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勇

作者前记：又到清明。几年前的清明之日，曾作一文，以祭奠父亲、老师和先辈。如今，母亲也已故去，与父亲团聚，长眠于地下。今又清明，回想离开父母的那些日子，很短，也很长。今以旧作，缅怀父亲、母亲，也缅怀老师、先辈。

今天，清明。

上周，妈妈说，去看你爸爸要早点，他是个急性子，不然会念：“他们啷个还不来哟！”因此，4月3日，我们全家就提前去了那个清幽的地方。父亲和他的父母、姐姐长眠于此。没有坟头，没有墓碑，没有鞭炮，没有纸烛，只有两株高大的桂花树陪伴着他们，而那如盖的浓荫则给我们以庇护。

斜阳下，黄色、白色的菊花，精精神神，格外灿烂；陈年的茅台，浓香四溢，引得旁人啧啧称道。口中念念的是先人的名字，缓缓流淌的是心灵的对话。这，就是父亲的心愿。

三年了，父亲仿佛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此刻，他似乎一如在世时的恋家、孝亲、厚友、勤业，微笑着、静静地在那里注视着我们。

父亲享寿95岁。2014年12月6日，他要我把已经交给我准备印制的、由他搜集编纂的《沁园春•雪》资料集拿回家来，他还要再改一改。临走时他给我说，我要走了，你要有思想准备。由于他的状态一直稳定，我们谁都没有在意。五天后的12月11日，他果真静静地去和他的父母团聚了……让我们经历了人生中最痛彻的时光。

今早起来，窗外雨大风急。这几天，南方多雨，而北京有雪。南方多雨，古已有之，“清明时节雨纷纷”嘛。而北京有雪，则甚为少见。这倒让我能够清清静静地坐在家里，过一个清清爽爽的清明节。

小时候，邹容是一条马路。

那时我家先后住在临江路、临江支路。每到礼拜天，父亲就要牵着我和姐姐的手，走过民族路，穿过邹容路，来到民权路，进到新华书店、古籍书店，看书、买书。从那时起，我就晓得解放碑有一条马路叫邹容路。

读书时，邹容是一个名字。

我小学住校。毕业后，我上了29中。这所学校就在邹容路的起点上。我第一次在课堂上知道了，“邹容”是一个人的名字，门口这条马路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再后来，邹容是一段历史。

1979年，我考进了四川大学历史系，从重庆的邹容路走到了成都的望江楼。隗瀛涛先生给我们讲辛亥革命史，我才真正地知道邹容是个了不得的人，创造了一段了不得的历史：中国民主革命理论的形成，特别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制定和实验，经历了孙中山提出──邹容发展──同盟会政纲确定的轨迹。这是邹容一生最大的贡献。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先生当了大总统，专门作《祭蜀中死难诸烈士文》，称：“惟蜀有材，奇俊瑰落，自邹（容）至彭（家珍），一仆百作，宣力民国，厥功尤多。”他追念“邹容当国民醉生梦死之时，独能著书立说，激发人心”，功勋卓著，命令“照陆军大将军阵亡例赐卹，并崇祀宗烈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主席亲自为邹容编了一本书，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发给参加会议的全体高级干部。他说，“邹容，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我临从北京来，还找这本书看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他还说，“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浅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军》就很好读，可惜英年早逝。”

后来我到过日本，去过北美、欧洲，我发现，无论海内外，无论东西方，邹容都是一个真正能够在中国近代史的“正史”中写下独立篇章的人。在重庆，只此一个。

工作后，邹容是我的事业。

在川大读本科时，我就在隗瀛涛先生的指导下研究重庆开埠的历史，在探究开埠的作用时，我专门写了《邹容和他的<革命军>》一节，1982年《重庆开埠史》出版。后来我继续在隗先生指导下研究近代史。当时正值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之后，辛亥革命研究方兴未艾。1981年，我父亲在重庆主持编辑出版了《重庆蜀军政府资料选编》，随即着手编辑《邹容文集》。因此，我就同时有了业师隗瀛涛和父亲周永林这两个老师。1983年父亲编的《邹容文集》出版，那是第一部公开出版的邹容著作。1985年，经中央批准，四川省、重庆市举行了邹容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父亲又编辑出版了《论邹容》。

1983年大学毕业后，我回重庆工作。在《重庆开埠史》的《邹容和他的<革命军>》一节基础上，我准备写一部《重庆辛亥革命史》。尽管我拼尽全力，但并不理想。我求诸隗先生和父亲。他们说，邹容只活了20岁，留下的东西太少。资料的发掘还要靠你们年轻人坚持不懈。隗先生风趣地说：“不要着急，说不定哪一天就像四川广汉‘三星堆’一样，挖出一箱子关于邹容的史料来。”

经过30年的努力，隗先生的趣言果成现实----我们真“挖出一箱子关于邹容的史料”。这30多年中，我始终没有放弃重庆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一方面着力于史料挖掘，一方面陆续写了一些论文。2011年我组织团队申报《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重庆丛书》项目成功，蔡斐博士又加入到团队中来。他的硕士、博士论文都研究苏报案，对邹容与苏报案的历史相当熟悉，勤奋好学，视野开阔，外语又好。在课题组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广泛搜集珍藏在中国、新加坡、法国、美国、日本的邹容著作、书信、诗词、书法、篆刻作品，基本收齐了《革命军》的版本，在家父《邹容文集》的基础上，编成了《邹容集》，篇幅是原书的三倍。随后又编成《邹容与苏报案档案史料汇编》（上下卷），共计100多万字。这样就为邹容研究提供了更好的史料基础、史实基础，我的《重庆辛亥革命史》也得以完成。如今，业师和家父均已故去，现在面对他们，我还是交得了卷的。

今天，邹容是一个英雄，与我们血脉相通。

120年前，岁值戊戌。谭嗣同在北京被捕入狱，高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慷慨就义。在重庆， 13岁的少年邹容热泪纵横，悲愤不已。他将谭的画像置于座前，题诗明志：“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

时光流淌120载，又到戊戌。

两轮戊戌，告诉我们，邹容已经跨越时空、重回当下。

邹容富而思进，追求真理。虽生在富商之家，却没有富家子弟的纨绔习气，而是以天下为己任，追求救国救民之道。他勇立潮头，道义担当。有独立的思想，而且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列，由爱国主义、民主主义，进而朝着社会主义升华。他血性刚强，兼收并蓄。这种血性正是今天有些人所欠缺的。但是他又不偏执，而是广交时代英才，把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优秀的文化、优良的传统，与世界上先进的民主革命思想熔于一炉，锻造出那时最为先进的思想武器。《革命军》就是中华民族的中国梦。如果不是英年早逝，以他狂飙突进的思想轨迹和敢作敢为的性格特点，还不知会给后人多少更多更大的指引。

4月2日，我东去上海，参加在邹容埋骨地华泾镇举行的邹容纪念馆开馆仪式、研讨会，祭扫邹容墓；4月4日，又西回重庆，参加在邹容出生地渝中区举行的公祭邹容仪式。分明感受到重庆与上海东西呼应，长江相连的态势。

年年清明，今又戊戌。这东与西，父与师，家与国，就这样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之中，代代相传。

是为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