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家如何正确定位自己的创作基点？技术与情感在艺术创作中孰轻孰重？如何刺破创作茧房成功化蝶？带着这些疑问，7月8日，由资深媒体人、广告人姚宏主持的“创作刺客 | 生活即艺术·谭卫高《百家姓·百姓家》影像作品评论”活动在忠州文艺基地举行。

忠县摄影家协会主席谭卫高首先以“生活即艺术”为题，回顾了自己30多年的摄影之路，从组织执行者（艺术策划）、创作实践者（行动艺术）、艺术影响力（艺术成果）和未来摄影艺术（自主创作）四个板块进行了分享。谭卫高讲述自己从工作需求出发进行艺术教育实践，到《百家姓·百姓家》系列影像项目的长期创作，介绍了“百家姓·百姓家”的由来、拍摄方式、创作成果。“我以我手拍我心”，谭卫高深情的分享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一位摄影人对摄影艺术的热爱和他扎根乡土、以人民为中心进行创作的初心坚守。

现场嘉宾围绕谭卫高创作主题和拍摄方式从各自深耕的领域视角展开了热烈的品评。

姚宏（资深媒体人、广告人）：

2014年，当我第一次听谭卫高老师激情满满的阐述他的“百家姓·百姓家”创作理念，向我展示围绕这一主题所做的大量创作尝试时，我是很吃惊的，当说到接下来就要实施的几个“一百”创作计划时，他的脸像喝了酒一样。当我真实看到他的6个“一百”作品，感受到作品本身的形式感和分量感——600张照片，用归类方式排列在6个平面，用刻意雷同的形式语言、刻意工整的排布方式呈现出6个不同的关照对象，作品语言简练，可解读空间大，不同于我以前看到的协会摄影作品。我惊讶于作品拍摄需要付出的工作量时，他脸上有些得意，说后面还有几个“一百”也准备要呈现出来……

到后面，好像就没什么好惊奇了，他独特的摄影语言形式和作品分量感获得了摄影界的高度认可，他的作品高频次获奖是一种水到渠成。但作为一位艺术家，真正可贵的并不是其取得的成就，而是保持始终求变的状态。我们每每见面，总能听到他的一些新玩法和新想法，比如他刻意以策展人身份介入摄影，希望有一天在忠县本地举办国际性的摄影展览；或者筹划用摄影的力量助推乡村振兴等。我有时候开玩笑说他不是一个正经的摄影师，而他非常明白地处县域的摄影创作者在眼界和讯息上所受到的限制，他必须在现有条件下创造刺激自己不断创作的活力源泉。一个创作者，在保持其创作敏感度上的敏感，才是最大的敏感，他为此而采取的左右奔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行动艺术”。

在此背景下，“创作刺客‖忠州文艺明对面——谭卫高摄影艺术评论”活动因此展开，活动邀请到的专家，将从不同的角度对谭卫高老师的创作过程和创作作品进行观察和剖析。本次活动以“创作刺客”命名，是希望思想的刺探能够“刺刀见血”，达成求真、求知的目的。

倪昆（艺术评论家、策展人、“器空间”联合创办人）：

很高兴能够参加忠县这次“文艺面对面”活动，“创作刺客”也就是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谭卫高老师的分享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却浓缩展现了艺术家近40年的创作历程和不同时期的思考和归纳。

关于艺术创作，谭老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生活即艺术。这很恰当地点出了他关于摄影的思考，强调了摄影这个当代媒介的记录性和当下性。同时，也突出了地方特征，谭老师立足忠县，大量的以“百家姓，姓百家”为主题的创作，这些图像无一例外的是以生活在当地的村民或家庭为对象，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类项目的长期属性，通过不断的重访来记录和呈现这些拍摄对象的变化，而当这些图像以巨量的拼贴并置在一起时，作品的档案及文献价值呼之欲出，而作为记录者及创作者的人文主义立场，值得肯定和赞颂。

当然，摄影作为一种当代媒介，早已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这其实也会带来另外一些反思，例如如何再认识摄影的“真实性”或者说图像的“真实性”。作为大众媒介，摄影图像往往是等同于“记录/报导/真实”的，但是图像的泛滥以及摄影在硬件技术上的快速迭代恰巧又解构了这种“唯一性”。所以从本质上来讲，摄影从来就不等同于“真实”，它是拟像，或者说是幻象，这其实也给创作者出了一道难题——如何走进“真实”，以及如何去生产和制造“幻象”。它看似不难，但是却需要作者能够在摄影技术、艺术美学、当代观念等方面有充足的积累和驾驭。不论怎么看，谭卫高老师的在地实践，因其创作的多元化和长期性，都可为以上的探讨提供一种鲜活而真实的参考案例，在数字图像正成为时代特征的当下，重新去讨论图像与真实，会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王俊（当代艺术家、贵州大学教师）：

我对谭老师的艺术之路最深的感受是：激情与执着。尤其他的创作扎根忠县而非中心大城市，且取得了不凡的成就，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谭卫高作品具有系统性，他能够客观、真实、长时间跟踪拍摄，体现了艺术不一定必须需要技术。谭老师在分享中提到“真实记录是摄影的价值”，令我很感兴趣的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百家姓-百姓家”这个系列让我联想到“类型摄影”这一在摄影史上的重要流派。从德国贝歇夫妇开创这一摄影流派开始，摄影在朝向“真实性”上迈了一大步。真实性是建立在准确的基础上的，其中对艺术语言的准确把控会起到很关键的作用。贝歇夫妇坚持的摄影准则不仅仅是为了捕捉、还原出对象更多细节这样的物理“真实”，而是要在精神层面上凸显出拍摄对象的主体性。“除了主体，一切皆多余”，贝歇夫妇这一摄影理念对整个当代摄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影像创作中保持一种客观的、冷峻的疏离感。建议在拍摄活动时可以更加细分，摄影语言更加独特、自成体系。

第二个印象深刻的是谭老师在“百家姓-百姓家”这个系列中除了摄影之外，还有相应的调查文本，对拍摄对象的家庭成员、住址、收入状况等都有简约的记录并表格化。这种在“类型摄影”基础上呈现出的档案化特征，也很容易和社会学、人类学产生学科间的交集。摄影图像和文本的结合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会是很有意思和巧妙的补充。在“百家姓-百姓家”这个宏大的选题上，文本的介入也会增强自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避免作品陷入单一的肖像摄影或纪实摄影范畴。就如谭老师在作品分享中谈到在拍摄这些家庭过程中的趣事或心酸事，如果将其拍摄的“家庭故事”做一个深入的文字记录，最后以摄影书或展览的形式呈现出来会是非常精彩的。它可能会成为忠州大地一个个具体的家庭史，甚至从个人、宗族的角度去观察一个地域的变迁史，我想这也能够更深入地回应谭老师在摄影创作中所践行的“真实性”和“人民性”。

陈小琴（西南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

谭老师的系列作品可以说是有着明确文化主体本位意识的典范之作。他以留守儿童、劳动者、乡村教育、百姓生活、乡村振兴等常见的文化现象图像志为线索，记录了三十年来当下中国西南地区城市化的进程，中国成长历程中传统基层社会的最真实的状态。为我们理解川东地区乃至中国最真实的社会的面貌、社会结构和秩序提供了重要的影像资源，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谭老师或许自己不曾意识到他的作品有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影子。他在过去数十年通过田野考察，用数十万的图像回答过去三十年中国西南的老川东地区基层乡土社会如何演进这个问题，也隐约可窥见其中城乡分离的撕裂和乡愁。他从微观的角度通过普通百姓去审视整个社会，以小见大，在这种微观叙事中暗含时代发展的宏大叙事线索，因此不可否认其作品有着极强的世界性。

如何在已有的成就上再往前探索的问题上，我非常认同倪昆老师讲到的作为摄影师如何在创作中去除表演的痕迹，在作品中更加凸显自我、表达自我；王俊老师提出的从影像创作中保持一种客观的、冷峻的疏离感。在作品关注的题材上，是否可以从人类学的角度去思考在经济飞速发展、城乡巨变、传统宗族结构变迁下西南地区族群、个体在信仰、意识、观念上的变迁。

县文联主席李凤莲高度评价了谭卫高主席不忘艺术初心，在摄影艺术上执着追求的精神。她褒赞谭主席立足生活实际，把平凡的生活进行艺术的归纳和提炼，赋予主题、注入内涵，厚积薄发地用作品把这种平凡变成了“伟大的平凡”。她也衷心希望各位艺术家常来忠县沟通交流，在思想观念的碰撞中迸发更多的创作火花。

本期活动由忠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忠县摄影家协会、忠县影视传媒协会承办。忠县美协主席余胜，忠县影视协会主席黄海林，忠县摄影家协会、忠县美术家协会、忠县影视传媒协会共20余名骨干会员参加活动。

图/胡克成

（忠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