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5年3月，话剧《谁在敲门》在重庆大剧院首演。该剧由四川人民艺术剧院、重庆市话剧院共同出品，故事改编自人民文学奖得主罗伟章的同名小说。主创团队通过舞台语言，将原著中对土地与时代的思考转化为直观的戏剧表达，再现了川东乡村的生活图景。重庆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组织青年剧评人观摩了该剧，并进行了专题评论。

《谁在敲门》：乡土中国的精神叩问与时代缩影

文/常雨欣

扎根与裂变：乡土叙事的多角度构建

话剧《谁在敲门》以川渝乡村为背景，通过许家三代人的故事，展现血缘、地缘与时代变化交织的乡村图景。该剧以父亲许成祥的生日、生病、葬礼三个重要事件为线索，剖析传统家庭关系，暗示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的逐渐消失。

编剧喻荣军与导演王筱頔力求突破传统乡村题材的局限，赋予许家老三许春明双重身份——既是故事的参与者，又是讲述者。这种设定，让观众既能感受到他对农耕文化的眷恋，又能从现代视角审视家族的变化。许春明的叙述贯穿全剧，将许家三代人的命运沉浮、乡村社会的变迁以及城市化对乡村的冲击等元素有机融合，使整个故事更加丰富多元。

这种叙事手法，保留了乡村故事的根源，又通过现代视角将个人经历升华为时代象征。正如研究者所说，这部剧“用流动的故事展现中国社会的变迁”，它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点，呈现一个既熟悉又新颖的乡村世界，让观众在欣赏戏剧的同时，感受时代浪潮下乡村社会的复杂变迁。

此外，该剧巧妙融入时代背景，通过许家的故事反映社会变革与发展。例如，城市化进程中乡村人口的流失、传统农耕文化的式微以及现代价值观对传统伦理的冲击等，都在剧中得到生动体现。这种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使《谁在敲门》不仅是一部家庭伦理剧，更是一部反映社会变迁的时代缩影。同时，剧中细腻描绘乡村生活，展现乡村的独特魅力与温暖。从川东院落的日常生活到乡村邻里间的人情往来，从传统农耕场景到富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这些细节丰富了故事内涵，让观众对乡村生活有更深刻的理解与感受。

《谁在敲门》通过巧妙的叙事结构、独特舞台设计、丰富地域文化元素以及对时代背景的深刻反映，构建一个多维度的乡土叙事空间。它展现乡村社会的生活百态与人性复杂，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探索乡土文化在时代变迁中的坚守与转型，为观众带来深刻而动人的戏剧体验。

人性褶皱：家庭关系的细腻展现

家庭故事一直是中国戏剧的重要题材，但《谁在敲门》的特别之处在于真实展现人性的复杂。在剧中，家庭关系的细腻展现不仅体现在人物的行为和对话上，更通过演员的表演和舞台的呈现，将人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深刻地刻画出来。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内心世界和情感挣扎，他们在传统与现代、家庭与个人之间的抉择，反映了社会转型期中个体的困惑与无奈。

许春红的悲剧命运是该剧的一大亮点。她作为家庭的支柱，在父亲病重期间，不仅要操持家中的事务，还要面对丈夫李光文入狱的打击。她的“忍气吞声”并非单纯的软弱，而是在权力面前的无奈屈服。在传统乡村社会中，权力结构对个体的压迫往往被忽视，而许春红的经历则揭示了这一残酷现实。同时，她的“清醒善良”也并非简单的美德，而是在命运面前的无力反抗。她深知自己的处境，却无法改变，这种矛盾使她的形象更加立体和真实。

其他家庭成员的性格和命运同样丰富多彩。四喜的“城市病”体现了乡村青年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困境。他向往城市的繁华与机遇，却无法真正融入其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这种身份的迷失和内心的空虚，使他在家庭中也显得格格不入。春晌的“阿斗式懦弱”则反映了乡村社会中一些个体在面对生活压力时的无助和退缩。他缺乏主见和勇气，只能在家庭的庇护下勉强生存。而玉玲的“市侩与坚韧”则展现了乡村女性在困境中的生存智慧和顽强意志。她虽然有着小市民的精明和算计，但在关键时刻却能展现出坚韧不拔的精神。

这些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连。村支书李光文的入狱，揭示了“面子文化”对人性的深刻异化。在乡村社会中，权力和面子往往成为衡量个人价值的重要标准，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对人性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李光文的堕落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环境的产物。

通过这些丰富多样的人物形象，《谁在敲门》成功地展现了乡土中国的人性百态。它不仅让观众看到了家庭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更看到了社会转型期中个体的挣扎与抉择。这种对人性的细腻刻画，使该剧具有了深刻的现实意义和艺术价值，成为一面映照当代中国社会的镜子，引发观众对人性、家庭和社会的深入思考。

门里门外：空间设计的深层含义

“敲门”是剧中的核心意象，它有很多层含义。从具体方面看，它是许家老屋的木门，医院病房的玻璃门，也是城乡的边界之门。从象征方面说，它是传统伦理的禁锢之门，也是现代性冲击下的突围之门。舞台设计巧妙地运用门的开合。父亲庆生时门庭若市，葬礼后门可罗雀，这对比暗示了家族凝聚力的瓦解。终场时新生代的“破门而出”，意味着旧秩序的结束。

空间设计不仅推动剧情，更成为叙事语言，表达主题思想。舞台上的门和场景，都有丰富象征意义，引导观众思考乡村社会在时代变迁中的困境与希望。“门”在剧中很重要，它是物理空间的隔断，也是心理和文化空间的象征。许家老屋的木门，代表传统乡村的根基和家族凝聚力。这扇门在父亲庆生时敞开，迎来亲朋好友，展现乡村人情的温暖。但随着剧情发展，门逐渐关闭，葬礼后变得冷清，暗示家族凝聚力和传统乡村文化的减弱。

从象征层面看，“门”是传统伦理的禁锢之门，也是现代性冲击下的突围之门。传统伦理像沉重的门，限制个体自由，却提供安全感和归属感。现代化浪潮推开这扇门，传统伦理受挑战，个体面临新机遇和风险。这种突围是复杂交织和转型，不是简单断裂。

这种空间哲学在舞台美术中进一步延伸。舞美设计用“折叠时空”手法，将川剧锣鼓与现代电子乐交织，形成传统与现代的强烈视觉对撞，丰富舞台表现力，表达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灯光设计巧妙运用冷暖色调。医院场景用冷色调渲染压抑冷漠氛围，突出孤独感；回忆片段用暖光烘托温情怀旧情绪，强化对传统乡村生活的眷恋。灯光转换服务于剧情，引导观众在现实与记忆间穿梭，感受时代变迁和情感波动。

这些艺术语言将“门”的意象升华为对时代的深刻叩问。城市化浪潮敲开乡土之门，我们如何面对失落的根脉？是抛弃传统，还是在现代性中寻找新平衡？《谁在敲门》通过精巧的空间设计和深刻象征，提出这些问题，引发观众对乡村未来和文化传承的深入思考。

真实与美感：现实题材的艺术突破

《谁在敲门》在表达现实题材时，打破传统戏剧的束缚，实现艺术创新。它把生活的残酷和诗意的美感融合，给观众带来特别的视觉和心灵体验。

编剧喻荣军创作时，不搞激烈的矛盾冲突，而是细腻地描绘生活的真实。他用一些平凡却有意义的生活片段，像父亲病床前的沉默、葬礼上突兀的手机铃声、兄弟姐妹间为医药费的争吵等，展现生活的无奈、困境和温情。这些场景虽然没有宏大叙事那么壮观，但以真实的力量直击观众内心。因为它们让观众想起日常生活，产生共鸣，使观众在平凡瞬间感受生活的酸甜苦辣，进而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导演王筱頔在舞台调度上融入诗性元素，给这部现实题材话剧添独特魅力。在春明独白时，悠扬的川江号子从虚空传来，那质朴旋律仿佛穿越时空，连接个人命运与土地记忆。这种声音运用丰富了舞台层次，给整部剧添空灵意境。另外，灯光设计用冷色调让医院场景压抑，突出冰冷现实和生命脆弱；用暖光让回忆片段温情，带观众重温美好记忆。冷暖光影交替，强化现实与记忆的张力，让观众更深刻体会生活的复杂与美好。

这种“真实与诗意”结合是《谁在敲门》艺术表现上的大亮点。它既有现实主义的厚重，能真实反映生活本质和时代脉搏；又有艺术表现的轻盈，用诗意手法赋予平凡生活艺术美感。这种处理方式让观众既能感受生活压力，又能体会艺术美好，提升现实题材戏剧的艺术水准，给同类作品提供借鉴。

《谁在敲门》成功证明现实题材戏剧艺术表现有无限可能。它以真实为基础，用诗意升华，创造贴近生活又充满艺术魅力的戏剧世界。观众既能看见生活影子，又能感受艺术光芒。这种结合满足观众情感和审美需求，实现现实题材戏剧艺术突破和价值提升。

乡村困境与新生希望

《谁在敲门》聚焦城市化下乡村文明的困境。许家子孙的选择，映射出乡村人面对城市化时的迷茫。春树守着土地却穷困潦倒，四喜进了城却像无根浮萍，春明这样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也在城乡间不知何去何从。这种困境，正如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说，是乡村“差序格局”的瓦解。

这种困境源于城市化进程中乡土文明的变迁。随着城市的发展，乡村资源和人口流失，经济、文化和社会地位下降，传统乡村紧密的关系被打破，人与人变得疏远。

不过，这部剧并未让人陷入绝望。大姐许春红的自杀，能看作是对传统伦理的坚守，也能理解为对新生力量的祭献。结尾新生代登场，意味着新共同体的可能。这种在困境中寻出路的叙事，和罗伟章原著中“良心主义”的思考一致，为乡土中国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审美化方案。

《谁在敲门》的成功在于它不仅是“中国乡村的精神画像”，也是观众内心的镜子。演出结束时的掌声，是观众对艺术的赞赏，更是对时代的共鸣。在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并行的今天，这部剧用戏剧力量触动人心，让我们在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中寻找答案。就像专家所说：“推开这扇门，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许家的故事，更是半部中国乡村史。”它让我们思考乡村的价值、城市的挑战以及人与土地之间的深厚情感，为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寻找精神归属提供启示。

结语

《谁在敲门》以川渝乡土为底色，用一扇门、三代人、数声叩击，织就了一部流动的当代中国精神史诗。这扇门既是许家老屋斑驳的木门，也是城市化进程中轰然倒塌的文明界碑；既是传统伦理的禁锢之门，也是现代性突围的精神甬道。剧作通过“生日—病床—葬礼”的三幕结构，将血缘、地缘与时代的撕扯具象化为舞台上的声光符号：夯土墙上投射的都市霓虹、方言与普通话的认知割裂、九斗碗宴席与外卖盒饭的味觉断层，无不以微观解剖的笔触，剖开乡土中国的肌理，暴露出城市化浪潮下亲情、权力与尊严的复杂褶皱。

剧中大姐许春红的自杀，是传统伦理殉道式的终结，亦是新生代破茧的祭献。她的死亡并非悲剧的终点，而是一面照见人性深渊的镜子——当“面子”文化异化为吞噬良知的巨兽，当血缘纽带在利益与权力中分崩离析，个体的毁灭成为对时代病症最尖锐的叩问。这种撕裂感在舞台空间中得到极致呈现：季乔设计的折叠时空里，川东院坝与拆迁废墟并置，邢辛的冷峻灯光将医院走廊照成道德审判场，而于力创作的现代电子乐与川江号子的碰撞，恰似农耕文明与都市化铁律的生死对话。

该剧的艺术突破在于其“真实与诗意的辩证”。喻荣军的剧本摒弃宏大叙事，转而深耕生活毛边：葬礼上的手机铃声、医药费争执中掐皱的存折、阶沿瓦片碎裂的静默瞬间……这些日常细节如手术刀般精准，剥离了亲情滤镜下的伪饰，让观众在“久病床前无孝子”的古老箴言中，窥见自身灵魂的震颤。正如陈薪伊所言，这是“中国农民的散文诗”，在柴米油盐的褶皱里，藏着惊心动魄的人性史诗。

作为首部川渝双城联合创排的“新乡土戏剧”，《谁在敲门》的价值远超舞台范畴。它既是费孝通“差序格局”瓦解的戏剧化注脚，也是罗伟章笔下“良心主义”的当代回响。当终场时门板倒塌，都市天际线从废墟中浮现，观众听见的不仅是许氏家族的挽歌，更是整个农耕文明在现代化铁蹄下的喘息。这种叩问直指每个当代人的精神困境：我们如何在城乡夹缝中安放失落的根脉？又该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的撕扯中重建伦理坐标？

掌声落幕时，剧场已成沉思的圣殿。正如濮存昕所悟：“推开门，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半部乡村史，更是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我们自己。”《谁在敲门》以戏剧之力完成了一次集体记忆的考古，让那些被城市化抹平的乡愁、被利益异化的亲情、被权力扭曲的面子，在舞台的强光下重新显影。这或许正是艺术最珍贵的使命——它不是答案，而是永不停止的叩问；不是终点，而是让千万个“许春明”在离乡与归乡的悖论中，听见自己心跳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