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新程

1

父亲终于来我家了。他进了院门，先视察改建后的园子，说，搞得好！看了园里种的菜，说，好！看了养的鱼，说，好！看了喂的鸡，说，好！看了种的花，说，好！看了植的桂花和紫薇，说，好！视察完毕，又环顾四周，然后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最后总结一句：“搞得好！”

陪他一同赴京的，还有我的姑姑和表哥表嫂。我们买了一台柴火灶安在园子里。黄昏来临，夕阳给园里的草树涂上柔和的金色。姑姑在灶塘里燃起柴火，表嫂上灶，给我们做地道的柴火锅巴饭。炊烟袅袅，饭熟菜香，亲人团团围坐，笑语可掬。那情景不像是我的亲人山长水远来到我身边，倒像是我回到了故乡，坐在他们中间。父亲又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才惆怅地说：“你把官渡滩的家搬到北京来了。那热——我怕你噻，要老得动不得了，才会回官渡滩养老哦！”

2

父亲常说，一个人无论走多远，最终都要告老还乡。他说，年轻的时候，总想朝外蹦，蹦累了，人也老了，异乡就会厌烦，这时候，只有老家才不嫌弃。他说一个人蹦不动了，就要回到老家慢条斯理地老去。这才是正道理。

他大辈子都在离乡与回乡之间折腾。60岁前，他十里八乡游走，做手艺谋生。他从来不是一个脚踏实地、真心实意的农民，从没在官渡滩的土地上认认真真种过一季庄稼。除了稻谷，他对玉米、麦子、土豆、红薯这些粮食一律没有兴趣。他常年不在家，一年四季，只有在秋天挞谷子的时节，田里才见得到他的身影。

很难说父亲到底做的什么手艺。作为生产队派出去搞多种经营的社员，他修柴油机、打米机、面条机，补汽油桶、柴油桶、菜油桶，一切农村用的机械他都修，修不好的也应承下来，拆了装，装了拆，鼓捣几回，居然也在他手里复活了。方圆几十里，只有父亲一个农机修理工。他一路走，一路修，先是在铜西、小河一带行走，后来到了丁市、李溪、龚滩，再后来又过乌江到了贵州沿河、松桃，湖南花垣，湖北咸丰，走州过县，出省了。

多年以后，我想到，他一年一年在外游走，到底是谋生，还是逃遁，或者是悠游？

童年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背影。他总是背着一个梁背，梁背里放着锤子、钳子、起子、扳手、螺丝刀，跟官渡滩出门人不同的是，他的背篓上还横搁着一只黄色帆布包，包里装着换洗衣服、干净布鞋，一支自来水笔、一本笔记本，还有一块干净帕袱，里面装着祖母或者母亲连夜蒸好的苞谷粑。他背着梁背下了吊脚楼，走到河边，沿着河岸一直往下走，从不回头望一眼。母亲和我们立在院坝边，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在河流的拐弯处，梁背上的帆布包也隐在河边的芭茅里，才默默回转身。

3

父亲常年不在家，在家里他却无处不在。小时候，我们在家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等爹（dia）回来！”哥哥放牛，牛吃了庄稼，姐姐说：“等爹回来，拿扁担把你脚杆打断。”我不小心打破了茶罐，哥哥吓唬我：“等爹回来，剥你的皮！”姑姑家里有事，下山来跟祖母和母亲商量，婆媳俩一齐说：“等你大回来，由他说了算。”一个退伍军人看上了姐姐，找人上门提亲。母亲说：“女儿是我生的，教养的事呢，是王珍她爹。等她爹回来再说。”

祖母和母亲为针尖大的事情生了罅隙，吵了架。母亲哭着说：“你儿子不在家，你就欺负我！等你儿子回来评评理！”母亲哭，我也跟着哭。祖母把我抱过来，放进背篓背到背上，又拍着手、跺着脚说：“我儿子不在家，你就欺负我！等我儿子回来评评理！”

父亲一回来，家里立刻海晏河清。姐姐把屋里屋外收拾得整整齐齐，哥哥把牛喂饱。我被洗得干干净净，乖乖坐在院坝边的石凳上。母亲忙着舂米、推豆腐，祖母笑吟吟给她打下手，殷勤得像一对母女。一家人团结一心，像招待远来的贵客。

父亲像君王一样进屋。母亲帮他从背上卸下背篓，姐姐端上一杯热茶。他严肃地坐在桌边，一边喝茶，一边询问家里种种情况——祖母的膝盖疼和胸口疼，二叔家的生计和家人，母亲在生产队的活路，家里的牲口。他给祖母带了治疗膝盖的土药方，给二叔带了一把草烟。

他问一句，家人答一句，像接受组织巡查问话。家人先前提到的“等你爹回来”，父亲也要三下五除二处理利落。哥哥放牛吃了队里的庄稼，他操起扁担准备下手，母亲先落了泪，于是扁担降格为巴掌；打完哥哥，又顺手在我屁股上给了两下，算是对我打破茶罐的惩罚。祖母提起姑姑家里的事情，他不等祖母说完就表态：“帮！倾家荡产也要帮！”母亲小心翼翼提起提亲的退伍军人，父亲听说过那家人，也知道那家底子薄，拖累大，他忽然怒不可遏，“霍”地站起来，提上刀就出门要去砍那小伙子。

夜里，寨人也过来，围坐在我家火铺上，听父亲摆龙门阵。大家都觉得新鲜有趣。有人跟他打听异乡的人情风物，交流农事耕种的不同。有人托他在路途中打听他们的旧友、失散的亲人。有人托他给远亲带口信，还有人托父亲在异乡给他们的儿女物色对象。他常年在外，行脚宽，见识广，又有不同的格局，寨人都信任他，有人在争地界、借钱财方面起了纷争，也上门来找父亲论公理，断是非。作为见过世面且有点颜面的人，有时候，也受人托请，代人与别家斡旋。父亲论事的标准就是“仁义”。“仁义”二字，在乡村社会中，比血肉亲情还重要，仅次于伦理。他话不多，但一言九鼎，寨人也深信不疑。他每次回来，家里都很热闹，笑语喧哗。母亲和姐姐忙前忙后，端茶倒水。祖母端坐在一旁，微微笑着，不说话。

他做手艺，辛苦地跑了一村又一寨，所得都交到队里，自己只挣回了工分。有时候，交了队里的，还剩下不多的一点零钞。深夜里，等串门的人都离去，他就抱出帆布包，打开里面一个小贴袋，掏出一只手巾帕，在灯下打开，里面是薄薄的一叠角票和分币，理得整整齐齐，对折上的。他把纸币打开，用手扶平，双手递给母亲。只有在那时候，他才低调下来，郑重又羞愧的样子，像在老师面前交不出作业的学生。多年后，在母亲的八十寿宴上，他提到年轻时外出挣钱，钱没挣到几个，家里倒损失一个劳力。他动情地说，他虽是一家之主，但在家里，母亲的贡献远远大过他。

我的母亲寡言少语，她在家带着我们姐弟仨，上坡干活、砍柴、养牲口、种菜，一年四季，像一个男人劳苦，忍耐，从不指望父亲在身边帮衬陪伴。父亲每次回来，她也不问他走了哪些地方，做了哪些活，挣了多少钱。她认为父亲能说会道，有本事，因而对他怀着盲目的崇拜和敬爱。五十多岁后，父亲的手艺被淘汰，他又去城里帮哥哥管理公司。直到六十多岁，父亲才回到官渡，跟母亲朝夕相处。

4

常年在外，父亲认识了各路人马，有手艺人，牲畜贩子，供销社粮站的店员，干部，教师。他不在家的时候，那些人偶然来到官渡，找到我家，报上父亲的名字，我的母亲和姐姐就倾其所有，供给茶饭。客人吃了饭，喝了茶，抹抹嘴，道了声“仁义”，就出了门。

这中间，有几位，跟父亲成了朋友。

有一位是黎家小学的老师，叫罗会明。父亲在家的时候，罗老师就过来，跟父亲聊天。罗老师还年轻，相貌清雅，口才好，又写得一手好字，为人处世也自如且有风度。他是小岗人，从学校毕业后，分配到这偏僻的地方教书，说是教师，其实跟父亲一样，都同在乡村生活中，因而言谈中不免露出怀才不遇的遗憾，感觉被埋没了，也有些落寞。在这穷乡僻壤生活几年，气质外貌仍然没蒙尘，仍然保持着脱俗的气质。这是内心生活在起作用，也跟他的坚持有关。跟父亲的友谊，是他沉闷单调乡村生活里的慰藉。在偏僻的官渡滩，竟然隐藏着这样一位有意思的乡民，父亲比他大一轮多，虽然贫苦，但身上的光亮并未被蒙蔽。两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

在这中间，可以说取长补短，两人都有获益。父亲年幼时上过私塾，后又在新式学堂里念到高小毕业。他识字，但其知识，多来自古训经验，农事和乡村生活之外的，他大都不甚了了，全凭聪明、勇敢，以及偶尔的脑洞大开。罗老师的帮助，弥补了他常识方面的不足。父亲从他那里获得许多关于常识、知识方面的学问，同时也告诉他不少关于乡土人情方面的学问。哥哥和姐姐都是罗老师的学生。但在求学方面，两人都不及父亲。他像小学生一样求教罗老师，问题涉及自然、地理、生物和政治方面的常识。最后，父亲在机械修理中遇到一些问题，也向罗老师请教。罗老师也不甚了了，但他以旁观者的角度，给父亲提供了一种思路上的建议。这也让父亲豁然开朗。最后，在罗老师的影响下，父亲居然自己铸造了几件机械，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不无得意地说：“那热——如果把我搞进农机厂，不相信我就搞不出个机器来。”

黎家村小离官渡滩七八里路。父亲一回来，就带信请罗老师下来。两人坐在院坝聊天，声音不大，甚至是静静的，但推心置腹。后来，罗老师调到县三中，离官渡滩远了，每到寒暑假，罗老师坐班车来我家，住一两天，他跟我的哥哥也成了手足。跟我们家一直保持着细水长流的友谊。

父亲的另一位朋友彭德江，是铜西公社的武装部长，十分豪迈、粗犷，嗓门大，讲起话来也都海阔天空。他来我家，就像进驻一个民兵连那么热闹。他站在院坝中央，左手叉腰，右手在空气中豪迈一挥，宣布“要组织民兵端步枪把美帝的飞机打几架下来”，嗓门之大，河对门的人都听得见。他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无论说什么，都把铜西公社作为出发点，且都要扯到酉阳县，再由县扯到省，再扯到国内国际形势，大洲大洋的，大半个地球都被他概括下来。哥哥悄悄叫他“彭大炮”，一见他从河边走上来，就笑嘻嘻地说：“彭大炮来了！”我们都很高兴彭部长来我家。他一来，父亲一门心思听他讲形势，天花乱坠，温和又安静，竟忘记责骂鞭笞我们了。他听着彭大炮高谈阔论，慢慢给大炮斟茶，十分陶醉的样子。最后，是父亲一句“那热——再远的国家，都要种苞谷，都要吃晚饭喂——”扯回眼前农家院坝的小方桌来。这时候，母亲和姐姐做好饭菜，恭敬地端上桌。

彭大炮能说，也能干，做起工作来，也是霹雳火闪，阵仗大，干脆又利落。困难处，也懂得许多谋略。有时候遇到棘手的地方，需要有人先站出来表态，或者带头，他就先跟父亲商量，让父亲做那个托儿。父亲掂量一下，事情确实有益无害，就站出来，说：“我王祥胜说行。你们呢，就看着办吧，不勉强。”大家一看父亲都说行，那就行。有时候彭同志下来做工作，落实上面的政策。那些政策呢，讲起来天花乱坠，有心人一听，就发现明显不巴谱。父亲就一声不响。彭同志心里也有数，就找另外的托了。

这是一对动静相宜的朋友。对父亲来说，他们的友谊始于彭部长把黄色帆布包送给父亲的时候。有一次，彭同志对父亲说：“你是个角色。可惜一辈子陷在农村。如果有机会出去工作，不比我这个公社党委书记弱。”

父亲听了大为感动。从此，他对彭同志怀着一种别样的知遇之情。

还有一位，是酉阳县刻字组组长樊平。他是我母亲的堂叔，我母亲叫他三叔，我们叫三外公。三外公面部轮廓深刻沉静，黑框眼镜后的眼神犀利。他性格沉静，不轻易发言，说话却很管用。

三外公很年轻的时候就出门工作，专门刻公章、私章，也刻吊牌。说是刻字师傅，但自己写字，自己雕刻，书法和篆刻都相当好。为人也十分仁义。这位三外公早年上私塾，后来又到地主陈家教授蒙童，私学功底深厚，懂经易，会风水，能测八字。我的母亲和父亲，就把这位三外公当作父亲，对他十分尊敬、十分信赖。三外公住在县城河街一间矮旧的木板房里，那是刻字组的宿舍。父亲经常去看望他老人家，两人坐在简陋的木板房里，一边喝着家酿的苦荞酒，一边说话。每到年节和三外公的生日，父亲都会去城里拜年、敬贺，其礼节和虔敬，与亲生父亲无二。父亲遇事理不清思路的时候，或者愁闷的时候，就恭敬地去请教他。

父亲有时候也带我去。三外公有个孙女比我小几岁，在县城上学。县城的人家都用高火桶取暖，那个小姑娘坐在火桶里看电视剧《霍元甲》，腿上搭着花棉被。片头曲响起的时候，她转过头来，着急地叫我：“快！要开始了！坐进来呀！”她眼睛又黑又亮，着急起来，也是笑眯眯的，嘴角边漾起两个可爱的酒窝。我站在父亲身边，赤脚穿着旧解放鞋，跟裂了口。我很想去火桶里烤脚，跟那姑娘一起《霍元甲》，又不好意思在她面前露出裂了口的脚。

5

冬天里，母亲带我们姐弟仨到十里开外的山尖山上，砍阳雀树剥皮卖。下山时天黑了，我们又冷又饿，冷风吹来，我直打哆嗦。我们把树捆停在棬子树下歇气。母亲叹了口气，问姐姐：“王珍，你说，这日子是这样一直过下去呢，还是有一天会好起来？”

姐姐又冷又累又饿，疲惫不堪。她还是振作起精神说：“会好起来的，妈。”想了想，姐姐又说：“要是爹回来就好了。”

没过多久，父亲真的回来了。上面收紧了多种经营，各种农村经济活动都被禁止。父亲不能出门做手艺了。这本来是当时的政策，但一家人都认为父亲挨了整，忿忿不平。父亲也很颓唐。但是他终于在家留了下来，我们每个人又很高兴。

父亲跟我们姐弟仨上山尖山砍阳雀树。天黑时，他背着小捆阳雀树跟在我们后面，摇摇晃晃上了院坝。我的祖母跌跌撞撞奔出来，帮他从肩上卸下背篓，大声哭泣。她说她没想到儿子会落到这步田地，他可是一辈子都没这么下力受苦。我的姐姐帮我和哥哥卸下背篓，个个都累得说不出话来。祖母她老人家却从未因此流过一滴泪。

父亲于是连阳雀树也不砍了。

父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读到高小毕业，文化不算高，但应付乡村生活还是够了。他赖以为生的手艺是修机器，在修造方面也是脑洞大开。困在家里，他跟徒弟张绍荣（他居然在黔江招收了一位徒弟，父亲赋闲的时候，这位徒弟经常来家看他，一生忠诚地追随他）在小河铁器社偷偷用铸铁铸了一台爆米花机。那台机器机身圆润饱满光滑，像模像样。他跟徒弟背着机器到了一个叫哨慰的寨子，把机器架在寨子中央的晒坝上，徒弟从寨子村民家要来柴火，在炉子里燃起，师徒二人就在村人的围观下，炒起了苞谷泡。父亲握着机器摇柄，严肃认真地，不紧不慢地，胸有成竹地，一圈一圈地转。他的徒弟握着吹火筒，朝着炉子一个劲地吹。可能是气压阀精密度不够，第一罐，炒了很久，父亲站起身来，把机器竖起，庄严地拔出阀门，结果机器哑了，倒出来的苞谷却炒糊了。第二罐，还没到火候，机器又先爆了，现场一片灰飞烟灭，父亲跟徒弟灰头土脸，抬着机器（毕竟是一个几十斤的铸铁）仓皇逃离了哨慰。

公社有个裁缝，只有一台缝纫机，没有锁边机。他做的衣服，时间久了，衣服就须（虚）了边。父亲就去裁缝铺，先是向裁缝抱怨。接着提出做一台锁边机，先送给裁缝试用，如果好用呢，以后就按价值付点钱。裁缝以为他开玩笑，笑笑，也没在意。谁知道他果真做了一台锁边机。这台机器，比爆米花机精密得多。也不知道哪里没校准，总之，送到裁缝铺，锁出的边，有的针脚长，有的针脚短，有时候还卡线，这事也放下了。父亲又让徒弟把锁边机背了回来。

6

制造方面的失败，让父亲终于有了平常心。

寨子的水井，在我家屋后的半坡。寨人汲水，都是背着椼桶，爬到半山坡，用葫芦瓢舀了装满椼桶，一路泼洒着背回家。父亲从不帮家里背水挑水，但不停止对背水的琢磨。他对哥哥和我说：“水有脚，只是差条路。”他带着我和哥哥砍了二十几根的楠竹，碗口粗，打通关节，一根接一根，从井口直通到我家院坝的桃树下。参与这项工程让我和哥哥都很兴奋。通水的时刻，父亲让我趴在地上听水从竹筒流过的声音。流水从我的耳畔滑过，簌簌地向前跑了。我跳起来，要跟水赛跑。我和哥哥顺着竹筒的路线朝山下飞奔，边跑边欢快地喊叫。等我们跑到院坝，见清清的泉水已从竹筒口哗哗淌进水桶。母亲立在水桶旁。桃树枝繁叶茂，阳光透过枝叶洒在她的身上，我的母亲和流水都有好看的光斑。父亲慢条斯理地从山上下来，肩上扛着锄头，手里握着砍刀、铁棍，像巡山归来的大王。

竹筒引水，被寨人称为手工自来水。那是我们村最早的自来水。

父亲再接再厉，不甘心，又打造了一座碾坊，靠水车带动。远近村人碾米磨面，就背到河边，自己把谷麦倒进碾槽，抽出闸板，碾子就咕噜噜转起来。碾好了米面，交上一两毛工费。若哪家一时短缺，就从碾好的米面里舀一碗作为工钱。谷子少，碾坊生意略胜于无。父亲也淡然了。

不过，说起这碾坊，还有一件趣事。

有一天，父亲在家里，听到碾坊有人喊：“死人啦！碾坊水车卷死人啦！”

父亲站起身就往河边跑，边跑边喊。听到的人从屋里出来，乱哄哄朝河边跑。父亲跑到水车边，见水车的叶片底下趴了个半大孩子。他抢先拉下了拦水闸，停了水车。父亲吆喝几个人抬起水车，他跳进水里，把那孩子捞起来，托上岸，有人接过，放在河边的坡上。那是个十来岁的孩子，肚子胀得老高，已经没气了。有人就要去找席子来裹孩子，又有人说认得这孩子，是岩门底道班罗某某的儿子。就有人要去岩门底报信，现场乱糟糟的。父亲不甘心。他把那孩子放在斜坡上，脚朝上，头朝下，就有水从孩子的口里、鼻孔里冒出来。父亲又使劲按压孩子鼓胀的肚皮排水，等水排净，孩子小小的胸膛微微起伏，鼻翼微歙。父亲一拍大腿，大叫道：“那热——你狗热的娃儿福大命大！”大家惊喜之余，对父亲大为佩服，又怪自己，都是生在水边的人，怎么就长了一副死脑筋呢？还是祥胜强，强就强在行脚宽，见多识广，脑子灵光。大家七嘴八舌，觉得万事大吉，话越说越散，不着边际。只有父亲急，背上小孩就朝小岗医院跑。几个人跟在后面。父亲一边跑一边叫孩子说话。那孩子软耷耷的趴在父亲背上，不能应声了。

奔到医院，父亲把孩子背到医生面前。医生急，喊先交钱！先交钱！父亲也急，喊救命，钱不要管！最后，还是他先交了钱，守在孩子病床边，直到孩子的父亲从岩门底急急赶来，父亲才撤回家。

这事就这样过去了，父亲也不以为意。直到有一天，一个人——就是孩子掉进碾坊时大呼救命的人——拿了一张酉阳报上门来，一边朝父亲挥舞，一边大声嚷嚷，说父亲上报了，父亲是救人英雄。父亲也很惊奇，他不过是尽了水边人的本分，怎么就成英雄了？那文章豆腐干大小，又在报纸屁股那里，但言之凿凿，写得十分高大上。父亲读了很受用，就想把那报纸贴在门板上。想了想，又不好意思，就小心翼翼地把报纸叠好，放进他的黄色帆布包的夹层里。父亲心花怒放好一会：“看过的报纸堆起有人高，读的都是别个的事。那热——这回终于读到我各人了。”

7

一个羊贩子赶着羊群路过官渡滩。父亲请他进屋歇脚，吃了饭。羊贩子离开后，父亲就决定开始贩羊。

他借了本钱，去百里开外的沿岩乡农户家收羊子，赶到丁家湾牲畜市场卖。那年我十岁，家里的羊子都是我在放，父亲认为我可以做他的帮手，就带着我上了路。那是我第一次跟父亲同行，我很兴奋，母亲也很高兴，说父亲在路上终于有人照顾了。她蒸了一锅苞谷粑，让我们在路上做干粮。放羊不用工具，父亲于是不背背篓了，他只挎着那只黄色帆布包，出了门。

我们从官渡滩出发，沿着酉龚公路去沿岩。快到龚滩时，我们到了著名的龚滩大桥上。阿蓬江从大峡谷奔流下来，在桥下汇入乌江，发出轰隆的巨响。父亲看着滔滔江水，对我说：“去年这段时间，一架大班车从哪里，落了江……满满一车人，四十六条命哪……一个都没剩。”他让我趴在护栏边，指给我看班车坠岩的地方。江水滔滔，在桥下卷起巨大的漩涡。

过了桥，穿过一个长长的隧道，就进了龚滩古镇。路过税务所时，父亲在我耳边悄悄地、然而又是忿忿地说：“一只羊卖二十来块钱，税务还要抽一块税金，我们还剩么子！”走过税务所，他回过头看了看那栋白色的小楼，悄悄对我说：“那热——他税务所有想法，我也有办法。”我问啥子办法？他在我耳朵边悄悄地说：“半夜的，趁他们睡瞌睡，我们赶羊子过路。”我想这也是好主意。

我们在沿岩乡农户家收羊，东家两只、西家一只，收购了二十多只山羊。午后，赶着羊群上了路。一只公羊又高又壮，父亲在它项圈上挂了只铃铛，让它作头羊，威风凛凛地走在队伍前头，二十几只羊子腆着肚子听话地跟在后面。父亲挎着黄色帆布包押阵。我拿着鞭子跑前跑后吆喝着，维持秩序。

快到龚滩时，太阳偏了西。父亲“嘘——”的一声喝住羊群，就地稍息。我把羊赶到路边刚收割后的苞谷地里让羊吃草。父亲跟我也胡乱吃了几块苞谷粑垫肚子。等人畜都吃饱，太阳滑到山后，月亮从东山升起来了。我把羊赶拢，在月光下静静地打堆。我跟父亲坐在岩石上休息。乌江的涛声太好听了，月光也很软，白银似的洒了一地。没过一会儿，我就睡着了。

零点时分，父亲叫醒我。他摘下头羊脖子上的铃铛，放进帆布包。借着月光，我们的队伍进了龚滩街。月明风清，黄桷兰的香气在夜里窜出来，馥郁醉人。古老的镇子枕着涛声，安睡在溶溶月色里，没有一个人舍得从甜梦里醒过来。羊群走得格外斯文，格外温顺，羊蹄踩在月亮地里，像细雨落进秧田，发出沙沙的声音。涛声和月色把一切都掩护了，放任一个少年和他的父亲赶着羊群路过午夜的龚滩。少年为这一切所惑，在行走中睡了过去。

我是被一阵冷风激醒过来的。醒来时我打了个寒颤，发现已经来到龚滩大桥上，背脊骨莫名地冷飕飕的。我回头望龚滩，龚滩已经被我们留在山的那一边了。我抬头看月亮，月亮还在，高高地挂在两山间，又亮又白。龚滩大桥横跨两山之间，阿蓬江从大峡谷一路吼着奔腾而来，在桥下扑进乌江。江风呼啸，江水怒号。天高月亮远，两岸绝壁千仞，脚下是无尽深渊。那一刻，人像到了绝境。我想起父亲告诉我翻车坠江的不幸者，那四十几个不幸者的灵魂会不会趁着半夜的月光，浮出江面，爬上岸来，求过路的人带他们回家？想到这里，我的心都抽紧了，不禁失声叫道：“爹！”

父亲大声应了我，跑过来，把我拢在臂下，拢着我踅入羊群。我们的左边是羊，右边是羊，前面是羊，后边也是羊。父亲拥着我，羊群护卫着我们，羊蹄踢踢踏踏，浩浩荡荡。他大声朝头羊喊话，鼓励它，声音像唱歌一样拖得又高又长：“领头的伙计啊——你把队伍带好起！那热——，到了丁家湾那个廊场，我给你找户好人家！顿顿青草，不挨刀枪！不挨棍棒！”头羊得到鼓励，走得更起劲了，摆得铃铛叮叮当当地响。父亲虚张声势地吆喝着羊群，鞭子在月光下甩得“啪啪”响。羊们腼着肚子，认认真真赶路。羊多势众，羊群走在沙石马路上，发出磅礴的蹄声，就像一支队伍浩浩荡荡在开拔。父亲与我勾肩搭背，我们跟这群温顺的牲灵，在半夜的月光下，并肩同行，相互依赖，像一群患难兄弟。

父亲一边吆喝着羊群，一边跟我大声说着话，他说：“那热——” 他声音很大，语气夸张，听得出是在给我壮胆，“----这回搞倒着了喂，省了二十几块税钱呢！”

我往他胸前靠了靠，又叫声：“爹！”

我定了定神，回应他：“那热----这回是搞倒着了喂！”

父亲大声问：“那热——你看这队伍，像不像你们学校跑操喂？”

我忍不住笑起来。你莫说，还真像。我开玩笑：“那热----你就是体育老师，领头那只黑骟羊就是体育委员喂！”

父亲大声说：“那热——等这趟羊吆到丁家湾，赚了钱，给你买双白网鞋。在学校跑操的时候，你就行实了喂！”

我大声应道：“那热——要得喂！”

队伍过了桥，顺着盘山公路爬到半山，见马路边有了房屋，有狗叫的声音。父亲大声说：“那热——王伟！离丁家湾不远了喂！”他“嘘——”的一声喝住羊群，一把就把我抱在怀里。

那是我与父亲几十年的相处中，为数不多的温情时刻。

多年后，父亲提起那次赶羊。他说，当时他也很害怕。之前他就听说过，有好多人夜里经过龚滩大桥，都丢了魂。但那天半夜，他的小儿子在身边，他不能闪劲。那次回家后，他对母亲说，他曾经想把我培养成为一个羊贩子。那次龚滩之行后，他放弃了这个计划。他说，这么细的娃儿，该做的事情只有读书。哪怕着税务所捉到，着黑夜里的鬼魂捉到，都是他的命。他认了，但不会拖上自己的儿子。

父亲贩了好几趟羊，没赚到什么钱，不过也没亏本。恰好打击投机倒把的风声紧了，父亲及时收了手。其时，我的姑父正从沿河沙子搞桐油到小河卖，收手慢了一步，被定为投机倒把罪，判了三年刑。父亲为自己的明智感到庆幸，同时，又为姑父的不幸不胜唏嘘。

好在没过多久，政策又变了回来，农村多种经营又放开了。父亲的朋友彭同志当上了铜西乡党委书记，又专门下令，让大队安排父亲继续搞多种经营。于是，父亲背上背篓，背篓里悉数收好锤子、钳子、起子、扳手、螺丝刀，背篓上横搁着那只浅黄色帆布包，正儿八经地出了门。

8

父亲有时候外出回来，会绕道去彭同志那里坐坐，喝杯茶，背篓里会带回些东西，几本旧书，一摞过期报纸，几张画报。那是彭同志送给他的。乡间的人敬惜字纸，连破纸片都叠得整整齐齐。然而连这些都没得多余的。我家却有一摞一摞的旧书报。母亲和姐姐把报纸用来糊了板壁。新糊的板壁温暖宁静，四面都是铅字，让我的家与村里的宅屋不同。每晚上床，我侧过头去，就看到报纸上的一段文字，写的是挖荠菜：

我独自一人游荡在田野里。太阳落山了，琥珀色的晚霞渐渐地从天边退去。远处，庙里的钟声在薄幕中响起来。羊儿咩咩地叫着，由放羊的孩子赶着回圈了；乌鸦也呱呱地叫着回巢去了。夜色越来越浓了，村落啦，树林子啦，坑洼啦，沟渠啦，好像一下子全都掉进了神秘的沉寂里。我听见妈妈在村口焦急地呼唤着我的名字……

那段文字不同于以往我读到的任何一篇课文，它很美，缓慢、从容，有一种蜜糖色的柔软忧愁。我一字一句地读，连同标点符号都背熟。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篇文章的作者是张洁女士。我很感谢她。她那篇文章启蒙了我。

有一次，父亲回家，背篓里背着一台没了声的收音机。那也是彭同志顺手送给他的。他如获至宝。他把那破玩意儿小心翼翼抱出来，打开收音机的背板，见里面线线索索、藤藤网网一团乱麻。那一次，父亲一连五六天都不出门，把那破肚子里的线索挼了一遍，一一理顺熨帖，又捏住线头，一个一个地戳在焊点上试运气，直到触到某个焊点，忽然响起一声鸡鸣。他吓得手一抖，扔了线头，忽又明白过来：“对路了！”他把线头稳稳按住，等匣子里的鸡叫完，又有人叽哩呱啦说话，依哩哇啦唱歌，他才舒了一口气，用铁勺熔了一块锡，把线头焊牢。收音机就算修好了。

这台收音机的复活是官渡滩的一件大事。它让官渡跟世界近了，跟毛主席近了。每天傍晚，寨里的人吃过饭，就聚到我家来，坐在院坝里，听收音机。父亲像一个大权在握的人，端坐在收音机旁边，严肃郑重地转动着波段和音量旋钮，当收音机里传出新的声音，他就朝人群庄严地扫一眼，然后停下手，又优越又威风。

修好的收音机像患了咳喘病的老人，哼哼哧哧的，时响时停，歹的时候多于好的时候，父亲喜欢听“洪湖水浪打浪”那首歌，常常是唱完上半句，下半句“太阳一出”就憋在匣肚子里，出不来。父亲气得直跺脚。风云雷电天晴落雨又影响信号。父亲先是耐心地把天线杆抽出来，拉长，又缩短，推进去。还是不灵，就抱着收音机到院坝边上，转过来转过去找信号，也找不准，父亲就泄了气。后来，父亲干脆把收音机关了，罩了块红布，放在桌子上，跟一尊毛主席石膏像排在一起。

吊脚楼厢房的房梁上挂了一只黑色喇叭。每天早晨和黄昏，喇叭里准时响起《东方红》。由李有源先生作词、李焕之先生作曲的合唱曲《东方红》，可能是我这一生听得最多的歌曲，也可能是我们那一代人听得最多的歌曲。歌曲一共有三段，先是雄壮的男声，排山倒海。第二段，换成女声，阳光般明亮轻快，也有几分妩媚。到了第三段，又换回男声，速度慢了一半，高了两度，也更宽阔，像是大河浩浩汤汤流进海洋，开阔磅礴。这是真正的诵唱，有一种伟大的力量。童年听《东方红》，它的结构和节奏，以及中间的启承转合，情感变化，对我影响很深。多年以后，当我偶尔拿起笔写一点文章，脑子里先想到的是童年广播里听到的《东方红》。它在谋篇布局和节奏营构方面，给了我许多启示。

父亲对喇叭却有些不以为然。他说那东西只会张开大嘴巴讲大话。要是能在寨子跟寨子间传话带信就好了，“那热——我走到哪个寨子，对着喇叭说话，你们在屋头就听得见喂！”

厢房的板壁上，贴着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剧照，一排姑娘垫起一只脚尖，另一只腿高高抬起，举着篮子，身子前倾，要把满篮的菠萝献红军。夏天的午后，家里到处堆满了洋芋。我躺在洋芋堆上，十分想念父亲。黑色喇叭挂在房梁上。我不知道父亲这时候到了哪一个寨子。我很想从喇叭里听到他从另一个地方传来的问话。可是那大喇叭张着大嘴巴，一声不响。

9

族里有人要出卖老屋，父亲有意买下，却不声张，先去城里接三外公来。三外公观了罗盘，测了年辰，说屋基好，房子好，但要再过两年才能入住，住进去人财两旺。房子是1979年买下的，壬戌年正月初八，我们才搬新家。是三外公看的吉日。进屋那天，堂屋里盘着一条老蛇。父亲吃惊不小，却不声张，只恭敬地请走了老蛇，又请教三外公。三外公笑着说：“那是先祖过来封箴祝福呢，大吉。”

搬新家后不久，也就是1982年的春天，父亲作为长期搞副业的手艺人，被公社派到四川德阳学习补铁桶。之所以能去培训，得益于彭书记的暗中关照。全省几十名补桶匠聚在德阳一家工厂集中学习。省上请了几个专家教授，又是理论又是实操，还现场进行了考试。几十名补桶匠学成归去，补的桶个个漏油。不知道是补铁桶的材料，还是气候和小环境的因素，总之失败的补桶匠们都认为专家在关键处留了一手，怕教会了徒弟，满地跟他们抢生意。

父亲一声不响。他琢磨很久，确认环氧树脂胶、聚氰胺这些材料没问题，他猜测是酉阳跟四川德阳的气候温差，导致铁桶的温度不同，这就要求补桶材料的融点和凝点也不相同。父亲反复试验，终于成功了。

补桶成功是我们家的福音。父亲秘密掌握着这门绝技，绝口不告诉旁人。那时候，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实施，好时代已经到来。百业复兴，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落在乡村，各种铁桶的需求量大增，供销社的柴油桶、煤油桶、桐油桶，加油站的汽油桶，粮站的菜油桶，豆腐店的浆桶，还有水桶。无论县城，还是小镇，到处都是铁桶，铁桶供不应求。桶不胜劳苦，有大量的桶需要修补。方圆几百里，父亲是技术最成熟的补桶匠。直到这时候，父亲才有了明确的专业称号：补桶匠。

父亲出门，十里八乡去补桶子。他仍然背着背篓，背篓里已经不再装锤子、钳子、起子、扳手、螺丝刀这些东西了，换成一桶环氧树脂胶，一桶聚氰胺，一台鼓风机，一只油碟子，循着先前修农机走过的路线，十里八乡，踏上了专业补桶的征程。背篓上仍然横搁着那只黄色帆布包，仍然穿得周五正王，出了门。那一年他45岁，黄色帆布包洗得泛了白，衣服上也没有了补丁。

父亲回家，满手油污，脸上油污，头发里沾了油污，头发一绺一绺，油嘎嘎的。他回来，身上混合着煤油柴油菜籽油桐油，各种各样的油味混在一起，姐姐晕车，先呕吐了。

父亲来不及洗手，先从帆布包里掏出旧手绢包，打开手绢，里面赫包着一叠又一叠崭新的伍元券、贰圆券，用橡筋扎着。我们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都惊呆了。

有了父亲和他的环氧树脂胶、聚氰胺，一家人都雄心勃勃，母亲想给姐姐置办缎子被面嫁妆，姐姐想要一件的确良衬衫。哥哥想买张船票去重庆，找曾经在官渡滩插队的知青。我则想要一双袜子，穿上后把脚跟上的裂口捂愈合，好去城里三外公家跟他的孙女偎在火桶里《霍元甲》。

父亲越走越远，交给母亲的钱越来越多。家里的楠竹水管换成了胶水管，加装了水龙头。父亲爱听歌。从前的破收音机和广播都满足不了他对音乐的渴求。他给家里买了第一件家当——一台“三洋”牌手摇式电唱机。我被赋予摇柄的特权，每天早晨起来，我先呼哧呼哧的摇满，“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就在董河两岸响起。父亲坐在桂花树下的小竹椅上，微闭双眼，手里的棕叶扇换成纸折扇，有一搭没一搭地在腿上轻轻打着拍子。

父亲也雄心勃勃。他准备把补桶大业传承下去。他让哥哥跟他学补铁桶。“那热——”他说，“无论时代怎么变化，机器都要吃油。要吃油，补铁桶这生意，世世代代都用得着。做个好的补桶匠，一辈子穿不愁吃不愁。”

哥哥瞟了父亲一眼，垂了眼说：“没得意思得。”

父亲惊诧了。他说：“我好不容易才从田土里拔出一只脚，为的是把你们往前推。你倒说没得意思得！”

哥哥说要推就往重庆推。他说从前插队的知青说过重庆才是好地方。父亲愉快地、然后又有些不满意地说：“那热——我们一辈子只能朝前跨一步，你倒想插上翅膀往前飞！你是个角色喂！”

10

姐姐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父亲舍不得姐姐下地当农民，就给她买了台“蝴蝶”牌缝纫机，让她到铜西街上跟着一位师傅学习打衣服。姐姐由此脱离了土地上的劳动和繁重的家务，穿得漂漂亮亮的，到街上做裁缝去了。地上的活路都落到母亲一个人的肩上，她更辛苦了，但仍然高兴得落了泪。

姐姐年轻的时候长得漂亮，个子也高，文文静静的。前面说过，有个退休军人看上了姐姐，要跟姐姐耍朋友。那退伍军人是车坝的。我们那里，把谈恋爱叫耍朋友。秋天，谷子黄了，父亲回来挞谷子。母亲说起那个年轻人，父亲知道那个年轻人家底薄弱，弟妹众多，父亲又有病，拖累大。没等母亲说完，父亲“霍”的站起来，提了把菜刀就出门，扬言要去车坝，一刀砍死那个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母亲拖也拖不住，姐姐也吓得大哭，保证再不跟那人耍朋友，求父亲不要杀人。父亲这才住了手。

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车坝。那年轻人吓得跑到贵州沿河，在亲戚家躲了十多天。回来后，再也不敢去铜西找姐姐了。

这门亲事就这样算了。

恰好这时候，有人给姐姐介绍书全哥。书全哥在铜西供销社工作，父亲早亡，母亲改嫁，只有一个堂哥。父亲认为这桩亲事不错，当天就打了酒，买了肉，去铜西供销社找到书全哥，两人喝酒吃肉，谈天说地。天黑下来父亲离开供销社时，订亲的细节都商议好了。

那时候，姐姐认识书全哥，但没搭过一句话。

姐姐的亲事定了下来。父亲对这门亲事很满意。寨里的人也羡慕姐姐好命，说王珍小时候辛苦，从此洗脚上岸，到街上享清福去了。父亲又出门了。那时候，他燕子衔泥般地，一点点给姐姐积累嫁妆。每次回来，把钱交给母亲，都要把那一笔钱命名，这是录音机，那是大衣柜，这是绸缎被。

父亲有次回来，在灯下打开一只红色丝绒盒，里面是一块铮亮的梅花牌手表。母亲说姑娘要嫁人了，手表不是由男方买吗？官渡滩规矩都这样的。

母亲这话说得没错。那时候，官渡年轻人订亲彩礼里，已经出现了手表。再说书全哥是供销社职工，无论出于实力还是面子，给姐姐的手表都是少不了的。但父亲正惆怅着。他听到母亲的话忽然大发雷霆。现在想来，他是有意找茬。他骂母亲眼睛浅、没见识，一块手表也要指望外姓人。他说你就那么想外姓人买块表来，把你女儿套走吗？他越说越不像话，母亲被他骂得目瞪口呆，姐姐也觉得莫名其妙，两人都不做声，流着眼泪任由他骂。骂到最后，他自己也流了泪。

11

父亲说，姐姐三岁时，哥哥出生了，哥哥小时候娇气，经常啰嗦（娃儿生病的意思），每次病倒，母亲和姑姑就用茶罐在火塘里煨白米饭喂他。本来是病号饭，他一转背，就要分给姐姐吃。他嘴巴甜，眼睛看得到方向，能把话说到人心窝子里去。他长得细皮嫩肉，又白又俊，断不是在田里下力的料。但一个农民，又能做别的哪样呢？这才是让他发愁的事情。

插队的重庆知青喜欢逗哥哥玩，说要带他去重庆。哥哥对遥远的陌生的大城市感到好奇。成天跟在知青后面，说话也拿腔拿调地学知青，说官渡滩这也没意思得，那也没意思得。那年月艰难，话虽这么说，兑现起来却难得很。知青并没有带他去过重庆。但哥哥一直记着这个话把子，从小就想出去。长大后，真切体会到乡村生活的艰辛和劳苦，就更无心留在地里了。干活时，他天天装脑壳晕，躲在屋里看书，等机会参加招工、招干、考兵。

哥哥刚满18岁时考上了空军。体检和政审都通过了，接兵的来了，武装部发了军装。哥哥从武装部回来跟家人团聚，准备过两天就跟部队走了。那天他穿着天蓝色的空军服，只是还没有佩戴帽徽领章。白净的脸喜气洋洋，在蓝色军装的映衬下，显得更俊了。彭书记下来道喜。他说“大炮”来了。彭同志站在院坝，声若洪钟，宣称放弃组织民兵打美帝飞机的计划。他说趴在草丛里举步枪瞄准飞机还是难，这事还是空军来办比较合适。他拍拍哥哥的肩膀，郑重交待：“靠你了，王琦。”哥哥笑着诺诺点头。

整个官渡滩都沸腾了。之前官渡滩考走两个兵，但都是陆军，这回考了个空军，寨子里的人又听哥哥说空军就是开着飞机在天上打敌人，都吓了一跳：那么从此不用端着步枪趴在地里朝天打飞机了？

那是收麦子的季节，要下雨了，割麦的人从地里跑回来，不在自家呆着，都来我家看哥哥。好像哥哥就要长出一双翅膀，等哪天首长吹一哨子，哥哥就展开翅膀飞上了天。准空军十分矜持，他给寨子里的人递烟、筛茶，拿腔拿调地说，以后开飞机路过官渡滩上空，一定要摁喇叭，刹一脚。有啥办法？人对头了嘛！

大家都很感动，说王琦这人硬是对头，都要开飞机上天的角色，却不嫌弃在地上跑的泥腿子。

我家院坝修堡坎，打好了炮眼，准备放炮炸岩石。雷声响了，大雨眼看要下来了。父亲指使我，说，王伟，你去拿稻谷草把炮眼堵上，再用塑料布盖起，不然炮眼灌了水，明天就不能放炮了。

我应声站起来，就去拿蓑衣，准备出门堵炮眼。

这时候，我的哥哥走过来，他按住我的肩膀，大家都听到他说那句话：“你在屋里，我去堵炮眼！”

我们都很意外。哥哥向来是有活干的时候，他就神不知鬼不觉地闪开了。等到我们把活干完，他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了。不知道那次他怎么动了凡心，可能是怜惜我，想的再过两天就要离家，临走之前替我干点活呗。我看他脱下身上蓝色空军服，披上蓑衣就出门。

这时候，父亲站起来，一把抓过哥哥手里的蓑衣，说出那句让我永生难忘的话：“王琦、王伟，你两弟兄给我好生在屋头坐起。我去堵炮眼。”

我说爹，我去。

父亲厉声说：“你给我好生坐起！我一个人去赌炮眼！我一个人把全部炮眼都堵上！”

我们都目瞪口呆，看着父亲披上蓑衣，戴上斗笠，刚走出门，天边就响起闷雷。

我们继续陪着寨人喝茶、聊天。一个人说，王琦，你开飞机路过官渡滩时，给我们下点雨咯——飞机上有好吃好喝的，朝我们扔点下来呗。哥哥就笑笑。有人说，王琦当了空军，转业后，城里一定要接你去工作，不会回官渡滩当农民了吧。哥哥听了这话，笑得更俊了。又有人说，瞧哥哥这俊样子，到了部队噻，怕要遭女兵哄抢哦。哥哥不说话，笑得更甜了。有人捧哥哥，拿我开玩笑，王伟，你哥哥开飞机打敌人，你就在地上捡你哥哥的炮子壳（子弹壳）耍呗。哥哥严肃地说：“王伟他不是耍炮子壳的哦，人家是读书人哦。”有人奉承说，两兄弟一文一武，文武双全，好事被你们家占尽了。这时哥哥拿出兄长的派头，装模作样的拍拍我的肩膀，说革命尚未成功，王伟仍需努力。

我拍下他的手，生气地说：“宝气！”

这时，闪电越来越急，雷声越来越密。一团火球从院坝外边滚过来，在院子中央炸开，惊得大家都吓了一跳。暴雨从河对门排山倒海的，轰轰然，在大雨抵达院坝之前，我的父亲抢先一步跨进了屋。

“我把炮眼都堵上了。”父亲一边解蓑衣一边摘斗笠，把那句话重复一遍，我一个人把炮眼全堵上了，没你们啥事了。

哥哥和我忙着跟寨人聊天，没注意父亲说的那句话。

第二天早晨起来，父亲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王琦不去当兵了。

我们都吓了一跳。姐姐来看哥哥，听到这消息，惊得连嘴都合不拢了。

父亲说，我们不去当那个什么空军了，啥子军都不当，好生在官渡滩种地。

哥哥朝母亲大喊：“妈！”

母亲低着头坐在灶前，不说话，只是一把接一把抹泪。

父亲问她：“樊玉香，你是图荣华富贵，让儿子一去不回头呢？还是让他留在你身边，吃粗粮、喝井水，早晚得见？”

母亲抹了一把眼泪，揩在裤腿上，狠狠地说了句：“荣华富贵算个屁！”

哥哥不依不饶，又跳又闹。他抓了把柴刀，一会儿要抹自己的脖子，一会儿又要出去杀人，大喊大叫，要去把那些炮眼全都砸掉！姐姐去拖他，他瞪着眼睛要吃人，挥着刀在空气中乱劈，吓得姐姐放了手。父亲冷眼看着哥哥发飙，一言不发。我大起胆子去夺他的刀，他又在空气中乱劈一通，最后，那棵桂花树不幸挨了刀。

父亲说：“你砍几棵，我栽几棵。看你砍得快，还是我栽得快。”哥哥扔了柴刀，抱着头进了屋。

父亲又说话了。他隔着窗说，王琦，你给我听到起，命里不该来的，来了也会走；命里该来的，风吹雨打都要来。

哥哥在屋里吼到：“来都来了，就着你这一瓜瓢打丢了！”

父亲在窗下，一字一顿地说：“我一瓜瓢打丢的，会一点一滴都给你还回来。你给我记到起。”

哥哥哽咽了，他出来问父亲：“你拿啥子还？就你补桶子那几个油嘎嘎的碎钱吗？”

这时父亲忽然含泪：“老天欠你的，我会还你。我做牛做马，搭上这条老命，也要帮着老天来偿还。”

第二天，父亲背着背篓，背篓上放着哪只帆布包，出了门。

多年后，父亲提起这事，仍然感慨不已。他对我说，你哥考上了空军，不光自己要飞了天，我们还只靠他把你姐跟你提拔上去。但他那句堵炮眼的话吓了我一跳。你妈哭了整夜，我劝你妈说，这是老天在提醒我们保护儿子，人间事都这样，先有长命才有富贵。你妈这才定下心来。我也很难受，我想即使我把这老骨头剔下来，熬油也要帮王琦过上好日子。

从夏天到秋天，一家人心里都不好过。哥哥成天待在屋里，阴沉着脸，不说话，脾气更坏了。母亲小心翼翼迁就讨好他，像欠了他很大的债。

父亲回来的时间更少了。他背着背篓，像个做苦力的，走得越来越远，到了黔江、彭水、丰都、垫江。他名气越来越大，生意也越来越好。

每次回来，父亲当着哥哥的面，打开帆布包，把钱掏出来，交给母亲。纸币仍然用橡筋扎着，一匝一匝的。我看见里面出现了拾元券。

哥哥看也不看一眼，一摔门就进了房间。

当年腊月，哥哥结了婚。那时，哥哥刚满19岁。

父亲让母亲腾了一只箱子装钱。到了第二年夏天，有次父亲回来，让母亲把箱子抱出来，把钱一叠一叠清点好，放在四方桌上。父亲让嫂子坐过来，当着哥哥的面，把钱推到嫂子面前，说：“这是本钱。你们拿去做个生意。”看也不看一眼哥哥。

12

姐夫书全哥是供销社的店员。哥哥第一桩生意，就从书全哥的建议开始了。他到底年轻，意气风发，雄心勃勃，胸膛里熊熊燃烧着发财梦。

哥哥提着父亲给的钱，走村串户收苞谷籽，准备卖给酉阳县酒厂。他年轻，还不到20岁，穿得白白净净，自己一张嘴巴甜，又格外听得进甜言蜜语，哄人的话他全都相信。胸膛上挂着装钱的袋子，背着手，站得老远，看人家把苞谷子倒进他叫来的车，那样子活像上面下来搞调研的知识青年，都没想到过去看看苞谷子的成色、干湿，颗粒大小，像一个老手那样，用指甲掐掐，用牙齿咬咬。再说几句剔踏的话，在气势上压倒卖苞谷的人家，目的是把价格压一压。我的哥哥太年轻了。他还不知道这些老手段。他押着满满一车苞谷籽到酒厂，苞谷湿度太大，酒厂拒收。哥哥只得把苞谷籽运回家。那段时间雨水多，苞谷籽捂在堂屋地上。中秋那天，哥哥刨开看，苞谷已经发芽了。

父亲回来了。父亲看到堆在屋角的玉米，一声不响。父亲说，做生意，哪个都算不到输赢，还是学门手艺吧，靠一双手吃饭，哪个都蒙蔽不到。哥哥警惕地看着他。父亲把帆布包里的钱掏出来，有2千多。“去学开车。”父亲说，“开个大货车到处跑，比我这个背起背篓黑起爪子补桶桶强多啦！”

从此，父亲和哥哥，一个背着背篓十里八乡补桶子，一个开着大卡，五湖四海拉煤、送烟，父子俩都在地球上行走，都靠一双手养活自己和家人。有时候，两人恰好同一时间回到家里。这时候，两人的关系缓和下来。父亲说，你说我们这辈人，年纪这么大了，渴了有口水喝，饿了有口饭吃，冷了有层衣服穿，就够了。我啷个还要累死累活找钱？玉香她，他指指我妈，你妈她还要累死累活放牛种田，还不是担心儿女求生活遇上个短缺，我们能搭把手……

哥哥就不说话了。父亲说，王琦，你四个轮子在大马路上跑，我四只脚在茅草路上爬。你用得着我的时候，说一声，不要舍不得施句话。

1989年，哥哥承包了了板溪职业中学的300多亩地，用来种苗圃，请了10多个工人。哥哥一个人忙不过来，就让父亲进城给他帮忙管理。至此，父亲放下背篓，结束了几十年的修理和补桶生涯。他穿上我给他买的一套体面的衣服，挎上那只浅黄帆布包，脸色带着郑重的神色，进城了。

那一年，父亲52岁，没有背背篓。

他从来没当过干部，管起人和事来，却很有一套。他眼睛亮，啥都看得清楚，谁都蒙不过他。对工人又吓又哄的，工人又服他。他把哥哥的苗圃管得清清楚楚、利利索索，哥哥腾出精力来，一心一意在外面跑业务。

哥哥给他买红塔山香烟。他抽完后，把烟盒留着，买了赵庄烟装进去。下苗圃查看的时候，他掏出烟盒，在工人眼前晃来晃去，让大家都看清楚红塔山烟盒，才慷慨地给工人们散烟，说，来！抽支烟，抽支烟。

13

我跟李红恋爱后，按照礼俗，父母到县城中学拜望亲家。

先前在婚事上，因为我的穷苦农民出身，受了很多挫折。终于找到老婆，父亲就很为我得意，又有些担心。

他问我：“我们高攀了。李家矮看你不？”

我答没有。

他又问：“那家的女儿欺负你没？”

我又答没有。

他想了想，又说：“要是李家嫌弃我们，我们就退步。”

我吓一跳：“你是让我跟李红分手？”

他白了我一眼，说：“是你跟着李家朝前走，我们家庭退步，不拖你后腿。我保证不上你们小家薅刨，不麻烦你们小家。你也要把小家顾好，不要针头线脑往官渡滩搬盘，让人家把你看矮了。”

亲家在县城，他就不得不周全点。“办礼要体面，”他说，“莫让城里的人把我们看扁了。”他知道我没钱，就让母亲拿出一千块钱，买了烟酒、茶叶，给李红买了一块手表。不知道哪根筋又动了，又命令哥哥也拿钱出来，交给我，给岳父母各买了一件呢子大衣。

哥哥开着拉树苗的大卡车，父亲坐在驾驶座旁边，一路走一路鼓励坐在旁边的母亲，又鼓励我。母亲很少到过县城，更没跟城里人打过交道，一路就很局促紧张，说不知道见了亲家怎么搭话。父亲就批评她：“你盘养了个儿子，倒像矮人一截！”

又批评又鼓励，末了，就抿着嘴，沉稳地坐在副驾驶上，眼望前方，像是带队伍赶考，而自己已经胸有成竹。

直到进了李红家的门，他才低调下来。他被这个家庭的气度氛围打动了。我的岳父温文尔雅，带着家人在洁净和睦的家里接待了亲家。岳父优雅地朝他伸出手，爽朗地说：“欢迎！”他愣了一下，伸出手局促地握住，使劲摇了两下，却不知道说什么好，就抽出了手。岳母大方地请我们一家人落座。李红端上茶和水果，李红的弟弟李勤恰好大学放寒假在家，客气地为客人倒茶，妹妹李艳削好水果，恭敬地递给客人。

母亲拘谨地坐在沙发一角，一声不吭。父亲本来准备了一腔暗自得意、又不显山露水的谦词，忽然说不出来了。让他意外的是，岳父堂堂君子，居然系上围裙，套上袖笼，下厨房主厨。在父亲眼里，一直都是“君子远庖厨”。他多年都是“饭来张口”，他认为这也是男人的气质。所以，当岳父进了厨房，他惊得张开嘴巴，合不拢了。

“有贵客来，都是李红他爸爸下厨。我的手艺上不得台盘，只能给他打下手。”李红妈妈笑着对母亲说。父亲反应过来，转过脸就朝我喝道：“还不去厨房帮忙，楞起做哪样？”我站起身，岳母制止我：“小王留在这里帮李红招待客人。”父亲只得坐下，享受儿子反客为主对他的招待。他比母亲也好不了多少。坐在沙发中央，局促，拘谨，不说话，直到两位客人推门进来。

多年后，父亲还经常提起第一次上门拜望亲家，他说他像一把谷糠撒进米箩，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而他的朋友从天而降，解了他的围。他说他的朋友给他做了许多好事，没想到走亲家这样的事情，都有他来帮忙。他这朋友像是专为他解围而生。

那天，父亲的朋友彭大炮——后来调到县工商局任办公室主任——进屋，我们都十分意外，我叫道：“彭主任！”彭书记指指我：“你该跟着李红叫我姨爹！这位，”他指着跟他一起进门的女子，“这是李红的大姨。我们今天是奉命来陪客的！”

我又惊又喜：“之前怎么不知道是亲戚啊？”

彭书记说：“我早知道啦！你跟李红一交往，李红的妈听说小伙子是铜西人，就安排我考察啦！”彭主任站在客厅中央，仍然以手叉腰，声如洪钟：“没问题得！我当时就拍着胸膛对李红的爸妈说，没问题得！王祥胜的儿子，没问题得！娃儿是我看着长大的，李红交给她，错不了，错不了！”

大姨看着我，也很高兴。

父亲像是惊呆了。好一会儿，他才反应过来，感慨地说：“我俩好了几十年，绕山绕水，哪想到绕到这屋来，成了亲戚。”

彭主任手指着我父亲大笑道：“嫌我俩好得还不够，结一门亲戚来加个固！”

那天的拜会，因为姨爹的从天而降，格外增加了许多欢喜。父亲尤其高兴，他跟中学教师亲家之间，有了一个彭大炮，像是向上的阶梯中增加了一级跳磴。他从容了。那天的家宴上，他尤为动情。他对岳父和岳父的连襟彭叔叔说，我们因儿女走到一起，就是三兄弟。他说，我跟王伟他妈都是农民，没读过什么书，教育不成什么道理。小时候，他不听话，我就打。从现在起，王伟交割给你们二位了。他要是做错了事，你们就给我打。他转身对姨爹说，你也帮着亲家提携提携这孩子。他要是做错了事，你也可以打。

岳母温雅地说：“小王是个好孩子，我们舍不得打。”

我的女儿出生后，岳父母就来我家，帮我们带孩子，此后，一直跟着我们辗转奔波，指导扶助我们。有人跟父亲提起我，说我好话的时候，他就真心诚意的说：“那是亲家和亲家母教得好。我是把娃儿交割他们了的。”父亲对岳父母毕恭毕敬，对李红也十分客气。有一次，父母到我家，向岳父敬酒，动情地说：“二位仁义！王伟虽说是我们生养的，你们做的比我们多。你们是他的再生父母。”

那一次，四位父母都很动情。

14

我们姐弟仨的儿女在慢慢长大，都上了学。父亲停顿了下来。他把最后一个梁背交给母亲，请她把背带缝补好，拿到河边刷洗净，放到火塘边烘干，收起来。黄色帆布包洗白了，搭扣坏了，又破了洞。他自己修好搭扣，又请母亲把破洞补好，把包挂在卧室板壁上。他像一个战士，劳苦奔波半身，终于挂靴了。

起初，他也凡事都喜欢指导指导，提提意见，仍然是一家之主。一大家子也都很配合，无论他说什么，当面嘻嘻哈哈的，都答应下来。转身后，该怎么办还怎么办，不过是给了他一个面子。他很快看出其中的微妙，再加上母亲警告他少说话，他也适时地温和了。他血液里暴烈的火焰熄灭了，眼神里的专横也收敛了，他安静、慈祥，开口前先察言观色，说话谨慎周到，对我们言听计从。有人问他主意，他就答：“这是娃儿们的事，你们当问他们各人。”如果是家里的事，他就推给我的母亲：“你们问樊玉香去。她是我们家的当家人。”特别的低调，特别的谦逊。他背着手，跟在母亲身后，陪母亲种菜、赶集、走亲戚。我们回家后，家里有亲朋来访，他安静地坐在一旁，把C位留给母亲和儿孙，自己恰到好处地保持了尊严，微微笑着，不发一言。他体面而有分寸地退了场。

我每次工作调动，都要接父亲和母亲过去住一段时间。我陪着他们到处参观游玩，也有朋友和同事请二老吃饭。他们也很乐意。他每到一处都兴致勃勃，又表现得小心翼翼，带着乡间老于世故的稳重沉着和从容，以不变应万变。

像所有卸下担子又略识文字的农人一样，父亲晚年醉心于家族史的研究。他兴致勃勃，钻研很深。真正关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他不知从哪里搞来一本家谱，先是用毛笔小楷誊抄，无奈多年不提毛笔，写起来实在艰难，誊到一半只得放下。我给他复印了一本家谱，他很满意，表扬我：搞得好！

他带着家谱去王家的坟山访碑，蹲在墓前抄写碑文，对照家谱辨别勒刻在碑上的孝子贤孙，密密麻麻记了两大本，自先祖率族人来到官渡滩定居开始，把祖宗八辈脉络理得清清楚楚利利索索，这棵大树，在哪根枝丫在哪里又开了叉，散了叶，他也说得一清二楚。跟我讨论家族往事的时候，他叙述起来，用的是标准的家谱体：“某某娶某氏，生子某某、某某、某某。”简洁、明了。这中间，有人来邀请他参加宗族大会，他就带着那本复印的家谱和他的笔记本，辗转渝鄂湘黔参加宗族会议，同族人交流信息，完善他的研究。

官渡滩王氏根在江西临江府，始祖王高之。八世后裔王金相公，才识渊博，举孝廉，被酉阳州冉土司招为婿，赐地四十里。王金相公辅政有功。后，土司被刺，王金相公携眷隐居官渡滩避难，繁衍生息多年。官渡滩由此得名。之后，有七位先祖百年后归葬官渡滩荒坡后，中有四人生前功名卓越，中武魁，任巡道、宪台、台谏等官衔，因此，荒坡人称“四官坡”。

到了我的曾祖父那一代，则彻底贫败，往下皆世代务农。曾祖父王文新，生两男一女。我的祖父王怀章是他的长子，念过私塾，种地，兼做布匹生意。祖父年轻时一表人才，可惜英年早逝。那年，父亲15岁。少年失父，当务之急不是自己身体和精神的成长，而是担当起一家之主的职责。长兄为父，他帮助祖母扶养叔叔和姑姑，把家拉扯下去。他在地里卖命，闲时跟着学些手艺，修风车，织补竹篾器具。他凭这些手艺，偶尔在村寨给人做活，换回一两碗苞谷作工钱。

叔叔7岁那年，恰逢又一轮饥荒，家里实在挨不下去，他跟祖母商量，把叔叔送给贵州沿河洪渡岩一户姓万的人家放羊，算是给家里减了张嘴，把姑姑保了下来。姑姑七岁的时候，跟祖母到沿河县黑獭堡卖布，被买布的人家扣下当童养媳。幸亏祖母强硬，救出了姑姑。那以后不久，父亲挣到十多斤稻谷，想赎回叔叔。这样，到1957年他跟母亲结婚的时候，他的母亲健康，弟妹双全，妹妹是给新娘打洗脸水的女童，弟弟则是背喜鞋的的童子。

有一次，我陪他聊天。他说，祖父交给他的这副担子，他挑下来了，几十年里，他拉扯着这个家庭艰辛跋涉，一个都没有闪失。他心情复杂地说：“我是对得住他的。”

过了一会儿，他才说：“他那么早就摞下我们走了，他对得住我们吗？”

姑姑长到7岁，到了上学的年纪，恰好我的长兄出生了。父亲就让姑姑留在家里背我的这位长兄，没能上得成学。他说姑姑因此恨他，他也很难受——人太穷了，只顾得上怎么活下去。他说他害了姑姑。他说姑姑年轻时强过很多姑娘。她欢喜过一个老师，但父亲不许，把她许给表兄弟，亲上加亲。直到2017年，我们家修房子，请姑父过来帮忙。姑父不小心踏了空，从三楼摔到院坝，不幸遇了难。在姑父的葬礼上他放声痛哭，承认他一辈子对不起姑姑。

15

姑父去世后，他迅速衰老了。每次回去，就看见他又老了一截。对，他是一截截老下去的。我们那里把哀伤叫“焦愁”。经常听到说谁谁谁“耳朵焦聋了”，“眼睛焦麻了”。只有那时候，我才知道哀愁对人的摧毁。他就是在那一年夏天失聪的。因为听不见，他失去了语言交流，成了一个聋人。他的白内障也是在那一年加重的，只影影绰绰看得见一米以内的事物。

他始终恹恹的。我回去看他，陪他坐在院坝里。他默默地抽着烟，好一会儿，忽然开口说话，说的也是姑姑。

“你孃孃小时候想上学，我让她留在家里背你姐姐，诓她说给她买缝纫机。”

我比划着问他：“缝纫机买了吗？”

“没买，”他说，“人都吃不饱，哪来钱买缝纫机？但她就相信了。”

他说他对孃孃如父如兄。但是，兄长怎么比得上父亲？在父亲那里，女儿大过家族。在兄长那里，家族大过女儿。

他说，我们家四辈姑娘都是独养女，你姑婆，你孃孃，你姐姐，到了孙辈，是你的春语。他说，我只有春语这一个孙女。

我说老汉，春语懂事，我跟李红也会把她照顾好的。你就放心吧。

他说放心。

他听说，春语有了男朋友，那男孩子还有个弟弟。他就提出，让那孩子来王家上门。

“女儿要放在眼前。”他说，“早晚看到，顾着，疼着，安心。”

然后，他语气强硬地说：“你跟你亲家说，王家倒贴房子，让他们把娃儿给我们家。”

这中间，他又摔倒一次，住了院，母亲寸步不离地照顾他。再起来时，像变了一个人，萎悴了。

他跟这个世界隔绝了。我们提出给他装助听器，做白内障手术，他都默默地，然而也是坚决地拒绝了。

母亲成了他的耳朵、眼睛、舌头和拐杖。他一生不事稼穑，也不擅炊煮，几十年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他事事依赖母亲，像一个犯了错误又被老师原谅的好学生。

哪想到母亲走在了他前头。

16

父母半辈子抱团取暖、相濡以沫，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于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意识中，从没把他们认为是父亲和母亲、父亲或母亲，他们就是父母。母亲的离世，这个整体被剖开，露出截面，我们由此看见一个人的软弱和单薄和无助。

起初的时候，父亲失魂落魄，像被丢弃的孩子，眼巴巴地等着大人回来招领，而拒绝被任何人收留。

最初的方案是，我们姐弟仨，他任选一家住。轮着住也可以，只要他愿意。

但他拒绝了。

我们又先后雇了人、请了亲戚照顾他，都被他婉转劝退了。他不习惯跟母亲以外的人相处，也不甘心我们的钱被别人挣了去。我们苦口婆心地劝说，好话说尽，他就只有三个字回我们：“我得行。”

最后，我跟他商量，怕说不清楚，他也听不清楚，我就在纸上写道：“爹，您找一个老太太，我们会孝敬她。如果您不愿意结婚，只是在一起生活，或者，只是让来照顾你，我们都支持您。我们不介意别人的流言蜚语。”

他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看明白了，瞪着我，忽然大怒，拿拐杖指着我，准备朝我戳过来。我也瞪着他，两人僵持了一会儿，拐杖终于放下了，眼睛仍然瞪着我，看样子准备大骂一顿，又一时没想到骂词，最后，拄着出了屋，坐在桂花树下。

我跟过去，在他旁边坐下来。

他说：“你们妈就睡在屋后头，我丢下她，跟你们去城里享福，要是她哪天回屋来，想搭个话，都找不到人。”

我说不出话。

他又瞪着我，说：“你那脑瓜子，尽出鬼点子，你想得出！我做不出！”

我只好向他认错，给他点上烟。

他吸了一口，咳起嗽来，咳了好一会儿，才说：“以前，我无论好歹，都有你妈担待。你妈去了，我去你们哪家，都是拖累。我人老了，使不上力。不拖累你们，也算这副老骨头帮你们一把了吧。”

17

姐姐每隔一段时间回官渡一趟，清扫庭院，给他拆洗衣被、做饭，在后园栽菜蔬。姐姐很能干，干起活来像一阵风，忙乱处，让父亲帮忙递个菜苗或者水瓢。父亲听不见，不得要领，又不好多问，连猜带比划，就不免出错，要镰刀时，递了个锄头，要菜苗时，递了个水瓢。姐姐就抱怨，父亲听不到她在说什么，但看面色和表情，知道自己做错了，就很沮丧，低了头咕咙着，像犯了很大的错误。

他到桥上散步，一个年轻人骑摩托车，摁着喇叭飞驰而过，他听不见，来不及避让，被摩托车撞倒在地，小腿被撞破了，淌了一地血。堂兄弟押了那摩托车，要那肇事的司机负责。父亲坐在地上，摆手让堂兄放了那年轻人。堂兄请了卫生服务所的医生过来处理伤口。天太热了，伤口就发了炎，又红又肿，最后化了脓。

姑姑听说后，从茶园下来照顾他。哥哥的朋友带他去县城看了医生，重新处理了伤口，又开了药，由姐姐送他回家，跟姑姑一起陪护他。第二天，他就把姑姑和姐姐赶回了家。

我回老家看望他。他跌跌撞撞出门来接我，裤腿高高挽起，受伤的地方包扎着纱布块。

我跟他说话，他茫然地盯着我，很疑惑的样子，愣了一会儿，像是明白了，把话接下去，结果是驴唇不对马嘴。

有族亲和寨人请我俩去吃饭，他让我一个人去，自己婉转然而又是坚定地拒绝了。我明白他出于自尊。请的人站在院坝里不走，坚持要他去。他摇摇头，不说话。人家好言好语再请，他再摇头，一点也没有通融的意思。

他不去，我就留在家陪他。我炒菜时，油溅到我脸上，烫了一个泡。他起身出门，去院坝边摘了几片薄荷叶，捏融，抖抖索索地贴在我烫伤处。他盯着我的额头看了看，说，疤痕淡了。

我比划着问他，知道这疤痕的来历不？

不知道他是听到了，还是猜到了。他说，那一次，我回家，看见你额头上涂了大块黑锅烟灰，像跳戏的花脸，吓了一跳。你额头着苞谷杆戳了，我的心头也像戳了个洞。下一次回去的时候，见你没发火没化脓，留了个疤痕。我当这是老天爷打的记号，这娃儿以后好养了。只有这样想的时候，心里才好受点。

18

我带他到重庆，跟侄子王翼陪他在枇杷山给他买助听器。店员推荐了一款，戴上后，跟他说话，他能听见了，很惊喜，很满意。一问售货员，要价一万多，就把助听器从耳朵里取出来，递给店员，掉头就出门。一出门就发怒，一边走一边回头骂我们，说我们是败家子，拐杖戳得地面笃笃响。他低着头，怒气冲冲的，也不看红绿灯，径直走到马路中央，四方来车像潮水一样涌来，在十字路口停下来，焦躁地摁喇叭。他一个人站在马路中央，像潮水里的一片叶子，回过头来茫然地地望着我们。

我的眼泪涌了出来。我冲过去，走到他身边，把他的手攥在手里。那时候，他像个孩子，听话地由我牵着，跟着我回到马路边。

回到店里，他就顺从了，由我们把助听器买下来，塞进他的耳朵。

哥哥趁热打铁，说服他把白内障手术也做了。

还是由我送他回官渡滩。

重获视听，他并未像忽然发财的暴发户一样激动喧闹。在外人面前，他保持了有分寸的沉静和克制。但在我面前，他就不管不顾了：“河里跳起的鱼，我都能看见。对面山上的人影，我也认得出是哪个。”他兴奋得像个孩子，“像重新活了一遍！”

晚饭后，他趴在院坝的栏杆上，看着远山。我陪坐在他旁边。他指河岸边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说：“我从那条路上，出去回来，走了好多年！”那条小路在夕阳下顺着河岸爬到了老鹰岩上，不见了。

他说在外面走了几十年，但心里一直担心家里。母亲在家做一家人的活路，盘三个细娃，孝敬老人。栽秧打谷，家家出男劳力抗拱搭斗上山。全家的任务就落在母亲肩背上。母亲吃得苦，吃得累，吃得亏，又不说一句多话。

“她活着的时候，我想到这个，觉得有福气。她走后，我再想起，只觉得难受。”

我问他：“你在外面做手艺，好不好耍嘛？”

他说，苦得很！哪有心肠耍！不过是走上那条路，收不回脚。

他说，每次出门，妈总要在背篓里放一双干净布鞋。无论在哪歇夜，洗脚后，就换上那布鞋，走得再远，心也不远。妈的手艺好。男子家出门，人家看你，是看脚上那双布鞋。只要鞋扎得精致漂亮，洗得干净，人家就看得出你家里人是哪个样子，你跟家里人的关系好不好。我走州过县几十年，从没人看轻我过，我连心子蒂蒂都没轻薄过。

他说，王珍不是他跟妈的第一个娃儿。在她前头，还有一个哥哥，白胖又俊。那娃儿两岁的时候，有次发高烧，我妈背着到处找医生望，越望越萎。那时候，他在外面修机器，娃儿不乖，妈找人带信给他。带信的人到了他干活的寨子，他已经离开，到下一个那寨子。带信的人又到下一个寨子寻他，他又到了再下一个寨子。等终于得了信，连夜赶回来，见娃儿只有点气悠悠了。

“我把娃儿搂在怀里，整夜在屋里踱来踱去，不相信一个当爹的胸膛就不能把娃儿暖过来。天亮的时候，娃儿还是在怀里断了气。”

自那以后，你妈空了几年怀。直到1961年底，才怀上王珍。你妈说姐姐那么难的年辰能股胎到娘肚子里来，只能说是命大，也跟爹娘的缘分深。第二年9月，王珍出生了，刚生下来时又黑又瘦又弱。你奶奶看是个孙女，就不说话了。我倒是很满意，管他是姑娘还是儿娃，投生在我们家就是福气。

他缓缓地说：“王珍三岁多的时候，王琦出生，白白胖胖，你奶奶欢喜心慌了，说，这孙子，蘸生盐都吃得下。我倒担心，这细娃儿断不是能下力能吃苦的，长大后啷个过日子呢？后来也想通了，一人一命。他吃不得苦，就多走些弯路，总能把树巅的枇杷摘下来。”

我笑问他：“那么我呢，生下来就是吃苦耐劳的样子？”

父亲说：“你跟王琦，从小就不像一个妈生的。你生下来的时候，又黑又皱，像块麦粑，哭起像犟牛。长大了，也是一幅借你谷子还他糠的样子。没想到到头来是个好脾气，尤其对人好，仁义。”

说到儿子仁义，他非常得意。

他说：“有一次，大年三十，忘了什么事，我劈头盖脸地打你，一边打一边问你知不知错。你用手肘掩住脸，一声不吭。我气坏了，抓过扁担就打。你就往屋后山上跑。我操起扁担追出去，你一边跑一边回头看我，眼看我就要追上了，你捡起一块石头，回过头来盯盯地看着我，准备砸我。我死死地盯住你，你没盯赢我，扔了石头，哇的一声哭出来，一边哭一边朝茶园方向跑，跑出去老远，都还听得见你的哭声。我想你反正是去姑姑家，就没管你。你妈走了，你写那篇文章提到这事。我当时读到这里的时候，就哭了。”

河里戏水的孩子起了身。上山劳作的人也背着背篓从路上回来。夕阳从路上移到长满红薯的坡地上。

他说：“我跟你妈也打过一次架。”

我很意外。在我印象中，他们只吵过架，那是为我的亲事。

父亲说：“那次，我造的炒苞谷泡机器失败了，把人家一升苞谷炒糊了，哑了炮。我一个人坐在院坝，一边吃烟，一边想哪里出了问题。你妈把饭做好了，喊我进屋吃饭。我心烦得很，就吼了她两句。她不回我，只一个劲喊。我一糊涂，血冲上脑壳，霍地站起来进屋吼她：你一碗苞谷面掺洋芋饭，还一声接一声喊得不消停！你妈愣住了，不晓得说什么好。她朝我走过来，我以为她要放我的踹，就推了她一把。她憨住了，她手里拿着高粱稍的扫把，准备朝我拦腰扫过来，才举起，眼泪就滿了出来。”

天黑下来。一只萤火虫飞过来，一高一低地在我们面前闪悠。父亲看得入了神，用手轻轻拂了拂小虫。我用手轻轻把小虫拢住，让它在我手心里一亮一亮的。过一会，父亲说，放了它。我就放了手，小小的萤火虫一亮一灭地，飞到桂花树那边去了。

他慢慢地说：“你妈活到85岁，我也88了，要说，都不算短。”他喝了一口茶，慢慢地说：“两个人，要活得齐齐整整一样长，才叫长。一个抛下另一个走了，再长也是短。”

19

母亲去世后，父亲越来越财迷，把钱看得很重。说到钱，他认为是秘密，开口总要先说：“悄悄的！”，生怕别个知道。但他耳朵不好，说话声音就很大，每次说到“悄悄的！”周围人都听到了。

他88岁生日，哥哥接他到重庆，为他张罗了热闹的生日晚宴。那天，我也从北京赶过来为他庆生。家里人多，亲戚朋友也来了不少。他一目测，推算出那顿饭钱不是个小数目，就走过来，凑在我耳边说：“悄悄的！莫让别个听见！——这顿饭花钱多，你莫动手，让王琦去交钱。”他说话的声音很大，满屋的人都听见了，都笑了。

有亲戚和朋友送了红包，他推辞不过，只得收下。等客人们离开，他就要把红包全部给我。他说；“悄悄的！莫让王琦他们晓得！”

哪知嫂子听到了。嫂子起心逗他，伸手向他要红包，声称一碗水要端平。他坚决不拿出来，也不怕得罪嫂子。他说：“王伟没得工作了，我不帮他谁帮他！”

有一天，我陪他说话，他打手势让我过去，凑在我耳边说：“悄悄的！”带着神秘又得意的神情。我侧过耳朵恭听他的秘密。果然，他说“有钱啦”，多，比一辈子修机器、补桶桶挣的钱都多。

我问有好多？

他朝我竖起拇指。

我一惊：“你成首富啦？”

“没有。”他赶紧摇摇头，又慢慢伸出小拇指。

我明白了：他有六万。

我问他钱从哪来的呢？

他愉快地说：“积的！一屋老少给的钱，一分不花，全积了起来。”

我也吃惊了：“不到两年，我们就给了那么多钱？

“当然没这么多。”他说，“不过，我还有另外的门路。”

什么门路呢？未必还卖手艺？

他瘪瘪嘴：“我那两手艺早不值钱了！”似乎鄙夷的不是他的手艺而是我的见识。

我笑着看他。他迟疑一下，还是说了：“我把你们买的好烟拿到商店，换了便宜的烟，退的差价就又积下了。

我又惊到了：“你抽的都是好烟啊！我都看见了！”

“装的！”他得意地说，“留了好烟盒，装了便宜烟。”说着，他从“中华”烟盒里抽出一枝来，递到我眼前，让我瞧。我瞧见了，是朝天门。

“烟酒茶咯嘛，不过吃个味，又吞不进肚子，吃那么好有甚用？”他说。

“你不会连酒和茶叶也卖吧？”我问他。

“卖。还卖钙片。”

他承认得爽快。

我又惊到了：“钙片是买给你治抽筋的啊！”

他说：“抖音上说晒太阳也治抽筋。我天天晒太阳，眼睛都晒花了。”

我哭笑不得：“商店敢收你的钙片？”

“就是不收嘛，他们说找不到买家。”他遗憾地说。

他说：“给你看看我的钱。”说着，他拄着拐杖进了房间，不一会儿出来，手里拿着一本绛红色的存折，递给我。

一共存了三页，有六万零几百块。父亲的钱。

我问他：“这么财迷，存钱做什么啊？”

他又招招手，让我凑过去，他在我耳边说：“给你妈买房子。”

我又吃了一惊。

他说，母亲走的时候，因为疫情，仓促落葬，没给她办道场、烧纸扎，亏欠了母亲。他要补起来，给母亲办道场，烧纸扎。“大房大屋，香车宝马，热热闹闹的。这一道场办下来要15万。他说这个钱由他出，不盘剥儿女。算是给母亲送个礼吧。

我笑起来：“打算什么时候办呢？”

他调皮地朝我笑笑，说：“等我跟你妈会面的时候。”

我忽然冲动地问：“爹，如果有一天——我是说如果有一天——你真的会见到我妈吗？”

“那当然！”他用一家之主的语气毫不迟疑地答到：“不然，这一世不白过了？”

存到八万元的时候，族里有位堂爷家里遭了火灾。他把存折送过去，让堂爷全部取出来，用来补贴灾后重建。堂爷谢绝了。他说您都这么大年纪了，我们怎么硬得下心肠借用你的钱？父亲说了好话，又说了气话，然而人家实在忍不下心。他只好拿着存折怏怏回到家。

20

侄子王翼给家里安装了云视频摄像头，“萤石”牌的，大门口一个，院坝一个，厨房兼火铺屋一个，屋后的菜园一个。隔着几千公里，打开手机APP，就能看见远在官渡滩的父亲。

早晨，我看见父亲端只小塑料盆，蹒跚走进屋后的菜地，摘了番茄、海椒，掐了菜叶。他在菜地边的水龙头下冲洗过，端进屋。家里装了液化气灶，但他习惯用柴火。这也是母亲的习惯。他抖抖索索地淘米，笨手笨脚地切菜，坐在火印上，倾着身子在火塘里做饭。掺汤时，抖抖索索的，洒了火塘，腾起一阵灰。他放下汤碗，拍身上、头上的灰，拍了好一会儿都没拍净。

我看见他放下水瓢，发了一会呆。又过了一会儿，像是准备重振旗鼓，拿起吹火筒，鼓着腮帮子吹火。等他终于把火吹旺，菜在锅里已经蔫了。一顿饭做了好半天，好像颜色和形状又不对。他端起碗吃了几口，像是没胃口，又放下碗，对着火塘发呆。

他出了门，进了院坝。

母亲活着的时候，院坝里鸡鸣狗叫，花红柳绿。现在，他一个人守望在偌大的家里。他让哥哥给他整点活物在家里。哥哥就给他砌了个鱼池，买了些大大小小的鱼放在池子里。鱼跟他一样，都沉默，都困在狭小的空间里。像是惺惺相惜，他对那群生物着了迷，久久地倚在鱼池边，拿根细竹棍在水里拨弄逗鱼玩。

有小货车拉着水果、蔬菜和食品进村，停在门前的桥上，开着小喇叭吆喝着售卖。他拄着拐杖下了院坝，买了几只米粑。他还选了一包小橘子。我看到他像是有些迟疑了一，把小橘子放在手里掂了掂，又放下了。过了一会儿，又拣起来，在手里比来比去，最后还是买下了。他提着橘子和米粑走上院坝，装橘子的塑料袋忽然破了，金色的小橘子滚了一坝。他扔了拐杖，蹲下身捡橘子，费了好大的劲把四散的橘子捡拢，起身时，却忘了米粑。等他又蹲下身把米粑抓提在手里，拄着拐杖颤颤巍巍立起身，橘子又洒了，四散滚落。我看到他呆呆地看着满地红橘，像是不明白这些小东西为什么要这样捉弄他。

天气变化的日子，他整天小心地坐在火塘边，咳着嗽熬茶、喝水，预先吃感冒药，生怕受凉生病，给儿孙们添麻烦。

天气晴好时，他就长久地坐在院坝边上，两肘撑着栏杆，眺望河对岸的群山。他一坐一两个钟头，一动不动。院坝寂静，连一只鸟都没有，但云视频程序提示画面有变化。我以四倍速度回看。我看见一片云影从橙树上落到院坝里，在院坝中央移过，又翻过篱笆，游到竹林那边去了。阳光从院坝移上阶沿，又从阶沿攀上板壁，后来爬到板壁中间，院坝就暗下来了。光阴有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游走，而我的父亲，他还趴在栏杆上一动不动。

这让人心惊。

出官渡滩的路，从河边欠起身子，蜿蜒而上，在山坳时隐时现，最后消失在远山蓝色的烟霭里。我的父亲像一个斗士，自年少起，就沿着那条小路一次次出征，又一次次败回。他一生筚路蓝缕，披荆斩棘。末了，才发现时间是永恒的敌人。跟他并肩的战士潮水一样撤退了，时间撒下了包围圈，远远地包围过来，他困守在中央，像一个孤独求败的王。

他趴在栏杆上，腰背驼了下去，双肩还撑着。这多像多米诺骨牌，他在最前面勉力挺着，我们这一代，下一代，下下一代，一代代在后面，才站立不倒。

他20岁结婚，在儿女出生之前，他就已经担当起父亲的责任。我的祖父去世那年，他15岁，叔叔4岁，姑姑2岁。在他和叔叔之间，还有过6个叔叔。但后来都没有了。他从8岁开始，就帮助我的祖父埋葬自己的弟弟。最后一次，天下起了雪。那是官渡滩少见的大雪天。路上淀了厚厚的积雪，天空仍然雪花漫卷。我祖父抱着孩子走在前面。他拖着锄头，踉踉跄跄地跟在他身后。这个少年在漫漫风雪中白了头，双肩也落满白雪。他一步一趔趄，努力地走着，不让自己倒下去。

每当想到这里，我就想跑上前去抱住他，像一个父亲那样抱住他，把他搂紧，让他扑在我的怀里大声哭泣。

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