系的演变揭示了“弱国无外交”与“平衡易破”的残酷逻辑。苴国试图以“联巴抗蜀”打破藩属地位，却最终沦为秦国的“战略跳板”；巴国寄望借秦国之力制衡蜀国，反而加速自身灭亡；蜀国因内部权力斗争与决策失误，丧失了数百年积累的文明优势。三者的悲剧印证了司马迁“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的论断，也为后世区域政权的外交策略提供了镜鉴。

从文明融合视角看，三国的短暂博弈促进了西南地区的文化交融。苴国作为蜀、巴、秦文化的交汇点，其出土的青铜剑兼具楚式剑首与巴蜀符号特征，船棺葬与石板墓的共存现象则见证了多民族的生活融合。秦国灭三国后，在蜀地设蜀郡，在苴国故地置葭萌县，将中原郡县制推行至西南，蜀锦技术、盐业管理与中原农耕经验相互借鉴，为汉代西南地区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从历史进程视角看，三国覆灭是秦汉大一统的重要铺垫。秦国通过吞并巴、蜀、苴，获得了丰富的粮食与兵源，《史记·张仪列传》记载“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其财富与人力支撑了秦国后续对六国的战争。同时，金牛道等交通设施的完善，打破了西南与中原的地理隔绝，使“天府之国”真正融入中华文明体系，为后世中央政权治理边疆提供了范本。

五、结语

巴、蜀、苴三国的关系演变是一部浓缩的西南地缘政治史。从蜀苴同源的分封初始，到苴巴结盟的关系裂变，再到三国覆灭的共同结局，其每一次关系转折都紧扣地缘利益的核心逻辑。文献记载的“石牛计”与考古发现的器物遗存相互印证，还原了这段被尘封的历史：三国既创造了独特的区域文明，又因内部纷争错失了自主发展的机遇，最终成为秦国统一大业的垫脚石。

这段历史不仅揭示了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的残酷法则，更彰显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路径——巴人的勇武、蜀人的智慧、苴人的兼容，最终在秦汉大一统的框架下融为一体，成为中华文明多样性与统一性的重要见证。而金牛道上的斑驳遗迹，至今仍在诉说着那段关于权力、博弈与融合的古老故事。

（作者简介：道坚，羌族，大理医学院毕业，诗人、作家，重庆市九龙坡区人大代表、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