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5年3月，话剧《谁在敲门》在重庆大剧院首演。该剧由四川人民艺术剧院、重庆市话剧院共同出品，故事改编自人民文学奖得主罗伟章的同名小说。主创团队通过舞台语言，将原著中对土地与时代的思考转化为直观的戏剧表达，再现了川东乡村的生活图景。重庆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组织青年剧评人观摩了该剧，并进行了专题评论。

燕儿坡下，时代已至——话剧《谁在敲门》剧评

重庆邮电大学传媒艺术学院田新玥

川渝山城的暮色里，一桌寿宴摆得齐整，油辣子的香气混着老白酒的醇厚在堂屋盘旋。一桌团圆饭尚未开席，家族裂痕已在方言俚语的交锋中悄然显露。当剧场的灯光缓缓暗下，舞台上的大门被敲响，我们仿佛被带入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世界——一个关于家庭、亲情与时代变迁的故事正徐徐展开。改编自罗伟章同名小说的方言话剧《谁在敲门》，讲述了从一场生日宴会到一场葬礼，家族成员的矛盾层层递进，亲情与责任、伦理与现实、归属与疏离的交错碰撞，呈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城乡融合的时代浪潮中逐渐裂变的过程。罗伟章笔下的燕儿坡，在喻荣军的改编中褪去了小说的绵长，化作三小时密集的伦理撕扯。是谁在敲门？是时间，是现代化，是无法逆转的社会变革，也是在流变中寻找自我的每一个人。这部戏不仅是一场家族悲喜剧，更是一次对时代与人性的深刻叩问。当父亲临终的泪水缓缓落下，那些我们熟悉的、逃避的、羞于启齿的生存真相，终于在舞台的强光下无处遁形。

家族命运的刻画——人物群像塑造

《谁在敲门》的故事以八十岁父亲的生日寿宴为起点，家庭成员的矛盾在短时间内集中爆发，最终在父亲病危、去世与葬礼的过程中进一步激化。许家兄弟姐妹的不同选择，不仅是个体性格的体现，更是社会变迁对家庭结构冲击的缩影。

许家的兄弟姐妹性格迥异，各自承载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和命运轨迹。大姐许春红表面上是家族的“主心骨”，试图以强势的姿态维系家族的体面，但这种控制欲的背后，也隐含着女性在传统家庭中被赋予的维系情感纽带的责任；大哥许春山陷入对子女教育的困境，在儿子四喜的不成器面前束手无策，这不仅是家庭代际关系的矛盾缩影，也反映了城乡流动背景下父辈权威的式微；二哥许春树虽有文化，却始终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摇摆，他的“文化人”身份并未赋予他更多的道德优越感，反而暴露出面对现实困境时的自私与逃避；三弟许春明是典型的“离乡知识分子”，他与家庭的疏离使他成为家族中最格格不入的存在，但在父亲病危之际，他却是最先提出承担医疗费用的那个人，这种矛盾性格使得他成为亲情与理性的交叉点。而最小的弟弟许春晌则处于家庭内部情感勒索的漩涡之中，被强势的妻子和溺爱自己的父亲共同裹挟，在现实与亲情的夹缝中苦苦挣扎。

话剧采用群像式叙事，每个人物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同时又通过彼此之间的冲突形成戏剧张力。这种群像塑造不仅增强了戏剧的层次感，也使得每个角色都成为某种社会议题的象征，使整个故事超越了个体家庭的叙事，而成为更广泛社会现实的投射。尤其是在父亲病危的关键时刻，兄弟姐妹们围绕治疗与经济问题展开激烈争执，体现了家庭伦理与现实利益的对抗。许春明坚持支付全部医疗费用，试图通过物质补偿缓解自己长期离乡的愧疚感，而许春树则认为应该放弃治疗，以减少经济负担。这种对生命价值的不同理解，直指现代家庭伦理的困境：孝道在经济压力面前究竟应该如何衡量？亲情在现实面前是否还有足够的支撑力？

放眼全剧，最具冲击力的场景莫过于父亲在尚有意识的情况下，子女们一致决定放弃治疗。这一幕不仅在情感上极具震撼力，也对传统孝道观念提出了深刻的质疑。父亲的泪水成为全剧最具象征意义的瞬间——它不仅是对自己生命即将被终结的无声控诉，也是对整个家庭情感崩塌的哀叹。观众在这一刻或许会感受到沉重的共鸣，因为这不仅仅是许家人的故事，而是现代社会中无数家庭的写照。当家庭逐渐被现实压力撕扯成一个个利益个体时，亲情是否仍然具有足够的凝聚力？抑或它早已成为时代变迁中最容易被牺牲的情感纽带。

在现实困境的映照下，《谁在敲门》不仅仅讲述了一个家族的命运，而是在一个具体的家庭叙事中，折射出更为宏大的社会命题。这场家庭悲剧的核心，并不止于亲情的冷漠与伦理的崩塌，而是对现代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深刻追问。它提醒我们，在时代的洪流中，每个人或许都在敲门，试图寻求归属感，然而当门打开的那一刻，我们是否还能找到曾经熟悉的家园？

时代变迁的隐喻——戏剧语言呈现

正如编剧喻荣军所言，《谁在敲门》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故事，更是时代在“敲门”。该剧以许家为缩影，映射出中国城乡变革进程中传统家庭结构的瓦解。剧中，父亲象征着旧时代的价值观，他的去世既是家族变迁的转折点，也寓意着传统亲情纽带的松动。与此同时，子女们的分歧与疏离则是现代社会个体化趋势的直观体现——他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血浓于水”的共同体，而更像是被生活裹挟的独立个体。

剧作中，演员表演呈现出高度的在地性与专业性。川渝方言的鲜活韵律与人物性格高度重合，大姐春红训斥弟弟时骤然拔高的尾音，大姐夫披着外套高谈阔论的干部模样，共同构建起真实可感的人物弧光。而导演王筱頔在舞台呈现上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主题。通过推拉舞台实现时空转换，左侧充满现代气息的大姐的小餐馆，中间破旧古老的木门老宅、右侧冷色调的医院病房，在灯光渐暗与机械转场的协同作用下，将城乡空间的割裂与交融转化为可视的剧场语法。这种技术性与人文性并重的创作理念，使作品既保有现实主义的力量，又拓展了戏剧表达的维度。剧作没有流于刻意的戏剧化冲突，而是以冷静克制的笔触还原真实的家庭矛盾。简约而略显空旷的家庭空间，冷暖色调的灯光运用，既表现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疏离，也隐喻了时代变迁带来的心理距离。通过适度融入“黑色幽默”与“荒诞元素”，在强化戏剧张力的同时，让观众在情绪的波动中更深刻地感受到时代变迁的无奈与荒诞。在这样的氛围中，观众更容易代入其中，从而在许家的故事里看到自己的影子——无论是对家庭责任的挣扎，还是对社会变革的无力感，都构成了当代人普遍的情感经验。

在剧作的隐喻层面，“敲门”这一意象贯穿始终，既象征着外部时代的冲击，也暗示着内心的自我审视。许家人面对“敲门声”时的态度各异：有人选择逃避，有人试图迎合，有人则执着于寻找门后的真相。而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也仿佛置身于这一时代浪潮之中，被迫思考自身与家庭、社会的关系。这种通过个体命运映射时代变迁的写作手法，使得《谁在敲门》的主题更加深远，也使其成为一部兼具现实关怀与思想深度的话剧佳作。

女性视角的突围——女性互助力量演绎

在《谁在敲门》中，家庭伦理的裂隙不仅展现在兄弟姐妹之间的矛盾中，也深藏于性别关系的角力里。然而，相较于传统叙事中女性角色往往被塑造成维系家庭的牺牲者，剧作赋予了她们更为主动的行动空间，尤其是在女性之间的互助与觉醒上，呈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关怀。

在父亲的葬礼上，大哥春山的儿子四喜带回了他的女朋友申晓菲。起初，大姐春红对这个侄媳万般欢喜，但在一次谈话中，春红才得知四喜果然一如往常的满嘴跑火车，骗晓菲自己在国外的生意，骗晓菲自己前妻离世……当春红发现四喜惯性的谎言与欺骗，她并没有像传统家庭伦理剧中的长辈那样，试图息事宁人，甚至纵容男性的过错，而是选择站在女性立场，直言不讳地揭露真相。这一戏剧性转折颠覆了传统家族剧中“家丑不可外扬”的叙事逻辑。在以往伦理叙事中，姑母角色往往成为维护家族男性利益的执行者，而当春红将晓菲拉至老宅台阶前私语时，暖黄的顶光笼罩着这个传统意义上的“女性领域”，但对话内容却是对男性中心叙事的彻底反叛。申晓菲离开时高跟鞋在老宅青石板上敲击出的清脆声响，成为全剧最具解放性的声音符号。

春红不仅在道德层面上给予晓菲充分的尊重，更在行动上给予她离开的勇气。这一举动打破了父权制家庭结构中的默认规则——女性不再是单纯的情感维系者，而是彼此的盟友，在面对男性的谎言与背叛时，她们的忠诚并非出于血缘，而是基于共同的经验与认同。这一刻，许春红的形象突破了传统家庭叙事对“长姐如母”角色的限定，她不仅是家族的支柱，更是女性之间信任与支持的象征。她的选择不仅是对申晓菲个人命运的尊重，更是对女性个体价值的强调——在亲情与道德之间，女性并非只能承担妥协的角色，而可以主动为自己和彼此争取更公平的空间。在现实社会中，类似的女性互助时常被忽视，而《谁在敲门》则借由这个片段，展现了一种温柔而坚定的反抗，它不仅是对男性话语霸权的挑战，更是对女性自主意识的肯定。

演出落幕，台上的角色以演员的身份一一上台向观众鞠躬致谢，当大姐春红的扮演者走上台前，观众席瞬间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观众的热烈反响，除了演员精湛的表演与专业能力的展现外，也恰恰印证了当代观众对“非典型家族女性”的集体心理投射。春红这一角色打破了传统伦理剧中“恶婆婆”或“牺牲者”的扁平化女性形象——她既是家族秩序的维护者，又是父权体系的颠覆者。这种矛盾性恰恰复刻了现实中女性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真实生存状态。春红的坚韧、智慧与对家庭的负责态度让观众感受到她的复杂性和深度，尤其是在面对家族矛盾和道德抉择时，她的果断和勇气显得尤为突出。观众的掌声和欢呼，不仅是对春红角色的认可，也是对整个剧作在性别表达与家庭伦理层面上创新的肯定。

结语

在急速变迁的时代列车上，我们都在寻找那扇可以安放心灵的门扉。《谁在敲门》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家庭伦理的戏剧，更是一幅深刻描绘城乡变革的社会画卷。它以现实主义风格为基底，通过真实鲜活的人物塑造、层层递进的戏剧冲突以及富有隐喻的主题表达，让观众在情感共鸣的同时，也得以窥见时代浪潮下个体的挣扎与抉择。通过对川渝地区普通家庭命运的深刻刻画，不仅展现了时代变迁带来的巨大冲击，也探讨了人性在现实与伦理压力下的挣扎与选择，成功地勾画出了一幅时代巨变背景下的社会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