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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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那天，家里来了一位年轻的女客，她是我妻子表姐的女儿馨馨，刚从四川攀枝花探亲回京，给我们带了一篮大樱桃。“今早从姑姑园里摘的，请你们尝尝鲜。” 我的妻子正跟女儿在京郊漫庐踏青，我负责招待客人。作为答谢，我打开一个长竹茶筒，用竹匙舀了小勺新茶倒进杯里，冲上开水，端到她面前。

“这是我的姑姑亲手种植、手工炒制的明前茶，快递今早刚送到。”茶叶在开水里翻滚激荡，不一会儿，就沉落在杯底，卷曲的叶子缓慢舒展，洇出缕缕浅焦糖色，在水里弥漫开来。略带焦香茶香就散发出来了。

馨馨端起杯子，轻啜一口，不失礼貌地赞叹：“香！”她说，“您姑姑，哦，我的姑婆，她一定是位民间艺术家。”

我不知跟这孩子说什么好。我的姑姑，她生活在离官渡滩十几里外一个叫茶园的寨子。她不是什么民间艺术家，她就是一个农妇，是母亲、祖母、外婆，是姑姑。她生于1949年。七岁时，她的父亲离世，被寡母和长兄抚养成人。她自幼年开始，就帮大哥大嫂带了三个侄儿女，后来又收留了一个侄孙。她被长兄——就是我的父亲——嫁给她的表兄，养育了三个儿女，其中一个残疾。后又给儿女们带大三个孙子。她没上过一天学，不识一个字。她曾经有过丈夫，后来没有了。她是我的另一位父亲和另一位母亲，是我在世上的另一处安顿和收留。她的名字叫王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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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她出嫁那天晚上出生的。作为长嫂，我的母亲挺着呼之欲出的大肚子，协助父亲为她操办了朴素且周全的出阁之礼。据说她在拜辞高堂时哭得极为沉痛，让观礼的亲族不胜唏嘘。让村人印象极深、多年后仍屡屡提起的，是那位等在阶前的新郎——这个人在几个钟头后成了我的姑父——也心疼得哭出了声，其动情之状，不像迎娶新娘，倒像在告别远嫁的知己。

而她的兄长——我的父亲，彼时侍立在祖母身旁，也忍不住落了泪。但这位乡村聪明人并不悲切。长兄如父，他把这个妹妹抚养大，并把她嫁到亲姑姑膝下做儿媳，这是合乎王家规矩的，也是合乎官渡习惯的。肥水不流外人田，亲上加亲，婆婆聪明解事，夫婿厚道慈良，总的来说，这是桩不错的亲事。至于哭嫁，那都是情之所至。哪个姑娘出阁时不哭呢？

母亲可能是因为操办婚事太劳累，当晚，办喜事的席棚还没撤尽，我就在她的肚子里挥拳踢腿了。后半夜，我挥舞着拳头，愤怒地哭着，来到人间。

我的出生，弥补了姑姑出嫁带来的失落和冷清。祖母笑逐颜开。“去一个，来一个，这算双喜临门。”她抱起我，“这娃儿是在撵他孃孃的脚呢。大妹、二毛都是孃孃背大的，我这三毛也想要孃孃背了。”在我们哪里，管姑姑叫孃孃。馨馨说，在我们攀枝花也是叫孃孃。

第三天早晨，她在姑父的陪同下回门。在堂屋向祖先行过礼，进了屋，见到祖母，眼里就噙了泪。我的父亲迎上去，她叫了声“大”，把头别过去，眼泪就落了下来。

我的姐姐和哥哥很高兴，两人一边一个，拉着她进母亲的房间，去看刚出生的小弟弟。她抱起破襁褓里的我，用哭嫁还没消肿的脸蹭着破襁褓，喃喃地说：“你啷格这么小啊，小得像个啷粑儿呀！你啷格这么小啊！”她那亲爱又心疼的样子，像抱着她的心肝。

彼时，她的新婚丈夫，那个被我们叫做姑爷的年轻人，恭敬地站在我父亲面前。他幸福得一塌糊涂，对他这位大舅子兼亲表哥感激不尽。他掏出一枝纸烟，毕恭毕敬地给父亲点上，就紧张局促地搓着手，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他朝院子四处打量，想找点活来干。终于，他看到吊脚楼下有只断了腿的犁辕。像是新手上台找到一个救场的道具，他搬出犁辕，又找出斧头、锤子等工具，坐在阶沿上，就开始修理这只犁辕。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每踏进这个院子，就四处张望，看有什么活需要干的。最后，他死在这个院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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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后，我的祖母就从土地上退场了。那年她才五十多岁，但长年的劳苦和艰辛，让她老得不成样子了。她回到家，负起了背我的职责。她把姑姑曾经用来背哥哥姐姐的旧摇背篼拎到河边，浸在水里涮洗净，在河滩上晾干，用破布把背带缝补修整好，就把我放进摇背篼，背到了背上。

官渡滩的小孩子都是在背篼里长大的。小孩子生下来，刚满月，母亲就得下地劳动。奶细娃儿睡在竹编的摇背篼里，由老人或孩子在家里看管。摇背篼安了背带，背在背上，远天远地的去地里找母亲喂奶。屋里潮湿，多蚊虫，夏季还常有蛇虫蜈蚣出没。背孩子的人在家里，也把摇背篼背在背上，做饭、喂猪、洗衣服，连上茅厕都不放下来，背奶细娃儿、干活两不误。待奶细娃儿稍长，勉强能坐了，就把孩子放进一种“座背”里背。奶细娃儿在座背里长到能站立了，又换了一种叫“梁背”的背篼，这时候，娃儿就站在梁背里了，头脸和肩膀露出来，一直背到孩子能走能跑。

姐姐打猪草、洗衣服，哥哥放牛。哥哥长得帅，嘴巴甜，也贪顽。他放牛，把牛赶到寨子后的林子边，就躺在岩石上打瞌睡，牛却不知道哪去了。有时候，牛拖着牛绳回来，他连个影子都不见。八月里，苞谷掰了，苞谷秆也砍了，盘在棬子树下，满地剩下锋利的苞秆茬棵棵带着锋利的刀划口，像古战场上的排兵布阵。苞秆茬间，豆子饱了荚，豆棵还青着，要再晒几天太阳，等豆棵黄了，豆子才熟。

有人喊，我家的黄牛在河边包谷地里吃豆子了。

祖母背起我就朝河边跑，她一路跑一路喊，到了地边，拍着手又喊又叫，愤怒地咒骂那牛。我在背篼里也很得劲，跺脚摇手，嘴里“嘘嘘”的叫着，给祖母帮腔。但是那牛毫不理会，一张大嘴就像收割机，舌头一卷，一大丛豆棵就不见了。祖母躬下身子，从地里捡起土块，远远扔出去砸那牛，全然忘记背上的背篼里站着两岁的孙子。

我从背篼里倒出来，落地时，额头被苞秆茬戳了个窟窿。祖母扯了把青蒿嚼融，按在我冒血的伤口上，大哭起来。那牛停了偷吃豆荚，默默地看着我们。祖母抱着我，牵着牛，一路哭着回家。她的哭声苍老破败，河两边的寨子都听见了。

到了家，祖母在锅底刮了一把烟灰，一把按在我的伤口上。母亲天黑收工回来，看见我抹得像黑脸花猫，吓了一跳。整夜搂着我，不敢入睡。祖母整夜坐在火铺上抹泪。姐姐战战兢兢，想哭又不敢哭。只有哥哥知道闯了祸，早早上床装睡了。

第二天早晨，姑姑就从茶园来了。我至今不知道她是怎么得知我受伤的消息的。一进门，她就把我搂在怀里，不说话，只不住地流泪。

我们那里，治疗伤病自有一套紧急办法。病了，吃火药面面。受伤流血了，就涂锅烟灰。至于破伤风什么的，村人一律没听说过。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但我的血确实止住了，伤口也没发炎。伤口愈合后，我额上留下了很明显的疤痕。父亲回来，抱着我，仔细端详这疤痕，说：“这娃儿好养了，老天爷做了记号的。”

我的哥哥幸灾乐祸地说：“华子找不到媳妇儿，要打光棍了。”

每当他这样说，姐姐就很生气，追着要打他。他一溜烟就跑不见了。

多年以后，在一个深秋的午后，天下着雨。一位绵羊样温顺的姑娘把我抱在胸前，流着泪吻我额上的伤疤。她一边吻一边揉我的后背、耳朵、脸颊，她吻得那么深切，揉得那么温柔，差点把我骨头都揉碎了。我在她怀里轻飘飘软绵绵的，想要流泪。

是她的父母及时止损，中断了我跟她的爱情。这位姑娘带我上门拜见她的父母。在饭桌上，她的母亲关切地问起我额上的伤疤。这位农机厂会计听我汇报完伤疤的来历，又对我的家世进行了询问，得知我的家族自宋朝以来都是农民，且现在都还在官渡那片土地上种苞谷和红薯，这位聪明的母亲夸张地说，哦哟，到了赶场天，我们家可顿不了那么多背篼！

姑娘的父亲则委婉得多。他说：“年轻人还是先立业，再成家。先立业，再成家。”

从姑娘家出来，雨下大了。我甩甩头，走进雨中，假想自己是一个英雄，孤独求败，气概豪迈。那时候我还年轻，还没练就一副铁石心肠。我在雨中走着走着，就忍不住回过头望向她家的小院，那位绵羊般的姑娘拿着一把雨伞站在院门口，她没有叫我，我也没有叫她。

在以后的很多年里，我时常在镜中端详额上的伤疤。它是童年留给我的礼物，是苦难的桂冠。我戴着这顶桂冠在汹涌人潮里前行，艰辛的时候心里想，我是被苦难加冕过的，眼下的困难又算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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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受伤后，姑姑回娘家就勤密了。很明显，她不放心祖母带我。她一进门，就把我从祖母背上的背篼里抱出来，仔细看我额上的伤疤。她听说生姜袪疤痕，就把生姜洗净，放嘴里嚼融，在伤疤处一遍一遍的擦。擦完，又把我放进梁背，背在背上干活。祖母的双肩解放出来，默默地坐着灯影里抽着旱烟。姑姑背上背着我，替下做饭的姐姐，菜刀在菜板上切得飞响，菜在锅里毕毕剥剥炸，就连火塘的火也燃得比平日旺。她一边干活一边跟祖母和姐姐哥哥说话，忙碌又喧闹。母亲从地里回来，筋疲力尽，见家里收拾得齐齐整整，饭菜香熟，一对儿女干净整齐地坐在灯下，最小的站在小姑子的背篼里喜眉喜眼，她的小姑子在灯下笑吟吟地忙碌着，像未出阁时那样。

她每次来，都会给我们带些吃的，有时候是红薯干，有时候是苞谷泡，更多的时候，是苦荞粑。苦荞粑苦，小孩子们都不爱吃。哥哥吃了一口就吐到地上，吐完还“呸呸呸”直吐口水。姐姐被苦得愁眉苦脸，给我喂了一小块，我被苦得大哭起来。

我的姑父也经常陪姑姑一起回来。那个拘谨的年轻人，已经心安理得地享受了他的婚姻，在我们家里，他不卑不亢，但更忠诚，更勤劳，就像一家人似的。他每次来，先是一口气把水缸挑满，再把院坝边的柴劈好，码成方垛。然后看有什么农具、篱笆、猪圈需要修补的，就修补好。我们家的活，就像长在他手上似的。他跟我家那些锯子、刨子、戳子、錾子、斧子也像老熟人，使用起来得心应手我的父亲有时候回来，看着他的这位新妹夫在忙忙碌碌，说了两个字：“仁义。”

姑姑和姑父在我们家里，各忙各的，不怎么说话，就像两个客人从不同的地方赶来，恰好在我家相遇。吃饭时，姑姑客客气气给姑父盛饭，吃完饭赶紧接过姑父的碗，双手给他筛上茶，跟对待一个外客没什么不同。

姑父干完活，就带我在院子打马马肩儿玩。他蹲下身子，让姑姑把我放到他脖子上骑坐好，把我两只小手撑举开，架着我在院坝里一颠一颠跑圈子，嘴里喊：“飞高高喽！飞高高喽！”我也非常兴奋，嘴里得得得地叫着，像张开翅膀飞翔。姑姑在一旁看着，紧张地喊：“小心点儿啊！别把细娃儿摔着啦！小心点儿啊！”

只有这时候，他们两个才像共同呵护一个孩子的夫妻。

她生下了表弟冉明，刚满月，跟姑父带着奶细娃儿回娘家。她长胖了，更白了，浑身被一股洁白温暖的奶香充盈。她坐在院子里，撩起衣襟给婴儿喂奶。那时候我四岁了，还在吃奶，但我母亲的奶水已经没什么滋味和营养了。姑姑的奶白白胖胖，小表弟叨住一只，另一只就不住朝外冒奶水。她拿手帕使劲按着奶嘴，很难受的样子。她对我说：“来，华子，你过来吃这只。”我害羞，不肯过去吃。哥哥在一旁吓唬我说：“吃了孃孃的奶，长大了要上孃孃家当上门女婿哦。”我其实不晓得上门女婿是什么，但是无端吓得大哭，更不肯吃了。

她于是很惆怅地说；“姑侄姑侄，还是鸡蛋隔层皮哦……”

这时祖母就发话了。祖母十分愉快地说：“亲戚中，孃孃是老子，姨孃是娘。哪有老子给儿子喂奶的？”

她就笑了，那以后也不再提给我喂奶了。

姑父跟她默契了。是婚姻、生育以及共同的劳苦，让他们在尘世认领了自己的命运，从而相依为命、相濡以沫起来。两个人都松弛下来，在我们家里，也妥帖而自然。姑姑被一种洁白饱满的宁静充盈，她安详，也心安理得了，两人之间也有了些亲昵。她叫姑父“哎——”，姑父叫她也是“哎——”，两人的目光都被那个吃奶的孩子吸引去了，都不怎么互相看一眼。但言语和眉眼之间，仍然掩饰不住默契和温情。

我的父亲母亲看在眼里，对这门亲事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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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活着的时候，对她这位半是女儿、半是妹妹的小姑子既感激，又爱怜。

母亲说，淑云是她看着长大的。她嫁过去那天，这细娃儿穿着洗净的旧布衫，头发在头顶扎两只朝天椒儿，欢喜完了。等新嫂子拜了堂、进了洞房，这细娃儿给新嫂子端上了进门的第一盆洗脸水。母亲说，她给了细娃儿一毛二的喜钱。那年，那孩子8岁，眼睛又大又亮。

母亲说，淑云从小怕她的大，却跟嫂嫂亲，去来总是黏在她身后。她赶场或者走亲戚时，就牵着淑云的手。有时候走长路，就把她放在背篼里背着。过河回娘家，她也要跟着去，母亲就背着她，在跳磴上一步一跃地过了河。

母亲说，当时只道是帮着父亲把这个小姑子盘养大。哪晓得这辈子，小姑子帮她，比她帮小姑子多得多。

母亲说，你们孃孃从8岁开始，就背了我三个娃儿，其中包括那个遭孽的大娃儿。后来，在最难处，她又收留了我的孙子二毛。你们孃孃是这个我们家的恩人。你们哪个都不许对不起她。

母亲说，我那位长兄出生时，孃孃到了上学堂的年龄。她闹着要上学。你们老汉不许，要她留在家里背我那位长兄。母亲说，那位长兄出生时又白又胖，满满一背篼。姑姑那时候比背篼高不了多少，背上婴儿时，她的小身子使劲朝前躬着，脖子拉得老长，在肩膀上勒出两道血痕。背上背着婴儿，手里还要切猪草、煮饭、洗衣服。

长兄长到快两岁时，得了一场伤寒。母亲抱着孩子，去几里外的桃坡村找土医生，她一路跟在后面跑。推拿，点灯草炙，都不见好转。又去龙洞坝看赤脚医生。赤脚医生给了几粒药片，又打了一剂针药，还是无力回天。那个可怜的长兄夭折那天，她哭得比我母亲还伤心，仿佛侄子的夭折是她的罪过。

春天，学校开学时，她又请求我的父亲，要上学。这时，母亲怀上了我的姐姐。父亲乐呵呵地说：“读哪样书哦！等着吧，又有大侄子给你背了！”

我的姐姐生于1962年。在那个年头投生为人，实在是命大。后来我遇到不少1962年出生的人。他们都身材瘦小，头脑聪明，性格坚韧，踏实勤奋。我跟他们谈起他们在那样的年月能被出生且活下来实在是个奇迹。他们说首先要感谢他们的母亲。他们饥饿的母亲把自身的骨血煎熬成乳汁，哺养他们活了下来。其中有一位说到，最难的时候其实是前一两年。1962对于肉体的饥饿来说，已经熬到尽头了。

姐姐出生的时候是农历八月十七，当年的粮食已经打了下来，无论多寡，人毕竟终于能吃上饭了。这一年，我的姑姑12岁。学校开学了，跟她年纪相仿的女孩走进了学堂。我的姑姑像是忘记了，只字不提上学的事情。她自然而然地担当起了背姐姐的责任，像是等待了很久终于等到。我的姐姐在她的背上长大，她也在背篓下成长。等哥哥出生的时候，她已经像一个熟练的小母亲，孩子一生下来她就接了手，一把屎一把尿照顾奶细娃儿，侍候母亲坐月子。母亲满月后加入了队里的劳动，姑姑就手里牵着姐姐，背上背着哥哥，同时做繁重的家务，拉扯着这个家庭。

等哥哥姐姐都已经长大，上了学。她的肩背不再背孩子，就背柴火、背水、背粮食，像官渡滩的每个女孩子一样，在繁重的劳作中，长成了一个大姑娘。由于从小营养不良，再加上自小就劳苦负重，她个子不高，但相貌俊致，手脚十分伶俐，性情也十分温顺。虽没上过一天学，不识一个字，但聪明伶俐，眼水好，凡事看得到方向，行事做人也很有分寸，处处先想到别人。

这时候，提亲的人家就上门了。

母亲有一次背着父亲，悄悄跟我说，当初，你们孃孃欢喜的不是你姑爷，是岩鹰头一户人家的亲戚，在彭水教书。但你老汉不许，要把她分给茶园你姑爷。

母亲说，当初，她要死要活，要跳河，要上吊，又不吃不喝关在屋里好几天。跳了好一阵子，莫看那姑娘平素乖顺得像只羊，犟起来比牛还横。但你老汉是什么人？他定下的事情，有哪个能拗得转？

母亲说，一个姑娘生得好看又聪明，要是没有一副好命来配，就好比金元宝装在破布袋里，不是金元宝把布袋剐破，就是布袋子把金元宝蒙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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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五岁那年，经历了两件重要的事情：一是断奶，二是上学。我是官渡滩断奶最晚的人，也是上学最早的人。一个周末，姑姑和姑父带着表弟冉明来接我去茶园。母亲把我抱到姑父肩膀上打马马肩儿，姑姑背篼里背着冉明跟在后面。我们爬上关口，到龙洞坝，翻滴水岩。一路高高兴兴的上了小岗，就遇见荞麦开花。荞麦开花太美了，像穷山坡穿上了花棉袄，又像云朵落满人间。荞麦长得稠，花也开得密，挤挤挨挨的，把路都淹没了。我们穿过连绵不断的荞花盛开的土地，像是乘风破浪。从小岗到赤土，再到老场，一路都见荞麦开花。黄昏时分，我们到了茶园，才像从云中落了地。

姑姑的婆母，也就是我的姑婆，垫着小脚，拄着拐杖，站在阶前，迎接我这个五岁多的王家来客，其欢喜与郑重，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当晚待客的饭，是鸡蛋面。姑姑下面时，先打鸡蛋，放油锅里煎了两面黄，掺了汤煮开，把面条放进去，再切把南瓜丝放进去。我一碗，姑婆一碗，表弟冉明也有一碗。姑姑和姑父吃的是蒸洋芋。

姑婆端过面，见冉明的碗里只有半碗汤水和不多的一点面，就说：“这几天鸡蛋腥味重。年纪大了，吃不下腥啦！”说着把鸡蛋拨了一个到我碗里，剩下的面，就倒进冉明的碗里，自己拿过洋芋吃起来。姑姑说了句客气话，也由着老人了。姑父则一声不响。

许多年过去了，每每想起那碗面，我就百感交集。它太香了，太醇了，太浓了，太旺实了。鸡蛋和面，真是绝配啊。那碗面，颠覆了我从前对面和鸡蛋的想象，也覆盖了我以后对面条的所有想象。在我的家里，鸡蛋是有的，我家也养了几只鸡，可那是一家人一年的盐罐子，每一个都随便动用不得。面条也是有的，但面条只有客人和老人、病人才能吃到。鸡蛋面条也是有的，但那不是我的。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我吃过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面，但都吃不出当初那碗面的香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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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姑婆说，以前，茶园方圆几十浅丘，植满了茶树，茶园因此得名。农业学大寨那年，社里组织社员挖净茶树，砌了台地种苞谷，茶园荒废了，但名字还在。茶园山高，荒寒，没有水，吃水要到五、六里外的一个天坑里背，相当于地下水。有限的山林都被开垦种了粮。没有柴木，家家都砍秸杆、挖草根当烧柴。土地有限，人口却在不断增长，落到每个人头的耕地就只有七、八分。没有水田，地里种玉米、红薯、土豆，跟山下不同的是，掰苞谷后，土地平整出来，种上一轮苦荞。

日子虽然清苦，但姑姑一家仍然过得整齐干净。这跟姑婆曾经过过的好日子有关。我的姑婆是坐着花轿嫁到茶园的。她是我们官渡滩王家第一个坐花轿出嫁的姑娘。也是第一个嫁出去给人做小的姑娘。她在茶园冉家大院度过十年亦奴亦妾的日子。等到她终于成为伪乡长冉隆清的正妻，冉家的田产和房屋也同时被没收净。好日子虽然短暂，养出来的气度和方法还在，这是本事。这本事让姑婆在漫长的艰辛生活里，也能过得从容细致，不露声色。这一家人干活肯吃苦，日子也过得整洁。家里家外收拾得齐齐整整，风簸、铧犁、堰桶、背架、连耞这些农具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吊脚楼下，挖锄、薅锄、耙锄、镰刀擦得铮亮，挂在板壁上。就连简单的洋芋、瓜菜，也比别家做得细致可人。再穷也要待客，再苦也要养花，屋边栽了桃李、柑橙，院坝则种了桅子、桂花。按成份，这样的家庭往往会吃很多苦头。但一家人温和，谦逊、有礼，与人世周旋，懂得揣度忍让，，这样不光让他们免受了许多苦，还在茶园获得了好名声。

姑婆的三个儿子，在艰辛的成长中各习得一门手艺。姑父的两个弟弟，一个是弹花匠，一个是瓦匠，搭着梯子上房翻捡屋瓦的那种。我的姑父是杀猪匠兼刨口匠。乡村进入冬腊月，姑父背着背篼在邻近几个村子替人杀猪，他围着黑色人造革围裙，脚上套着黑色塑胶长靴，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一头猪收取一块钱的杀猪费，猪鬃还可以背走卖钱。逢哪家有红白喜事，主人上门恭敬延请，他又换上白围裙，套上蓝袖笼，担任宴席的主厨，成了一名刨口匠。他干活扎实，能吃苦，手艺好，为人也实在，对排场、用料、分量，都替主家考虑，十分周到体己，深得主家信任。

姑父个子不高，很结实，走起路来，脚步踏得地皮踢踢踏踏的响。他说话声音高亢，笑容爽朗，举止大气从容。他说话爱打手势，话语里夹带几个新词，那些词是报上或广播里的，还有的是开会时干部嘴里讲的。他说出来，在乡村寨子里就显得与众不同。他凡事拿得起主意，讲得起道理，也担得起责任。总之，他是一个受人欢迎、受人喜欢、让人依靠的人。

我去他家的时候，他出门杀猪，或者帮人刨口，就让我骑坐在他的脖子上打马马肩儿，抱着他的头，在坪上走村串户，威风凛凛地大口吃四方。坪上的人宽厚仁义，听说是冉家婆媳两代的娘家来客，虽然年幼，也多迁就，让我跟着姑父坐席，饮食汤水也多照顾。在饥饿苦寒的成长岁月里，骑坐在姑父肩上出门吃顿好吃的，成了我童年最大的口福。

姑姑织布，夏日天长，寨人都在干活或者午睡的时候，她在堂屋里架起机子织布。她在娘家的时候就跟着祖母学会了织布，到了茶园，有姑姑婆教导，手艺就更精进了，织的布紧实绵密又柔软。姑婆年轻的时候是织布里手，年纪大了，则姑姑打下，姑姑织布的线，是姑婆摇着纺车一根根纺出来的。姑姑织好了布，就跟姑婆一起，锅里放了煮青或者煮蓝，把放锅里煮，提起来就是青布或者蓝布。

姑姑温静、平和，秀美。她不识字，但能算账。姑父杀猪挣的钱，办席挣的钱，买线的钱、卖布的钱，生产队分的粮食，玉米、红苕、土豆、荞麦，人情世故、礼尚往来，这些账，她都记下来。她家的板壁上，用黑炭整整齐齐地画了圈，画了线。十个圈串成一条线。我上了几天学，刚好学了点简单的算术。她用手指头点着那些圈儿和线，告诉我一家人一年的收成和支出，大春收了多少，小春收了多少，姑爷杀猪挣了多少，刨口挣了多少荞麦打了多少斤，吃酒席随了多少礼，

每到寒暑假，我大半时间都在茶园。暑假里，雨水多，屋里潮，木器发了霉，柱础缝里长了草，常有老蛇、蜈蚣在家里出入。姑婆对这些老蛇、蜈蚣尊敬有加。她认为那是故去的先人前来探访。有一次我见她蹲在地上，对盘在水缸前一条乌梢蛇话语喃喃好久，那条蛇抬起身子，像是认真倾听她的话语。最后她许了愿，那条蛇才安静地游走了。

一个滂沱的雨夜，我赤脚踩着了一条蜈蚣，大脚趾被蜈蚣咬了一口，毒液进入身体的刹那，我痛得钻心，大哭起来。姑姑一把把我扯过来摁在怀里，扳起我的脚趾，找到蜈蚣咬的毒眼，用嘴含着使劲啜。她啜一口，“啪”的朝地上吐一口口水，又啜，又吐。在她的啜吐之间，我的疼痛减轻了，在灯下一看，脚一点都没肿。姑父冒雨去屋后扯来鸡血藤，在嘴里嚼融，调上酒，糊在伤口上，一股清凉从伤口进入，弥漫了脚背，疼痛消失了。姑姑又撕了片干净的布片把我的脚包上。

夜里姑姑把我抱到她床上，把我包了草药的脚用枕头垫上。妹妹小红黏着姑姑不肯入睡。她一遍又一遍地问她的母亲：“你把哥哥脚上的毒吸进嘴里，会不会毒死？”

“你妈吐掉了呀！”姑父爽朗地笑着说，“吐到地上，要中毒也是家里这楼板中毒。你以后不要打光脚了哦！”小红急了，扑到她父亲的怀里，姑父握着女儿的小脚板，笑着对小红说：“小红的小脚板不给虫虫吃，给我吃。”小红就把小脚从姑父手里缩回去，躲被单里了。

姑姑笑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我全然忘记头晚的惊心动魄，跟茶园的孩子一起疯玩了。在以后动荡漂泊的几十年里，我时常想起那个滂沱的雨夜，想起姑姑嘴唇使劲啜吸我脚趾，那感觉仍然牵动我的心。

如今，我时常怀着温暖和伤感的心情，怀念姑父的肩膀。温暖的肩膀，厚实的肩膀，心甘情愿的肩膀。这副肩膀，在我的幼年，一次又一次地把我驮上茶园——一个小孩子，骑坐在大人的肩膀上行走，我们那里，叫打马马肩儿，真形象啊，犹如骑着一匹马——我骑在他的肩膀上，抱着他的额头，他一路”依呀——哦”“依呀——哦”的，健步如飞，像是一匹愉快的骏马在山间驰骋。辛苦的赶路，像是一场走马观花。尘世辛苦，因为这副肩膀，我得以偶尔脱离泥泞，享受离地三尺的乌托邦似的快乐。两旁的庄稼地连绵后退，草木低矮，路在他的脚下，风在我的耳畔，我满面清凉，嘴里呜呜叫着，骑马啦——骑马啦——从五岁到五十岁，我不知道去了多少次茶园。

饿了，上茶园。

受委屈了，上茶园。

挨打了，上茶园。

抗婚了，上茶园。

想她了，上茶园。

无处收留了，上茶园。

事实上，茶园不光成了我的另一种出路，同样也成了我们王家的另一种出路。多年以后，我哥哥的儿子王翼生了病，几乎不保。孩子的父母都外出谋生，我的母亲一个人照顾不过来，就把生病的孩子托付给了我的姑姑。这是后话。

多年以后，在父亲的带领下，哥哥、我，还有三个侄子，作为王家的男人，沿着这条路上到茶园。我们去到冉家墓园，祭拜了姑公、姑婆，以及姑父。我在姑父的墓前磕头时，我被蜈蚣咬过的那个地方，起了嘶嘶凉意。

————————— No8 —————————

表弟冉明生下来就斜视。视力影响了他的平衡，他走路、说话、作事，都有失偏颇。姑姑姑父小心翼翼地照顾着孩子。又心惊胆战地怀上了表妹小红。妹妹落地时，在一家人的注视下，湿漉漉的眼睛像一朵花缓缓绽开，露出两粒黑亮的眸子。几天后，那双眼睛就转得灵巧又生动。姑姑姑父这才安心下来。他们想不到，在以后的很多年里，我的妹妹因为这双会说话的大眼睛，一次又一次在自己的秋波里浮沉，历尽人世沧桑。

那些年，饿是一个主题，穷是另一个主题。山下，官渡滩正为如何填饱肚子发愁，山上，姑父就出事了。

后来人们说起姑父出事，坏就坏在他太聪明。那时候，远近寨子漆家具，都用桐油混和生漆熬炼。小河供销社桐油三块钱一斤。而贵州沿河沙子乡——这个地方让我每每想起，就百感交集——供销社有桐油卖，每斤两块三。姑父看漆匠烧起大锅熬漆，再红一刷子绿一刷子刷在柜子、桌子上的时候，就走神了。

这个聪明人背起桐油桶就去了沿河沙子乡，在供销社打了80斤桐油来，告诉店员“腊月要嫁妹妹”，趁着月黑风高背回茶园，以每斤两块七的价格卖给制作嫁妆的人家。

一斤桐油便宜三毛钱，还送货上门，油又好，卖油的人又是那么好的一个人。一时间，漆家具的人都找姑父买桐油。

本来卖油的人偷偷摸摸，买油的人也小心翼翼。但不知道怎么了，事情还是败露了。

姑父因投机倒把罪被判了三年。那是1979年，投机倒把罪刚设立。姑父是新中国第一批犯投机倒把罪犯。

————————— No9 —————————

姑姑带着姑婆和三个儿女在家。遇到有干部上门教训，她就一律认错，生怕态度不好，会连累姑父，让他在狱中受更多的苦。她检讨起来，脸上堆着笑，话也说得谦卑，让人不忍作难她。那三年，她不好意思回官渡滩，不好意思赶场，即使村里有红白喜事，她必须去帮忙，也总是挑最苦最累、又不必跟别人说话的活。好在茶园人都厚道，心思也都在土地上，自己连稀饭都不够吃，哪还顾得上别人家的事。

姑父服刑的第一年，她带着表妹小红到垫江白茅岭的茶场探监，姑父在垫江茶场给茶树施肥、培土，人又黑又瘦，但性情仍然开阔爽朗，没被监狱生活摧残得失去人型。姑姑想到在茶园的土地上劳作一年，并不比劳改农场的犯人过得轻松，心里就得到些安慰。

茶园有种荞麦的传统。秋天掰了苞谷，下洋芋、麦种前，加种一季荞麦。种荞麦不费事，把地犁翻、耙平，荞种拌上草木灰，扬撒在土里，就等着荞麦发芽、拔节、开花、结籽，到霜隆时节就能割荞子了。这多出来的一季粮食，让茶园的农人一年要从容踏实得多。

荞子有花荞和苦荞两种。那些年不知怎么了，花荞老长虫，苦荞苦，虫都不吃，于是家家都种苦荞。苦荞打下来，一粒粒饱满结实，很对得起坪上的黑脸种荞人。种荞轻省，办荞食却费力又费神。苦荞晒干，先放石碓里舂去皮，回风簸里簸去壳，剩淡绿晶莹的荞米。这时候，就上锅把荞米炒熟，上石磨磨成面，用细面筛筛过，做成荞面，这才算半成品。苦荞难吃。但姑姑总有办法让苦荞不苦。她把苦荞面跟麦面、苞谷面混在一起，擀成荞面条，摊在大箩箕里晾干，吃的时候，抓一把下锅，也权当面条了。我屡屡上茶园吃到的鸡蛋面条，其实就是麦面掺了苦荞面做成的面条。她们家还做一种荞搅团，把红苕去皮蒸熟，捣融，混上苦荞面揉匀，一半苦荞，一半红苕，捏成团上锅蒸，苦味就没了，红苕的甜香中掺着荞麦的清凉，算是美味了。最难的时候，有一年荞子减产，荞面也没多余的，姑姑就把秋后的南瓜叶切碎，搓融，拌在荞搅团里，连菜也省了。姑父离家那年，我恰好考上双河中学。从官渡滩去学校，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出门就爬山，爬过关口，翻上滴水岩，过小岗，缓缓上到茶园。在姑姑家逗留后，再从茶园陡直下坡到小河乡，到了河边，再乘渡船过河，就到学校了。另一条路是顺着董河一直往下游走，直接走到学校。这条路省力得多。

星期天我起得很早，先把牛赶到山上喂饱，哥哥姐姐还在帮着母亲干活，我就单独出发上茶园。

我一去，就帮姑姑家干活。最初的时候，只能在收获后的地里捡粮食，捡苞谷，麦穗、谷穗。入冬犁地时，混在一群茶园孩子里，提着撮箕跟在牛屁股后面，等铧犁翻开冻土，捡去冬没捡净的洋芋。到后来，就拿上农具，找到姑姑劳动的队里，帮着干她的那一份活。种苞谷、裁秧，割麦子、油菜、稻谷，栽洋芋、红苕，一个农民全部的耕种，都是那三年去茶园在姑姑身旁学会的。最初，我干起来僵手僵脚，只当给她打个帮手。没过多久，就成了手脚麻利的好把式。

干完活，先赶回姑姑家，姑婆急急地给我下碗鸡蛋苦荞面。我美美地扒完，抓起书包就往山下跑，坐了渡船，上岸冲进教室，刚坐定，晚自习的钟声就响了。

姑父不在家的日子，我在茶园跟着姑姑学会了做一切农活和家务，熟知她们那里的每一片地，每一道土埂，认识坪上的每一户人家。到寒暑假，我就大半个假期都呆在姑姑家。白天帮忙干活，夜里坐在灯下吃荞麦面汤，我把稠的端给姑婆，把稀的留给自己。跟这一家老的老、小的小坐在油灯下呼哧呼哧地喝荞麦面汤，像是这家的长子。

表弟冉明和表妹小红也上了学。我带着姐弟在阶檐下写作业，给他们讲功课，考他们背诵。表弟被寨上孩子欺负了，我冲出门就为他出头。茶园的人都温厚、慈良，不跟我计较，还夸我：“这么小一个孩子，都立得起志，理得起事，远天远路的来帮衬嬢嬢。”

冬天的夜晚，我跟这一家子偎在火铺上熬夜。姑婆眼睛不好了，手就闲了下来，但她有一肚子龙门阵。姑姑手里做着针线活，听到有趣处，也忍不住笑着插话。姑婆说，她那双小脚，从跨出花轿落地那天起，就没沾过泥土，只在家里纺线、织布、绣花。那时候，冉家威风八面，田产从小岗一直绵延到官清，家里有十几个长年，五六个佣人。家里开了酒坊酿酒苦荞酒，一上茶园，老远都闻得到冉家的酒香。

姑姑缝好了一只鞋，咬断线头，抬起头来跟姑婆打趣：

“啷格不把好日子留点给我呢？”

姑婆说：“土地分给贫下中农了嘛，酒坊也交到社里了嘛。”

姑姑又埋下头缝针，轻轻叹了口气，说：“亏大了嘛！

“不亏。”姑婆说：“人活下来了，就不亏。”

姑姑又笑着打趣：“冉家的富日子，我连影子都没见过。”

“比我这代强啦！”姑婆说，“你公公就是饿死的，启平这一代，没人饿死。”姑婆摸着她的小脚说：“我一双小脚，把三个娃儿平平安安拖大成人，没人敢说我不中用了。”

姑姑也摆她小时候的龙门阵。她说，她七岁那年，跟着母亲去贵州黑獭子卖布。买布的那户人家，钱不够，就用一堆红苕抵了布钱。母女俩背不动那么多红苕，做母亲的就把女儿留下，住在那户人家，吃那堆红苕。自己背着一篓红苕回了家。三个月后，做母亲的再去黑獭子接女儿，结果那户人家不放人。要留下当童养媳。我的祖母不许，拼着命把女儿接回了家。

姑姑说，我的祖母生了九个儿女，中间六个都走了，只留下打头的那个和落末两个。我的祖父去世那年，祖母和把二哥送给贵州沿河洪渡岩万家，日子还是过不下去，孃孃您，”她管姑婆叫孃孃，“把家里剩下的十斤苦荞藏在一个小包袱里，悄悄送到官渡滩。那年头，送一把苦荞的，都是救命恩人。不是那包苦荞，说不定我们家也饿死人了。”

姑婆笑着说：“生死有命，几斤苦荞，也就填一时肚子。那有那么神？”

姑姑说，您老对我们王家有恩。我大就要我来你面前报恩呢。

她抽出鞋底上的线，好笑地说，我就是您花十斤苦荞买来的儿媳妇哪。

姑婆笑笑说，没那十斤苦荞，你也要来。

姑姑就不说话了。

姑婆像是想起了什么，她说：“我们王家两代姑娘都嫁到茶园。到了下一代，”她看看我，“你姐姐王珍，怕是不愿意上来了哦。”

姑姑咬断鞋上的线头，说：“茶园这么苦，你还想王珍也来受这份苦？莫说她爹妈，就是我都不许！你也是王家的人，你还嫌我们王家做得不够吗？”

姑婆含蓄地说，不愿意嫁上来，也可以上来娶嘛。亲戚还是不能断的。说着看看我，又看看小红。妹妹小红正耍着姑婆的银手镯，天真烂漫。我却不好意思了。

姑姑说，你老就别操心啦。天地这么大，各有各的路。非得把人家扭在一路？

于是姑婆就不说话了，她垫着小脚下了火铺，提了半篮刺炭添进火塘里，又在炭火里埋了几个红苕。我们都兴奋起来。冉明和冉建开始在火铺上打闹。我用手护着，不让他俩摔到火塘里。

姑婆说，她的公公活着的时候，是个农民，忙时种地，闲时做点布匹买卖，他挑着担子在上一个寨子挨家挨户收购布匹，又挑到下一个寨子走村串户卖布，赚的那点差价，不过是渣渣钱。谁想到积少成多，人又刻薄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专用来置办田产家业，几十年下来，竟给后人积累了啷大的家业。一辈子顺风顺水、平平安安，从没听人说有哪里不对头。做买卖是古来有之的事情，到了启平这里，就投机倒把犯罪了。她说，她启平没得错，是世道错了。

但姑姑却很安慰。这么说来，她的男人是好人，没有犯罪，只是受了冤枉。对她来说，一个受委屈的男人，比一个坏男人让人心安。

上初二的时候，班里开了生物课，老师讲遗传，说到近亲结婚会导致后代残疾。我想到冉明，抽了一口冷气。周末去姑姑家，告诉了她这事。她惊叫起来：

“这怎么可能？是你姑父往墙上钉了钉子！”

姑婆也不信。她老人家坚定地认为是墙上那枚钉子作祟。在我们那里，怀孕期间不能钉钉子、不能移动家具、不能拣瓦。

我翻开书，指着书页上的图画，一字一句讲给姑姑听。她看了书页，又看着我，眼里是茫然的样子，不知道该信还是不该信。

我学到了新的知识，迫不及待地想显示。父亲回做手艺回家，我又翻起书跟他讲，冉明的眼睛是近亲结婚的结果。父亲像被火炭灼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他漫不经心地说，啷个可能？姑表开亲古往今来。照你那本书上写的，那不全国都是斜眼扯疤掰脚子？”

我想跟父亲继续掰道理，他重重地看着我，话里有话：”你念了点书，就晓得回来跟老子掰，有出息！”

我就不敢再说了。

天凉了，收苦荞的时节到了，茶园的人赶在霜降前把苦荞收完。苦荞割下来，在地头束成捆，扎在高背架上背回家，立在晒场上晾晒，要晾干，才铺在坝上，抡着连耞脱粒。有一个星期天我去茶园，上了场坪，满坪都在收苦荞。收割后的土地像褪下了花棉袄，露出贫苦疲惫的棕黄色。路的前方有个巨大的草垛在移动。我跟着那草垛走，走近了，我才看见是姑姑用高脚背架扎了荞棵。深秋的午后，天很凉了，山一样的草垛压迫着我的姑姑，她的那么小，那么弱，身子几乎躬到了地上。她人看不见了，那草垛像长了脚，在坪上趔趔趄趄往家走。

姑父在垫江茶场劳改三年 也是我去茶园最勤的三年。茶园是我的另一所学校。它与山下那所双河中学一起，共同完成了我童年和少年的教育。那是关于劳动的教育，关于苦难和忍耐的教育，也是关于爱的教育。

1982年，姑父刑满释放时，我恰好初中毕业。

————————— No10 —————————

在我认识的人中，姑姑和姑父才是真正的佳偶。

他俩都在幼年失父。我的祖父去世时，姑姑才两岁。我的姑公（即姑奶奶的丈夫、姑父的父亲）去世时，姑父十岁。我的姑姑由寡母和长兄养大。姑父则帮着寡母拉扯两个弟弟。他俩都没什么文化。姑父念过初小。姑姑没上过一天学。但两人都十分聪慧，事事无师自通。姑姑纺线、织布、裁剪、绣花，所有女红无所不能，无所不精。下田栽秧、播种、收成，比谁都能干，也比谁都能吃苦。再窘迫的日子，都被她拾掇得洁净清亮。她苦的时候，不温不火。乐的时候，也是不温不火。我的姑父学什么会什么。他当过劁猪匠、杀猪匠、兽医，也当过刨口匠。他从垫江茶场劳改释放回来，带回来的东西，除了一身病痛，还有一门手艺：种茶。

他回来的时候是1982年。那是不平凡的一年。那一年，农村实行包干到户，还允许多种经营。姑父在自家的小山丘种了一小片茶树，严格农场按照训练的技术标准给茶树上肥、培土、剪枝。清明前两天，人们看到姑姑跟姑父在茶园摘茶。刚种下的茶树只有开花的土豆那么高。俩人一个蹲在茶树那边，一个蹲在这边，中间隔着一条茶垄，一边摘茶，一边说话。

明前茶娇贵，两人熬夜炒制好，第二天早晨，姑父到小河场卖茶。新茶五块钱一斤，居然没人舍得买。姑父不以为意，乐呵呵拎回家，慷慨地四处赠送，剩下的留着待客。

每家每户种自己的地，吃饭是不成问题了，大米饭管够，苦荞没人吃了。但姑姑一家还是种着。姑父动手做了个大甑子。霜降后，苦荞丰收了，姑姑姑父联手酿了两桶苦荞酒。

表妹和表弟慢慢长大，陆陆续续上学了。姑婆身体也不错，头脑清楚、耳聪目明。姑父在农场落下的病痛，在姑姑的悉心照料下，也在慢慢地恢复。日子平静，安宁，是这个家庭的黄金时间。

我十五岁那年，家里给我说了一门亲事。春节，父亲带我去未婚妻家拜年，我上厕所不小心掉进了粪坑，觉得没面子，很沮丧，就坚决地毁了亲事。我的父母很着急。恰好我舅舅的女儿长大了，父母一商议，就打算到舅舅家提亲。

掉粪坑的事，让我一连好多天都蔫蔫的，闷闷不乐，对亲事，我一律没了心情，一听说又要给我提亲，对像还是我的表妹，当场就把碗“咣当”一声就砸地上。父亲本来为上一门亲事被我搞黄了，就十分生气。现在看见我还砸碗，更是怒不可遏，操起扁担又要打我。

我拔腿就往姑姑家跑。在姑姑家里，我一边吃面一边控诉，又气又恨。姑父听我说完，叹口气，说：“淑云，这娃儿是长了翅膀的，以后会有出息。你跟大和大嫂说说，莫在近处开亲，把娃儿捆住了。”

第二天，姑姑送我回官渡滩。她跟父亲说，她不许。她说表亲开亲害处大，“你看我冉明，”说着，就哽咽了。

然而父亲很不以为然。他说那小子——他指着我——米箩不蹲蹲糠箩，怪谁？还不抓紧，我怕连糠箩都没了。再说，古理就是这样，舅家的女儿不交给孃孃，交把谁？你不也这样？

姑姑就是在那一刻哭出来的。她眼泪不住往外冒，她一声不响地拿手背抹，抹也抹不赢。母亲想劝她，却不知道怎么劝。她抹着泪，看着我的父亲，说：“大，你把我交把到哪里，我就认哪里。这是我的命，我不怨哪个。你莫照原样害王伟。这个细娃儿，你害他，就是拿刀剜我的心……”

多年后，我的父亲忆及当时情景，仍然动容。他说他没见哪个孃孃疼侄儿疼到这样。他说：“仁义！”他向我转过来，一字一顿地说：“王伟，孃孃对你仁义，厚待你。你给我记倒起，有恩不报，人皮难背！你也要讲仁义！”

跟表妹开亲的事就这样放下了。

————————— No11 —————————

1988年，我哥哥在县侨办主任石胜才老人家的帮助下，到烟厂开车。没过多久，嫂嫂也离开酉阳，去了广州打工。哥哥带信回来，让母亲去县城把两个孩子接回官渡滩带。

母亲一个人背不了两个，就带信给姑姑，让她一起去县城接孩子。

那一年，王一四岁，王翼两岁。但两岁的孩子比四岁的孩子肚子大，鼓得像皮球，小屁股瓣只剩两道褶皱，屁缝不停拉黄水，脖子又细又长，耷在肩膀上，气息悠悠的，连哭都哭不出声气了。

至今想起，仍然不知道孩子得的什么病。带去医院看医生，医生也没说出个子曰。那时候，父亲在外面做手艺，母亲一个人在家，要上坡劳动，一个人种一家人的地，还要喂牲口，带孙子。姑嫂俩就约定，一人领一个孩子回家带。母亲怀里抱着病怏怏的王翼，姑姑牵着王一，坐班车到了铜西，下车后，两人同走了一段路，到分路的岔路口，母亲忽然提出，让姑姑把病孩子王翼背到茶园带，她自己带王一回官渡滩。

姑姑惊呆了。她说：“大嫂，这是你的孙子。我只是姑婆。二毛这个样子，我不敢带走。”

母亲说：“淑云，你虽是姑婆，疼这两个孙子，不比我少。我家里，就我一个人，要上坡做活路，又要喂牲口，还要带孙子……二毛这个样子，我怕是带不出来……”母亲说着流了泪，“你比我年轻，家里有你跟启平两个大人，又有三个娃儿，你家人气旺……茶园离医院也近，娃儿有个什么，你跟启平抱着朝医院跑，也来得及……”

表弟表妹看见姑姑抱回一个病怏怏的小孩子回来，很好奇。姑婆倒是很镇定。她说：“细娃不乖（我们那里，把孩子生病说成是不乖），换个人家养养，转眼就好了。”

我有时候想，我的姑姑和姑父，他们的存在，简直就是为收留我们做准备。当晚，姑父就请了村里的医生上门来，给娃儿掐穴位、推拿。姑姑整夜给孩子换拉黄水的草纸，坐在床边，看着气悠悠的孩子，不敢入睡。姑父也不睡，整夜陪姑姑守着孩子。

寨子的人都说，王淑云胆子大，王家娃儿灯焰这么弱（我们那里的说法，指生命力弱），她也敢接手。如果把人家的娃儿带丢了，怎么给王家办交割？

后来她说，当时她也很害怕。但有姑父在，她安心些了。她跟姑父背着王翼去小河场上看医生，又请人挝（zhua）背篼神，占卜结果并无凶兆，才放了心。

哥哥每次出车，交了货，就在当地寻医问药，带回形形色色的药草，跟母亲一起，背着王一，提着草药，送到茶园。姑姑对那些药草十分虔诚。她细细地煎熬，草药的气味笼罩着整个庭院。头道药熬好，母亲忧心忡忡地给孩子喂了药，哥哥抱着王翼在院坝里游走一会，才带着王一离开。母亲一边走一边回头流泪。

不知道是哪方郎中发挥的威力，还是姑姑姑父的虔诚感到了老天，总之，王翼拉稀的次数渐渐少，鼓肚子也慢慢消了下去。姑姑每天把茶罐座在火塘边，小心翼翼熬米羹，她用调羹滗起浮面的米油，轻轻吹凉，一勺勺地喂孩子喝下。两个月后，孩子的脸终于有了点血色，小屁股也圆起来。大家都松了口气。

等孩子积了点元气，姑父外出杀猪或者是办席——我多么感谢这位乡村杀猪匠兼刨口匠啊——背上背着背篼，就让王翼骑坐在他的脖子上打马马肩儿，跟着姑公走村窜户吃四方。若主家是杀猪，这孩子则跟着他的姑公吃顿猪肝、猪腰子。茶园的人良善，王翼爱吃猪尾巴，每次杀猪，都把猪尾巴割下来，交给姑父带回家给孩子炖。若主家是办席，他则能吃到乡村的全席。等到第二年开春，那孩子已经长得圆胖胖的。我的姑父用木板给他做了辆架子车，锯了棕树干截了四只轮子。不到三岁的王翼骑坐在木板车上，从姑姑家的院坝沿着坡道骑滑到房前的大路上，一路冲一路喊：“王师傅来了！王师傅来啦！”

————————— No12 —————————

我工作后第一次回家，攒的工资全都给家人买了礼物，给父亲的是一瓶沱牌大曲、一条黔龙牌香烟。给母亲的是一件红色毛开衫，给姐姐的是一条围巾，给哥哥的是一包宜居茶。给侄子王一和王翼一人一顶绿色解放军帽，外加一把玩具枪。

听说我回家了，姑姑姑父也下山来了。他们看我穿着灰色制服，戴着大盘盘帽，肩章又硬挺又明亮。姑父很高兴，说：“国家干部就是不一样，看起派头好。”

姑姑喜孜孜看着我，摸摸我的衣服，说：“小伙子更好看了。”

父亲坐在火铺上，拆了我买的香烟，一人发一枝，说这是王伟的工资买的。吃饭时，父亲大声吆喝母亲：“把王伟买的酒拿出来喝。”吃完饭，又吩咐姐姐，把我送哥哥的茶叶也拿出来泡了，高调得很。他得意地说：“老幺给他妈他姐都买了衣服。这娃儿不光有孝心，还有爱心，连两个侄子都放在心头的。”

姑姑当时正拿调羮给王翼喂饭，听到父亲的话，她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睛，眼睛里闪过不易察觉的微妙神色。

母亲使了个眼色，把我叫到里屋，问我：“给孃孃姑爷买东西了吗？”

我说给家人买东西，刚好把钱花完了。再说，他们是亲戚。

母亲教训我的话，我至今都记得。这位一贯沉默寡言的人声色俱厉，让我不寒而栗。她说：

“要人家的时候，就把人家当家人。不要人家的时候，人家就是亲戚了？”

我无言以对。想了想，说：“我过年的时候给孃孃也买一件衣服。给姑爷买烟。”

母亲不高兴地说：“人家现在就在你眼皮底下，你还想推到过年！去！把我的衣服给嬢嬢！”

我只好拿着红毛衣出来，捧给姑姑，说，这是我给孃孃买的。

姑姑惊得站了起来。她可能从来没接受过别人的礼物。她连连摆手，说不要不要，我哪受得起。穿衣服是父母才有的福分呢。

我说不出话。还是父亲聪明。父亲说，孃孃姑爷是少有的仁义，待我娃儿，不比父母差。娃儿孝敬父母和孃孃，也不分彼此。这衣服，就是他孝敬孃孃的。孃孃穿上。穿上。

父亲一言九鼎，姑姑只好把衣服穿上，那神色又惊喜又羞赧。母亲高大，她个子娇小，红毛衣穿在她身上，明显又大又长。她的眼里有丝疑虑闪过。我看在眼里。心里颤了一下。她脱下毛衣，递给母亲，说，王伟给我买衣服买大了。还是大嫂穿吧。大嫂个子高大，穿上合适。

她说得那么柔和、合理，不易辩驳。我说不出话来。我们都敏感地意识到，这是我们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粗心的人不会察觉。但这转折毕竟来了。

————————— No13 —————————

不到半年，我从乡财政所调进县财政局工作。局里给我分了一间单身宿舍，在城里算是有安身之处了。我把王一接到城里，送他到机关幼儿园上学。每天早上，我把孩子洗好、穿好，做好早餐，陪他吃完，就送他上幼儿园。幼儿园离局里只隔着一条马。有时候王一在学校尿裤子了，老师就打电话到办公室，让我送裤子过去。那时候，我一个人对应黔江地区财政局的会计事务科，还负责会计函授站、会计学会的事务性工作，忙得八只脚都跑不开堂，还要给电大的学生上课。有时候老师打电话过来，我忙不过来，王一就穿着尿湿的裤子一直到放学。第二天送孩子上学的时候，老师站在幼儿园门口大声批评我。

有一次，老师又打电话让送裤子过去，我实在脱不开身，就把裤子交给局里一位姑娘，请她帮我送过去。那位姑娘把裤子送到学校，给孩子换上，又带回脏裤子，在单位的锅炉房把尿湿的裤子洗好，用小衣架撑开晾在锅炉边。下班的时候我过去，见裤子已经干了。

那位姑娘大学学的是数学，聪明、善解人意，性格又温柔委婉。有时候幼儿园放学，我没空，她就代我去幼儿园接王一。她把孩子带到她办公室，买了糕点哄着孩子，等我下班时，才把孩子带过来交给我。有一次我下班到姑娘办公室，见她正在本子上画羊，教王一数数，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她画得那么仔细，一边画一边柔和地说：“看，这是王一的羊，这是幺爸的羊，我们来看，一共有多少只羊?”

王一抬起头看着那姑娘说：“我幺爸不放羊了。我们家都不放羊了。”

那姑娘哦一声，说不对呀，你幺爸现在还在放羊呢。那只羊，就是你。说着，手在王一的脸蛋上抚摸了一下。

就是她对孩子的抚摸，让我的心暖暖地颤了一下。

过了半年，这位姑娘带我上她家里吃饭，见她的父母和家人。她的父亲是县第二中学的政治老师，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这位父亲智慧、温雅、平和。跟以往一样，在饭桌上，姑娘的母亲照例问起我额上的伤疤。我如实相告，最后，还告诉他，我21岁，带着小侄子到县里幼儿园上学。您的女儿——我指指那位姑娘——经常帮我接送孩子、照料孩子，幸亏有她。那位母亲有些意外。我继续说，我的工作十分辛苦、十分忙碌，但我十分愉快。局里有人说我图表现，也有人说我傻。一位局长的千金也笑话我，说我脑壳搭了铁，只知道干活不知道玩耍。年轻人都在跳舞、喝酒，我对这些不闻不问。别人上班时我在工作，别人下班后我也在工作。没有谁知道在繁忙的工作中我能得到那么多乐趣。也没有人知道，一个数代农民家族出生的人，能有这么一份工作，他明白这其中的来之不易，是多么珍惜。

这位母亲“哦”了一声。做父亲的爽朗地笑了。很好，年轻人。他开阔爽朗地说，很好。

多年后，我跟这对慈父母提起当年第一次上他们家的情形。他们也记忆犹新。

我问：爸爸妈妈当年你们怎么那么信任我呢？

岳母笑着说：“是上幼儿园的那孩子帮了你的忙。”

岳父则说，是你眼里的光吸引了我。

我是多么感谢这对慈父母啊。我经常想起岳父说的：“一个人眼里有光。那光，跟家境、阶层无关，甚至跟知识也无关。”

我跟他们的女儿结婚了。我们在县城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我的姑姑姑父也赶来参加婚礼。我的母亲在婚礼上因为激动而显得局促紧张，她不知道怎么说话，也不大会向女方家的客人问候致谢。姑姑站出来，代表男方的长辈招呼客人和亲戚，谦逊有礼、周到大方。

婚礼结束后，岳父告诉我，你孃孃不简单。

我问岳父何以见得？

他答：“她眼里有很特别的光亮。”

我告诉他，我的孃孃是一位农村妇女，没上过一天学，不识一个字，参加我的婚礼，是她一辈子第三次进县城。

岳父听完，叹道：“有的人被命运蒙蔽了。即使这样，生活也没能遮蔽她们内心的光芒。”

————————— No14 —————————

哥哥不开车了。他先是做苞谷籽生意，后来又开苗圃养花木卖。苗圃请了十几个人，父亲也过去帮着搞管理，生意越做越大。王一、王翼两个侄子也长大了，老三王紫林也上了学。姐姐的几个孩子也陆陆续续上了大学。我跟李红从县里调到地区，又从地区调到市里，最后分别从市里调到部里工作。父亲得意地说：我们家都是朝上走的。

姑姑姑父听了，不接他的话。

我每次工作调动后，都会接父母和姑姑姑父过去看看，住一段时间。起先，我在地区、市里，姑姑姑父还会一同去的，小住几天。后来到了北京，再邀请，姑姑就以种种理由婉拒了。

我懂得这种微妙，就不再邀请她们了。只是每次回老家，会买丰富的礼物去看望她们，再送上厚厚的红包。

母亲跟姑姑，都没上过一天学，不识一个字。母亲高大、敦厚、寡言少语。姑姑小巧、伶俐、机敏，会说话，说话也总能说到人的心坎上。有一回，姑姑跟我说，我母亲像个活菩萨。在我们那里，活菩萨是骂人的。但是她说，福气恰恰就在活菩萨那里，说得少，手脚慢，是积福的。福就在那个“慢”字上。

离得远，见面不容易，我有空的时候就跟姑姑打电话。她周到、细致，聪明，多久的事情都记得清清楚楚，理得顺顺展展，说得利利落落，也总能说到人的心坎上。她的声音隔着几千公里传到我耳边，语气明媚、清亮、温柔。

姑姑说，表弟冉明和表妹小红念完小学就不上学了。冉建念完初中，也不肯再念下去了。姑姑很伤心。说你姑公是读过书的，你姑父也是读书的好材料，不过是没遇到好时代。家传不差嘛，这几个细娃儿，怎么硬是念不下去呢？但姑婆护短，她说几个孙娃儿活蹦乱跳的，多认几个字、少认几个字有么事？

姑姑说，妹妹小红去东莞打工了。先是在电子元件厂，又去玩具厂，后来又去了鞋厂。三脚猫一个，在哪里都呆不长。从小被你姑爷娇惯着，吃不得苦。不吃苦看怎么过？

我说，妈跟我说了好几次，不让妹妹在外面下力吃苦。让我给她在北京找工作。

她说，那还怕不好？

她不识字，我把我的电话号码存在她手机上。每次我的电话打过去，她接通，第一句话就是“王伟，我的幺呀！”

我逗她：“孃孃说不识字，倒认得到我的名字。

她说：“每次这两个字一现，你的声音就出来了。时间长了，像认人认样貌了。”

然而数字她认得。给母亲买衣服的时候，也会给她买。她看着吊牌上庞大的数字，又高兴又不安，再打电话过去的时候，她就话里有话地套问，衣服是原价还是打折价？我说打折了。她就说，再打折也不便宜，花了你好多钱！

我每年都要回几趟老家，跟姑姑姑父都见面。她家里有大事，像姑奶奶去世，弟弟妹妹结婚这些，我也会专程回去贺吊。跟这些大事相关的小事，她也会给我打电话。

姑婆去世了。这位雍容大气的老太太算是享了几天福才辞世的。她的老衣是大时代来临前就与姑公一起置办好的。那时候，他们都以为到此为止。姑公一生慈悲、善良，在周围行善积德。于是老衣好好放着。哪晓得1961年，高大壮实的姑公没撑得下，先穿了奢华的老衣匆匆走了，留下姑婆和她那一整套老衣，继续活了下来。姑姑在电话里说，姑婆的老衣齐整、周全、讲究，是大户人家才穿得起的。她感叹，姑婆一生受苦，只有死才死得像个大富人家的女子。

我就说不止，姑婆的开头和结尾都是大富人家。

有段时间，电视里不断有人贪污了，腐化了，被抓了，她就很紧张，又不好跟我的父母商量，就打我电话，她在电话里兜兜转转的问我每个月的工资有多少，都怎么花的，平素都跟哪些人来往，单位的女子多不多，精怪不？我听了不得要领，李红倒是明白了。她说，孃孃这是担心你呢。我就十分愉快地笑了。她听到我的笑声，很安心，也十分愉快地笑了。

那些年一直在路上，四处辗转，心比天高。静下来的时候，才发现，姑姑姑父老了。表弟冉明的斜视不见好转。当母亲的，若孩子身上有点疼，心里就一直有根刺，脸上的笑容也总带着凄凉的意味。我的母亲和姐姐四处张罗，给冉明提亲，但总没有合适的姻缘，冉明干脆也去了东莞。没过多久，老三冉建也去了东莞。

有一天，姑姑打电话：表妹小红来北京了。她说：要过来搬盘你们了。

我赶紧把妹妹接到家里，安顿她住下，马上给她找工作。那时候，我已经调到环境出版社工作。出版社下面有个酒店，经理武静跟我熟悉。我就托武静给妹妹安排个事做。一到妹妹休息的日子，我们就开车去接妹妹来家，吃顿好的，陪她四处逛逛，又开车送她回酒店。

直到这时，我才真正关注我的这位妹妹。她长得漂亮，性格也很温柔，十分羞涩。她只上完小学，不会说普通话，也不大听得懂普通话。她在酒店前台工作，一边比划一边用小河话跟客人交流，急得满脸通红，客人还是不得要领。于是换到客房部。在客房当服务员也不行。于是又联系出版社的书库当保管员。书库保管在进货、发货时，是需要清点、核算并做记录的。妹妹算不好帐，记录也不准确，出了几次差错后，连仓库保管也做不下去了。我就托一位朋友在他的公司给妹妹找份事做。

那段时间，我每给妹妹做一件针尖大的事，姑姑都会打电话过来道谢，末了十分抱歉地说，拖累我了。我就笑，我只有这么一个妹妹，如果不为她做点事，我心头空落得很呢。

过了不到一个月，妹妹在朋友的公司又不肯做了。她可能觉得结婚才是最好的工作，于是我们就替她打点好行装，送她回老家。

妹妹嫁得早，离得也早。她带着儿子回到茶园时，才二十三岁，儿子向可才一岁多。她在娘家住到儿子满了两岁，把向可往外婆跟面前一丢，又出门打工了。不知道这个妹妹走了哪些地方，吃了多少苦，这以后，再打电话，姑姑就有些沉默。直到有一天，她在电话里说，小红还是去了东莞，到她哥哥冉明那里去了。

这样，姑姑的三个孩子都去了东莞。他们都在那个南方城市里安顿下来，一边打工，一边等待着姻缘。

不知道怎么了，我也替姑姑姑父松了口气。

在东莞，兄妹仨都下苦力，挣了点血汗钱，各自回来。妹妹又嫁了个人家。冉明娶上了媳妇。冉建也找到了女朋友，那姑娘的家就在离县城不远的板溪王家河，比茶园条件好，那家又没有儿子，于是，冉建就入赘到那户人家。

两个表弟的孩子相继出生，姑姑姑父又担负起抚养三个孙子的责任。

————————— No15 —————————

2012年，侄子王一结婚的时候，我回官渡滩接姑姑进城参加婚礼。那次我开车，走的是沿江公路，车过龚滩、沿岩，进了彭水县境内，准备从彭水县城上高速。我一路走一路给她介绍窗外的景致。车到鹿角时，我指着鹿角中学的牌子告诉她：“这是出名的鹿角中学。我们下车休息一会。”我看见她忽然像晕车的样子，又不肯下车，只说快走快走！

我开车过了鹿角场，到了山弯一处宽阔处，才把车停下。她跑到公路边，蹲在排水沟边就呕吐起来。呕吐的声音像要把喉咙都划破。我把水递给她，她喝了一口，又喷射出来。她不停呕吐，吐到绝望，眼泪汪汪地看着我。

我扶她上车，安顿她坐好，问她：“樊老师是鹿角中学的吗？”

天长路远，那天在车上，她给我讲起那位樊老师。

她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以为早就忘记了。哪晓得要路过那所学校。

她说她从来没来过。只是以前听樊老师说在鹿角中学教书。鹿角两个字，就像刺扎进肉里，一辈子也拔不出来。

她说，樊老师是岩鹰头一户人家的亲戚，来官渡滩吃酒，在酒席上看见了她，回去后，就托亲戚上门来做媒。

她说她当时像被雷击一样呆住了。她不相信那么好的樊老师，会欢喜她。媒人问了我的祖母和母亲，婆媳都很高兴，末了都说，要祥胜答应了才着数。

她说，樊老师人长得白白净净，斯斯文文，见人就笑，手脚也勤快。见她背上的背篼里背着王琦，还要喂猪、做饭、洗衣服，就帮她干活。

那段时间，父亲一直在外面做事情，很久不回家。那中间，樊老师去过几次。她很喜欢他拿粉笔头在院坝的石板上写简单的字教王琦。那时候，她就蹲在一边看着入了神。她为自己不识字感到羞惭。他就笑着说，虽然不识字，但强过好多识字的人。他说话的时候，露出一口白牙齿。他说，要是她想识字，他就教她。

她说，她要等把侄子带大，才能考虑婚嫁。

他说没关系，正好也可以多点时间谈谈爱情。

她问爱情是什么？

他说，爱情就是欢喜。我欢喜你。你也欢喜我。

“我欢喜你，你欢喜我。”那话像符咒一样勾住了她的魂。

有一次，樊老师来，带来两绞鲜红的羊毛线。他说：“不能只会做鞋子，还要学会打毛线衣。打毛衣才高级。”那两卷羊毛线红艳艳的，捧在手里，照得眼睛都花了，人也眩晕了。她想，这是真的吗？

谷子黄了。每到这时候，我的父亲无论走多远，都要赶回来挞谷子。父亲回来，祖母就跟他提起樊老师提亲的事情。

她说，你老汉当时就跳起来了。你老汉说，“茶园冉家跟我们王家，是老亲老戚。这路亲戚不能断在我们这一辈，要续上。孃孃下来提亲了吗？表哥不松口，表妹不许走，这是古理。”

她说，我没办法，就去找你祖母哭诉。你祖母说，这个家是祥胜当家。家有家规，由祥胜说了算，她不好掺言。一句话就撇得干干净净。

她说，那时候天天就跟你老汉吵架。吵来吵去，也没得解交的（没得解决办法），想毛了，就跟你老汉说，要跳河，要上吊，反正不想活了。

你老汉说：“死也给我死到茶园去！”

其实，哪舍得死呢？樊老师还等着我回话呢。

你妈也不敢劝，就让我到当门坝你书香孃孃家躲了几天。你老汉打听到了我的下落，就找人带信，说老躲在别人家里也不是个办法。让我回家，说有话好商量。说再啷格，也是骨肉至亲，未必还要整人？

我信了，拎着包袱兴冲冲的回了家。

你老汉一见我，长叹一声，说：“妹，不是我逼你。茶园冉家对我们有恩。灾荒年辰，家家都饿死了人。我们孃孃垫着小脚，半夜三更送了十几斤苦荞下来，救了我们的命。灾荒啷个狠，我家没抛撒（丢失）一个人。有恩不报，人皮难背。”

我说，我欢喜樊老师。

他就问我：“不是那十几斤苦荞，怕你那小命早就没了。也可能，我这老命也没了。是欢喜大，还是恩情大？”

最后，你老汉又低又狠地说：“你就是死，也要给我死到茶园去！”

她托媒人带话，请樊老师来官渡滩。她给樊老师做了一顿好饭，她坐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吃完，收拾好碗筷，就从柜子里取出一双黑色灯草绒布鞋，那是她跟樊老师认识后，夜夜背着家人悄悄在灯下做好的。那鞋子鞋样周正，针脚整齐密实，鞋背上的黑炮钉也钉得端正大方。这鞋原是准备等樊家上门认亲时，作为订亲的回礼送给樊老师的。现在，她把布鞋取出来，郑重地递给樊老师，说：“走四方，行千里。”说着，眼泪就涌了出来。

那天，樊老师是抱着两绞红色的羊毛线离开官渡滩的。他出门的时候，人们见他把鲜红的毛线捂在胸口，身子向前屈了下去，像被人打断了脊梁。

她说，后来，香树有一户人家上门来提亲，那家的子弟是龙潭高中毕业，有文有才，只是暂时没得工作。她不说话，无可无不可的。但父亲还是死活不松口。最后她还是嫁到了茶园。

————————— No16 —————————

2015年10月，二侄子王翼结婚。就是那个小时候患了病，被姑姑姑父治疗调理的孩子。官渡滩、茶园的亲戚们来重庆参加婚礼。姑姑姑父很高兴。婚宴上，王翼和新娘熊殊单独为姑婆姑公敬酒，以谢养育之恩和救命之恩。王翼说去茶园，是他的重生之路。两个孩子十分恳切，父母也很动情，姑姑眼里含了热泪。

我对姑姑的眼泪印象极深。

王一、王翼都结婚了。王一的儿子小帅也两岁了。三毛王紫林参了军，转业回来交朋友，结婚也是不久的事。姐姐姐夫也是儿孙绕膝了。这个大家庭有二十多口人，逢年过节，一大家人回官渡滩，又有亲戚走动，不光住不下，家里连摆饭桌都有些打挤了。哥哥和我就商量把老屋拆了，在老屋基上起个楼房，每个小家庭一个房间，人来客往，也安顿得下。

一听说要折老屋，父亲死活不同意。他说老屋风水好，不准动。不光老屋不准动，院坝不准动，院坝里的大桂花树也不准动。他气呼呼地朝我们甩了一句：要修房子你们到旁边去修。

也只好一边去修了。哥哥请李国铖兄弟做了设计方案，完整保留了老屋，院子旁边的几台菜地，就作了新屋基，依着坡势次递而上，坡下一层，是停车场，以及大厨房和大餐厅。坡上与院坝齐平建三层楼，新楼工程虽然大，但不显水不露水，看起来，就像是老屋的护卫。哥哥把方案发给我，我看了很满意，工程预算200多万。这在农房修建中，不算小的了。工程全部由哥哥出资修建。为了省钱，哥哥用的是小包，就是自己买材料，请工程队施工。

哥哥一家常年在重庆主城，我更是鞭长莫及。于是就商量着请个监工，就是甲方代表。父亲说活路就在自家院坝里，自己盯着就是。其时他年近八十，耳朵也聋了。再说，他一辈子鼓捣过的只有柴油机、面条机、油桶这类的物件，莫说建房子这样的大事，就是沙子水泥这些，他都一概没经手过。这哪行？父亲说请外人也不放心。不放心不说，附近几个寨子懂行的人都上工地撑板轧钢筋和灰浆挣大钱了，哪个看得起作监工这点面面钱？

于是就想到姑父。都记不起最初是谁先想到姑父的。一提出来，大家都觉得合适，再没有比姑父更合适的了。那些年，我们家的人东一个西一个跑得散，隔得远，有事都指靠不上。连个长年呆在家里的人都没有。而姑姑一家一直在茶园。姑姑姑父还不算老，还使得起力。他们一直在那里，离我家不近不远，不声不响，平时不咸不淡。我们只要有事，就想到他们。他们总是在那里，他们一直在那里，好像一直专门等待我们召唤。

姑父当即慷慨应允。他说，这是王家的好事。外人都要帮，更何况是大哥大嫂家里的事。我们老了，亲戚这样亲，花钱又这么多，按说我们有钱都该凑点钱的。只怪姑姑姑父穷。说出力呢，也是把老骨头了，只要你们不嫌弃，我就在这里打个闲杂，算是凑个热闹吧。

他把话说得这么妥帖，说得我们都不觉得欠人家什么人情。

第二天，姑父就背着背篼来了。背篼里除了简单的日用品、换洗衣物，还有罗盘、皮尺、算盘、水平仪。姑姑也跟着他来了。王家要盖楼了，她也很高兴。哥哥在桂花树下铺开图纸，比划着告诉姑父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这里该怎样，那里该怎样。姑父拿个小本本在旁边仔细记着，密密麻麻写了好几页。这栋还没影子的小楼，他就了然于胸了。姑姑在一旁边看边听，像是也明白了，不住地点头。

三天后，水泥、钢筋、沙石到位，施工队进场了。哥哥跟包工头交待一番，就开车回重庆了。

姑父其时已经64岁了。他在县城的建筑工地下过苦力，人聪明，工程的事情好多他都懂。在实操中，还有些不明白的，他就问包工头。遇到跟施工方意见不统一的，就用手机跟哥哥在电话里细细商量，再不厌其烦地跟工人解释，软中带硬地提要求，虽然脸上一直带着笑，但滴水不漏。没多久，他就像一位胸有成竹的工程师，在院坝里指挥调度、运筹帷幄了。工人们都服他，包工头也跟他十分友好。父亲起初站在院坝里，按以往的经验对工人发号施令，但完全不得要领。工人们也愉快地跟他开玩笑。没过多久，他就甩手不管了，只是每天像个小孩子一样，兴奋地看着工人忙碌，殷勤地端茶送水。

姑父身兼多职：项目管理、监理、甲方代表、财务。施工方说了一个数据，他得用算盘打一次才认账。他的算盘打得飞快，这得益于他幼年上小学习得的扎实的童子功。他同时也是一名建筑工人，一名搬运工人。遇到送材料上门，工人忙不过来，他就躬下肩背扛沙子、、扛水泥，拖钢筋，他满身泥灰，像个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因而十分珍惜、十分敬业的老打工仔。

父亲说，官渡滩谁家也没有这样实诚的亲戚了。这是我们王家的福气。

不光是建筑监工的事。我们都不在家，姑父事事负责任，事事为我们家着想。起初，几个工人在我家吃饭。母亲年纪大了，哥哥就请了个乡邻来家做饭，每月付工资。没过几天，姑父就悄悄跟父亲说不用花这冤枉钱，再说，请的人也未必有他的手艺好。莫忘记了，他本身就是个刨口匠呢。于是，父母及工人的一日三餐，就由他负责了。哥哥说也行，但说好了，厨师钱另算。姑父说，一家人怎么说两家话呢。再说，监工的工钱已经出得够高的了。比寨里的人出门撑板、轧钢筋都挣得多。再另外说钱，就不厚道了。如果不是看亲戚的面子，哪家老板肯给一个半劳力的老头子出这么高的工钱呢？

他说得那么恳切，又那么合乎情理，让人不好再说什么。

于是姑父监工兼厨师。每天快到做饭的时候，他就摘下沾满泥灰的围裙，系上白围裙，套上白袖笼，上灶做饭，母亲则在一旁给他打下手。不到一个钟头，味道又好又实惠的一桌饭菜就上桌了。

姑姑偶尔也下山，帮着母亲料理打扫，也帮忙姑父做饭。遇上汽车拉材料，她也帮着从梯坎下搬材料上院坝。房子是春节后开的工。到秋天，楼的主体工程完工了。这时候，院坝里茉莉开了。往年茉莉开花的时候，母亲会仔细地摘了花朵，铺在晒席上晒干，放在姑姑带来的茶叶里，给父亲做茉莉花茶。那年，院坝施工，工地整天满地尘灰，洁白的小花机构整天都蒙着灰尘，香气也没了。母亲说，可惜今年的茉莉了

该给楼梯、阳台安装栏杆了。姑姑又下山来了。父母和姑姑姑父站在院子里，看着这栋小楼，侍立在老屋旁，像低调谦逊的儿子垂手立在威严的老父亲旁。父亲很满意，很得意。他顺手一指，就把客厅右边那个房间划给了姑姑姑父。他动情地说：“淑云，启平，你们对王家有恩。房子修好，你们搬过来。这个家是我们的，也有你们的份。有我吃干的就不能让你吃稀的。”姑父说，老了老了，不过是凑个热闹，使不上什么力，哪就敢来占房子。

父亲又大手一挥，说，他们几个都是嬢嬢背大的，孝敬嬢嬢姑爷是应该的。

姑姑温柔地说，大，你的好心我们领了。好日子好福气是你们的。各是各的命。你们在你们的命里享福，我们在我们的命里劳碌。这才是正道理。

四位老人站在院坝里，互相说着客气话，但心里还是高兴的。

没安装栏杆的阳台只是一块台板。父亲指着十几张台板打趣道：

“像从喉咙里伸出来的舌头，伸起等吞口。”

姑父说，过两天，阳台栏杆安装好，就好看了。栏杆已经订好了，就是厂家来不及送货。

姑姑说：“启平，这新楼没安装栏杆，上上下下，进进出出，要下细哦！眼睛要看清楚了才下脚哦。”

姑父说晓得。

————————— No17 —————————

那段时间，我上眼皮一直跳，没来由地心慌。我给哥哥打电话：“家里没什么事吧？

哥哥说别担心，都好着呢。

那为什么上眼皮这么跳？

哥哥说，你操心的事情太多，心累。

哥哥一般不在午休时间打扰我。2017年6月2日中午，我正在午睡，手机响了。我一看屏幕上是哥哥的名字，脑子里咣当一下。事情来了。

“姑爷在新房子三楼的阳台上指挥工人装栏杆，后退时脚踏了空，摔到院坝里。”哥哥在电话里简短地说，“还没送拢医院，人就走了。”

我的心也像预制板破碎，不断往下坠，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想起问，孃孃呢，她还好吧？

“还没敢告诉她。”哥哥说。

我当即订机票回家。下了飞机，先去官渡滩看父母。母亲因为惊惶、恐惧和悲伤，已经坐不住，倒床了。父亲在床边坐着，也六神无主了。姐姐在劝慰母亲，自己却不住流泪。父亲见到我，一把抓住我的手，颤抖着说：“你叫我们啷格对得起你孃孃啊！”母亲哭了起来。

我说：“老汉，妈，不要担心。有哥哥跟我呢。”

我向父亲问了些情况，宽慰了二老几句，让姐姐继续留在家里陪着二老，就朝茶园姑姑家赶。

车到茶园，远远就听到丧鼓在响。哥哥到村口接我。“他们一个字也不提！”哥哥十分悲哀，“哪怕说句重话，骂我们一顿，或者提个“赔”字，我都好想点。”我跟哥哥走进姑姑家，见院坝里搭起了丧席。按我们老家的风俗，死在外面的人是不能进堂屋的。姑父的棺木停在席棚下里，几个小孩子在棺前火盆里烧纸钱。先生身着道袍，敲着锣鼓，在棺前依依呀呀地唱。姑姑跟前来吊唁的亲朋和村邻打招呼，道辛苦，张罗着落座、吃茶，又跟帮忙的人交待。几位老表披麻戴孝，在院坝里默默地忙碌着。不幸来得如此突然，他们茫然中接受了命运，人却已经麻木了。

哥哥说，孃孃可能还没反应过来。要是她大哭一场，可能让人放心点。

姑姑看见了我，就过来，凄凉地叫我：“我的幺呀，你这么远赶来看你姑爷。”

我抱住她，叫她：“孃孃，孃孃！”不知道说什么好。

姑姑和哥哥陪着我到姑父棺前棺前的照片上，姑父朝我们爽朗地笑着，我没忍住眼泪。我跪在他灵前前。哥哥也陪我跪下来。丧鼓急急地响。姑姑蹲下来拉我跟哥哥。姑姑一手拉哥哥，一手拉我，说：“你哥俩的心，孃孃懂，你姑爷也懂。人各有命，孃孃姑爷不怨天，不怨地。”

我难过极了。

天将黑时，父亲在侄子王一和王翼的陪同下来到茶园。两个孙子搀扶着他走上院坝，他先到姑父灵前，叫了声“启平”，就哽咽了。

姑姑就是那一刻失控的。她从棺木前站起身，迎上来，叫了一声“大”，就扑在父亲脚下，抱住父亲的腿，放声痛哭。那是自姑父出事后，姑姑第一次哭出来。她一边哭一边把额头往父亲膝盖上撞，哭得撕心裂肺，哭得肝肠寸断。院坝里帮忙的人也不禁落了泪。父亲老泪纵横，任姑姑把头往他膝上撞，一动不动。

姑姑哭了很久，他才把姑姑拉起来，说：“妹，我对不起你。”

他转过头去对冉明、冉建说：“你哥俩拿把斧头，把我这把老骨头劈了吧！我这把老骨头交给我哥俩，你俩把我劈了吧。”两个表弟手里端着托盘站在棺前，木然看着父亲，悲哀已经让他们不能回答了。

哥哥说：“老汉！这是我们的事情，跟您老人家没关系。”

父亲指着哥哥喝道：“你把嘴巴给我闭起！没你说话的地方！”他用手指指着我兄弟俩和两个侄子，说：“你们给我听着！从今天起，孃孃就由你们养老。这个家庭，只要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你们谁敢推，我拿斧头砍谁！”

我们都应声诺诺。

乡村农历五月，年轻人都出门打工，留家的也都在地里忙了一天。因为姑姑一家的好人缘，也因为姑父属于非正常死亡，留家的人无论远近都来了。大家守在姑父灵前，说起姑父生前的好，都不胜唏嘘。看见我们家的人在场，又欲言又止。

半夜，三轮道场唱过，姑父的弟弟——我们叫三爷的——请我们过去说话。王一、王翼不放心，要跟我们去，被哥哥摆手制止了。

我跟哥哥恭敬地坐在三爷家桌前。

“有子替得父。”三爷开门见山地说，“祥胜哥年纪大了，我就不劳烦他。”

我赶紧说：“三爷，我们对不起姑爷，对不起孃孃，对不起她们一家。您老无论怎么安排，我们都落实。”

哥哥补充道：“该拿钱拿钱，该出力出力。绝不打折扣。您尽管提要求。”

三爷冷笑一声：“拿钱？如果是为钱，我就不劳请你哥俩了。我的亲哥哥，早上都还好说好笑的，过中午人就没了。你说，这是钱的事吗？”

我心里一沉：“那您的意思是？”

三爷长叹一声说：“人都没了，我还能有什么意思？你们听着，你们家，几十年来，对我大哥大嫂好，我是看在眼里的。我大哥一辈子对你们家巴心巴肝，我心里也是有数的。但巴心巴肝的人没好下场。这是他的命。”

我悲哀得说不出话。

三爷眼泪忽然涌了出来，“不然，我不会放过你们！”他顿了顿，才说：“你孃孃疼你们，把你老汉当父亲敬，把你们当儿子亲。十指连着心哪，我懂。我大嫂她，”他哽咽了，“往后，心头再痛，都不肯呻唤一声了。”

这时，冉建进屋来。他说三爷，我妈说了，有什么话，由她来跟大舅说。叫你就不要拗难两个哥哥。

三爷站起身来，抹掉眼泪，大声道：“黄泉路上无怨鬼，来生还是多福人。建，你老汉福往西方，福兮乐兮！”

————————— No18 —————————

父亲说，最初的那一个月，他夜里不能入睡，一闭上眼睛就见姑父站在他面前，系着洋围裙，手里抱只罗盘，笑吟吟地叫他：“大啊！”

母亲倒一次也没梦见过姑父。她不止一次地说，启平不像妹夫，像亲弟弟。她问：“他不肯来投梦，他在那边好过不？”

奇怪的是，离去的是姑父，我想到的却是姑姑，只要闲下来，满脑子都是姑姑。想到姑父把我放在肩上打马马肩儿，她在一旁大喊：“小心点，莫把细娃儿弄落下来！”姑父出门杀猪回来，她站在阶前，从姑父肩上卸下背篼，又把热茶递上去。她在灯下擀荞面条，下到锅里，锅里热气腾腾，在她的脸上投下忽明忽暗的光影。我们吃荞面条，她吃苦荞粑，一个人坐在灯影外，一块一块掰下来，放嘴里慢慢嚼，她微微皱了眉，那样子不像在吃苦荞粑，就是在吃苦。她躬着身子背牛草、背麦秸、背荞棵、背苞谷秆，她那么小，草捆巨大，遮盖了她，草捆像长了脚在大地上行走。苦荞开花时节，我去茶园，她穿过一大片荞地，到老场上来接我。荞麦开花真是乡村的盛典，深秋的天空是铅灰色的，大地寒凉，厚绒绒粉嘟嘟的荞花铺陈在大地上，遍地都是洁白宽阔的哀伤。姑姑从荞花深处走来，一边走一边喊我的名字，荞花洁白、柔软，她走在荞花中，像是腾云驾雾，像是脱离了尘世的泥泞与悲伤。年轻时她想嫁给一位斯文干净的教书匠，最后却安于做一名杀猪匠兼刨口匠、泥水匠的妻子。不，这都奢侈了。

很多时候我都想给她打电话，但是不敢。我小心翼翼把电话打给冉明，问孃孃好些了吗？仿佛过问的是姑姑一个人的病痛，而不是为死去的姑父，以及姑父的离去带给这个家庭的巨大悲哀。

冉明说还好，语气抑郁，他说她每顿吃小半碗饭，还在安慰小红。小红像是垮了。

再回到茶园，是姑父的毕七。才一个多月，苞谷就高过了人，苞谷秆头顶散了穗，腰上结实的苞谷嘴上也蔫了须。快黄昏了，落霞照在苞谷林，梭镖样的苞谷叶嘁嘁嚓嚓喧哗不已。风吹来时，苞谷林涌过浓绿的潮声。风停了，苞谷立了正，翠绿泼辣梭镖样的叶子还不住嘁嘁嚓嚓哗响。晚霞中，有蜻蜓高高低低的飞，蝉声此起彼伏，长一声，断一声。能体现大地澎湃磅礴的，就是除了河流，就是玉米。那真是大地的喷涌啊！

姑姑坐在阶沿边抹嫩苞谷，膝盖上搁个小塑料盆，埋着头，一粒粒抠嫩苞谷籽，她抠得很慢，很小心，像生怕把嫩苞谷籽掐碎，又像舍不得把手里的苞谷抹完。她就是找个事情混手，混时间。她就瘦得脱了形，像被风吹掉了一圈。听见我叫她，她抬起头，愣了一下，才把小盆放在地上，两手扶着膝盖，费劲地站起来。她眼巴巴地看着我，手足无措的样子，又愣了一会，才看着我，凄凉地笑了。

姑父出事后的那一年，她不敢回官渡滩，怕踏进那个院坝。

王翼的女儿团子出生后，哥哥一大家子带着团子回官渡滩看望老祖。那是家里的大事，我也回去了。趁父母和兄嫂逗团子玩，我开车去了茶园。

我告诉姑姑，王翼给她添曾侄孙女了，我想接她去家，受那个曾侄孙女的喊。她低着头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答应了。她进房间磨磨蹭蹭地换衣服，耽搁了很久，才走出来，跟我上了车。汽车在崎岖的乡村公路上磕磕绊绊地走。一年又一年，种地的人老了一辈又一辈，地里长的，还是土豆，玉米，红苕，荞麦。我一边开车，一边跟她说话，说起小时候上茶园，她对我的种种好，我的种种嗅事。她想笑，没笑出来。我的笑也被噎回去了。我又说到妹妹小红，说到小红的儿子向可、冉明的女儿冉双，本来是想逗她高兴，她还是沉默。车到关口的时候，她说：“你莫担心我。该啷格还啷格，我不得出错。”

下了车，上了院坝，母亲率哥哥和王一、王翼两个侄子在家门口迎接姑姑。大家簇拥着她走上院坝，她朝新楼看了一眼，眼泪就流出来。熊殊抱着团子迎了出来，依着孩子叫“老祖”，说您老祖添曾孙了哦，把团子递到她面前。她像有些不好意思，一把抹净了泪，目光落在那粉嘟嘟的婴儿身上，怔怔的。进了屋坐下，她抱过那婴儿，仔细地看着，慢慢的，脸上就漾起了微笑，那笑温良，慈祥，让人落泪。她从衣襟里摸出一个红包，揣进团子的襁褓，柔声说：“我们王家添丁进口，家又旺了。我欢喜呢。”

自那以后，她又恢复了回娘家。

我每次回老家，都要去茶园看她，吃她做的一顿好饭，再接她下官渡滩住一两天，又送她回茶园。晚辈们花团锦簇围在老汉身边，总是闹哄哄的。她就悄悄出了屋，坐在院坝的桂花树下，背靠院坝栏杆，朝着老屋和新楼的方向出神。黄昏的夕照，把她的背影镀上一道金边。她的白发在风中飘，像散乱的金线。我帮着做家务，进进出出的，看见她以这样的姿势坐着久久发呆，想叫醒她，请她进屋跟晚辈们坐在一起。

嫂子丽娜阻止了我。她说，让孃孃就那样坐一会儿吧。

————————— No19 —————————

我们那里有个说法：孝子有三年不顺，是说父母离世三年内，会遇到些坎坷，经受些磨难。我们让冉明请道士先生做了特别的法事，父亲又单独为姑父祈愿，祈求他保祐两家的儿女。

接下来，姑姑一家还是没能摆脱这古老的谶语。

2017年年底，猪肉涨价，涨得离谱，拉动了新一轮物价上涨。政府花了大力气平抑肉价，鼓励农民养猪，还出台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本发展生猪。一时间，大家都一哄而上。两位表弟也摩拳擦掌，提着打工挣来的血汗钱披挂上阵了。冉明建起了圈舍，养了80头猪。冉建在他上门的地方——王家河水库边的山里建了牛场，养了50多头牛。开局都良好，都欣欣向荣。

我知道这事的时候，兄弟俩的养殖场已经建好，牲畜也进了圈。他俩在深圳打工的钱，全都投了进去，各自又贷了一大笔钱。

我给冉建打电话：“你们怎么不先跟我商量一下？”

“放心吧，哥！”冉建意气风发：“几十年难遇这样的行情，这养的哪是黄牛嘛，分明是金牛！”

姑姑也给我打电话，说了冉明冉建兄弟俩的养殖，语气忧心忡忡的。她不相信她的儿子们有这样的好运，哪怕是跟风。

我说：“姑姑，以后家里有这样大的投资，要记得先跟我商量。事情不光看一步，还要看两步。”

她答应了，欲言又止。

冉明的猪长到百来斤一头，一夜之间就死了一大半。那几天冉明在院里进出，悲伤又愤怒，脚步呼哧呼哧的要把地皮都跺穿，眼里的火能把斜对面的人都点燃。没过多久，又听说小河镇上的小户差不多全军覆没，连县里的都未能幸免，就平静了，认为这是运。命不可抗，运也不可抗的。

但养牛的冉建运气比冉明更霉。冉建的牛养到半大，环保部门上门了。王家河水库负责下游龙潭麻旺大坝饮用水供给，水源地方圆三公里不准养殖。政府关闭了冉建的牛场，投资80多万的牛场，只赔偿了20万。赔偿款下来那天，冉建提着砖头去镇上砸人，结果手一软，砖头掉下去砸了自己的脚。

据说他们当初都曾想到向我求助，央求姑姑给我打电话，找我借钱，关闭养殖场时网开一面，至少也在补偿上高靠，减轻点损失。不知姑姑碍于面子，还是怕我为难，她的答复是：“要打你们自己打。”她是想把这决定交给她的儿子们的。结果儿子们的理解是：“她拒绝了，她不管他们了。”

那段日子，我久滞不前的仕途忽然现出一线曙光。我像冬眠多年的昆虫瞬间激活，又像飞蛾扑火一样不顾一切地朝着那希望奔赴，眼里心里都是那把明晃晃的椅子，别的什么都顾不上了。冉建打来电话向我求助这事我是记得的。我甚至记得冉建在电话里的声音，像王家河的芭茅一样被秋风吹得飘悠悠的，单薄，无助。冉建说，哥，你一定要帮帮我。你打个电话，他们准会给面子。谁会不给哥面子？他说，哥，那是八打八十万哪。

我说，我晓得了。

作为一名环保干部，水源地不准养殖，这是底线，我知道不可违。同时也顾及自己的前程，担心在节骨眼上，哪怕一根头发丝也会搅乱我的局。这时候我必须谨慎。我把冉建的事情托付给我的哥哥，让他找找县里的朋友帮忙，在赔偿标准上浮动浮动，减轻表弟的损失。安排好，我又一心一意等我的好运降临。

没过多久，提拔结果出来，我又落空了。消息出来那天我彻底沉静了。我一个人坐在环境大厦601#的办公室窗前，夕阳像个巨大的蛋黄悬在北京雾蒙蒙的上空，要落不落的。整座城市浸在漫漫黄沙里。我就是在那一刻想到故土、想到亲人的，是在那一刻，我想到了姑姑。想到她时常担心我工作太忙伤了身体，又担心有人奉迎我把我拉下水，还担心有异性跟我走得太近怕我犯错误。她总是担心这样担心那样，而在他的两个儿子遭遇厄运时，她夜夜流着眼泪不能入睡，却不肯给远在北京的侄子打一个求助的电话。

那一刻我想到，姑姑你再也不用为我担心了。

————————— No20 —————————

冉建又去了东莞，在一位亲戚的厂里做事，打算用五年的时间打工，还清银行贷款。冉明则继续留在茶园。村委动了恻隐之心，安排他管电。像是受苦的路程终于停顿，姑姑安心下来。她把我们给她的钱拿出来，一家一半，凑起还款。但那实在是杯水车薪。她安慰到，蚀财免灾，不要急。

然而蚀得那么多，灾祸却没免得了。

冉明在检修线路时，电闸被不知情的人不慎合上，冉明的两根手指头被烧没了。

姑姑白天悉心照料着冉明的伤，不敢看那断指。没想到祸不单行，两个月后，冉建的老婆骑摩托车在王家河水库的乡路上出了车祸，把一个人撞成了植物人。

姑姑懵了。她不明白一个骑摩托车的人怎么会摊上这么大的灾祸。儿媳长期在对方家里照顾伤者，她带上孙子去那户人家探望，在一个破败的屋子里，那个不幸的人闭着眼睛躺在床上，全身上下只剩下吞咽和排泄的能力。她就忍不住落了泪。她把我们给她的钱掏出来，塞给那人的妻子。在回家的路上，她一路想了又想，都没想明白：厄运怎么专找上受苦的人。

医疗事故协调下来，赔偿50万。

据说那段日子姑姑每晚不能入睡。表兄弟让她打电话找我和哥哥借钱。她后来说她也动过这个念头。因为除了我跟哥哥，这世上她再也指望不上别的什么人了。但数目太大了，放谁头上都难，她开不了口。她去官渡，想请我的母亲替她开口。一进门就见父亲在发火，雷公火闪的，像要吃人。母亲在一边抹眼泪，却不敢说话。一问，才知道我辞了公职，成了打工仔，与他的冉明冉建冉小红无二。于是咽下了借钱的话。她劝了父亲，又劝母亲，最后也流了泪。

从此，在她担心牵挂的人中，又增加了我。

————————— No21 —————————

她给我打电话，远兜近转，绕山绕水，最后就是一个意思：“往后你靠哪样过日子呢？”

我逗她：“回来跟你种苞谷，要得不嘛？”

她说：“要还不好，你就是回来种苞谷，也比别个收成好。”

我笑了。

顿了一会，她又说：“你妈老汉年纪大了，老汉脾气又火爆，你有哪样难处，少在他们两个耳朵边提。你跟我说，孃孃虽说帮不上你，听你摆龙门阵还是得行。——你要晓得，难处的话，也不好说给外人。”

我说晓得。

我年近半百才辞去公职，赤手空拳，个中甘苦，唯有自知。我四处奔波，一年费的力，比以前三年都多。笨鸟先飞，笨鸟早飞，我白天工作，一天当三天拼。早晚都在学习，经常通宵达旦。陌生的领域，事事从头开始，我像一只蜘蛛，张开翅膀，在空茫的人世奋力编织一张网，以期把自己挂在网中央。

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打电话给她，她就不安了，让冉明拨通我的电话，说要跟我说两句。她每次打电话，都像是命运专门为我准备的锦囊妙计。急难时我打开，解了心中的困惑。开头总是那句话：“孃孃说两句话你不要嫌难听。”

我说我正等着听呢。

有一次，我飞三个钟头，到一个偏远省份，求见省厅一位领导。我在厅长门外的走廊上等候两个钟头后，却被告知，厅长外出办事，没空听我汇报。离开那栋办公楼时我自嘲地说：“今不如昔，人心不古啊！”

她说：“古语说得好，在官三日人问我，离官三日我问人。这世道就这样啊，这世道不是为难你一个人。”

我说晓得。

为了项目上一个小小的枝节，一天奔波到半夜，才停歇下来。严冬时节我去了青海的一个小县，白雪覆盖，严重的高原反应让我头痛欲裂，半夜里被送到医院吸氧。那是一段拼命的日子。高强度的工作，巨大的压力，早起照镜子，见两鬓已斑白，头顶也秃了一圈。在青海工作时因心脏受损留在脸颊上的青痕，也更黑了。一位亲戚跟我见过面后，回去后对人说：“王伟打工一年，老了五岁。”

她打电话：孃孃讲两句话你不要嫌难听。

我笑道：我正等着您讲呢。

她说，你挣得多，花你钱的人就多。你挣得少，花钱处就少。细细算起来，挣多挣少不是一样吗？听我的，够吃够穿就是了，娘儿母子热热乎乎就是了。

我笑着说：孃孃的话像古语那样说得好！

她就笑了。笑后，又有些惆怅地说：“唉，听得见声音，看不见人样。”

我给她买了一部智能手机。

她收到手机后的第一个电话，就是打给我的。那时候，我因为过度劳累晕倒在地，住进朋友王大刚的重医副二院。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全身接满检测仪器，肩上还披挂着动态监测仪，虚弱、疲惫，像一个溺水者。

她的视频电话打过来，我忘了关闭摄影头，她看见我，就哭了。

从此，我再给她钱，她就不肯要了，跟我们打架似的推来搡去，不肯收下。她那么需要钱。每一分钱都需要——孙子上学，房屋整修，冉明、冉建亏损和赔款，冉明疗伤，她自己治病——家里那么大的洞，多少钱都填补不了。但她却羞于接受。我们的生活，无不浸透着她的恩情，都跟她最初的艰辛哺育有关。我们记得这个，她却忘记了。每次她手里捏着我们强塞给她的一点钱，把感激的好话说尽，最后嗫嗫喏喏，局促又羞愧的样子，让人心酸。

王翼跟熊殊每次去，也是又买东西又拿钱的，比我们都拿得多。她悄悄攒着，觉得欠了很大的人情。我们走的时候，她把这家给的钱，用红包包着，塞给那家的孩子。把那家给的钱，又用红包包着，给这家的孩子。她一辈子都在给予，像流水一样自然，对获得却那么羞怯和不安，而从不会思量这世上到底谁在亏欠着谁。我们给予的那么微不足道，在她，却像巨大的恩惠被笼罩，迫使她倾其所有回报我们，还生怕与我们的生活不匹配。

我们坚决地拒绝。她手里捏着红包，可怜兮兮的站在那里，像整个人被遗弃了。那羞惭又落寞的样子，让人难过。

那以后，她就不再提钱的事情。她在家养了二十几只鸡，一心一意地侍候鸡们生蛋。捡了蛋，她埋在豆子里，把装豆子的桶贴地放在置。

每次我们接她去官渡滩，她就直接把装鸡蛋的桶扛到车上。坛子里装着三百个鸡蛋，哥哥家两百个，姐姐家一百个。她很想匀一百个鸡蛋，让我带到北京，给李红和春语吃。我告诉她，飞机上不许带鸡蛋，她就叹口气，很遗憾的样子。后来，她听说我在园子里养了鸡，鸡生了蛋，才安心了。

她用苞谷、红薯、萝卜、青菜养了两头猪，她的三个儿女分一头，我家三个侄儿女一头。冬月里杀猪后，每天在火铺上烧柏树枝熏腊肉，把腊肉熏得透明，分送给孩子们。

她耐心地伺候那一小片茶林。每年清明前，她就细细地掐了嫩叶，燃豆萁炒茶，让冉明她的侄儿侄女和侄孙们，一家一包，一一快递出去。老家的茶很烈，喝了常常整夜睡不着觉。但她不知道。她以为我们真的爱喝她的茶。

我原以为，赎罪于我们，是漫长的劳役，我们的内心永不安宁。哪晓得最终，却成了她漫长的劳役，她也不得心安。

姑父离世，再加上表兄弟们的磨难和厄运，她迅速衰老了，疾病也缠上了她。她比父亲小14岁，却过早地患了肺气肿、冠心病，每年春天，倒春寒来临，数病齐发，她撑不住，就倒了床。医药费是笔不小的开支。她怕花钱，怕拖累小的，熬着不肯去医院。我把我的医保卡送给她。她坚决不要，我告诉她，我有两张医保卡，用不了，就分她一张。她才犹犹豫豫地收下了。起初，她生病了还是硬撑着，舍不得刷卡买药，到年底我一查，卡上的钱动得极少。我就给她打电话，说卡上的钱没花完，到年底剩下的，国家就会收回去。她又急又气，后来竟哭了，好像那几千块钱被她疏忽大意弄丢了。

我的母亲离世时，她哭得非常伤心。我知道，其中有一大半哭的是姑父。她哭得极沉痛，以至有亲戚不得不丢下我们，转过去劝慰她。葬礼结束，她留在我家帮忙收拾料理后续事务。我们离家时，她站在院门口看我们乘车离开，我习惯性地看后视镜，见她在院边朝我摇摇手。

母亲去世后，起先是姐姐搬到老家，负责照料父亲。没过多久，老父亲就担心姐姐自己的一家老小，把姐姐赶回自己的家。姑姑听说后，不放心了，她每个星期来官渡滩住一两天，给父亲做饭，陪他说话，给他拆洗衣被，把要穿的衣服找出来一样一样地摆在他床边。每次住一两天就得回去。她自己家里也有孙子、有牲口、有菜地需要照料。我给她打电话，看见她坐在我家的桂花树下。她说，父亲抱怨腿脚酸软，夜里忽冷忽热，睡不安稳，皮肤瘙痒，被他抓破了皮，满腿是血。她心疼了。

过了一会儿，她在电话里跟我说：“要是你姑爷还在，就能来陪你老汉了。可惜。”她那句话听得我肝痛，“可惜他没得这个福气。”

————————— No22 —————————

年轻的时候，她被长兄嫁到茶园，在那里领受了命运给她的所有苦果，包括我们家给她的。她一律算在命运的头上，对我们不说半个字。姑父遇难后，我跟哥哥想把她移回这个家庭，共享这个家庭的荣盛喜乐。有好几年，我跟哥哥请父亲和她去北京，住在我家里，或者住在重庆哥哥里。如果不习惯，住一段时间回去也可以。她都婉言谢绝了。她说，土里长的，地上跑的，都离不开人呢。

但去年，她同意来北京了。因为，我的父亲答应去北京住一段时间。

表哥樊鹰陪着父亲和姑姑到北京。我去接机，见表哥一手拉着箱子，一手搀着父亲，走出来。姑姑背上背只包跟在后面，亦步亦趋。到了家，姑姑把大背包打开，从里面取出腊肉、香肠、豆腐干、腌野葱、酸鲊肉，摆了满满一桌子。

有客人来家，陪父亲说话，善意地奉承他。姑姑静静坐在父亲身旁，脸上始终浮着谦恭温和的微笑。她仔细观察客人的脸色，又观察李红的脸色，不怎么说话。朋友给父亲带了红包和礼物，也不忘给她一份。她就坚决拒绝，说她只是亲戚，怎好让你们破费。父亲豪迈地说：“有我的，就有我妹的。”推辞不过，只得收下。客人前脚离家，她就把红包交给李红。李红劝她，好话说尽，她只得收下，但离京回家时，她把钱都悄悄留在了我家。

我家园子里，有一小段流水，水流清澈玲珑，水中央有一两块岩石，水流过，像丝帛被划破。水边长了青翠的菖莆。姑姑常常看着这段流水出神。她像不敢相信那水是真的，有好几次，我看到她把手插进水里，清凉的流水从她的指缝里流过去，过了好一会，才把手抽出来，叹了口气。

有天清晨，李红上班，女儿在楼上学习。表哥表嫂陪父亲去湖边散步。我在园子里整理花草，干完活在树下坐下来，看她蹲在水边出神。

我叫她：“孃孃。”

她回头应了一声，朝我笑笑。

我说，孃孃，妈在的时候跟我说起过，老汉不把你分给樊老师，害了你一辈子。

她脸上的表情是平静的。她把流水边的杂草拔起来，挽成结，码在旁边的桂花树下。

我问，是真的吗？

她语气淡淡的，说害不害有哪样不同呢？人各有命。你老汉也说过，命不是他派的，是天命。天命难为。

我问，后来，你们见过吗？

她说，见过。

她说，她死了心，嫁给了我姑父。生子，种地，喂猪，帮着杀猪匠姑父杀猪、卖肉。农忙的季节，她跟姑父一起，回官渡滩帮着母亲干农活。有父亲在家，她不看他一眼。两家的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了。老人也老了。她先是送走了自己的母亲，后又送走了婆母岩鹰头离官渡滩和茶园都不远，有认识的人忍不住想跟她提起樊老师，刚起话头，就被她打断了。

有一次，她跟姑父去小岗场卖猪肉。两人一人一头，把一扇猪肉从背篼里抬出来，摆在案板上。姑父拿砍刀在磨刀棒上嚓嚓嚓地来回蹭过，爽朗地招呼赶场的人：“买肉啦！买肉啦！今早刚杀的新鲜猪肉啦！自家种的苞谷红苕熟饲料慢慢喂出的猪啦！”一个人在肉案前停了步，抬起头来，是多年不见的樊老师。

我的善良聪明的杀猪匠姑父端着杯子就去场镇头的饭店找开水喝去了，剩下姑姑跟樊老师隔着肉案立着。她抬头看见樊老师的鬓角起了些白霜。多少年过去了啊。她顿了一会儿，大方泼辣地招呼樊老师道：“割块肉回去给细娃儿炒着吃吧——有几个细娃了？”樊老师说一个。问你家几个？她说有三个。接下来樊老师就不知说什么了，只是隔着肉案望着她。她抡起刀就要给樊老师割肉。樊老师急了，连说“不要，不要!”抬起手来阻拦，最后白晰斯文的手就按在了她的长满茧子、开满麻皴子的手上。她羞愧得浑身一震，迅速抽回手，缩回衣袋里。这时候，我的姑父端着茶水回来了，他抓过刀，咔嚓一声，砍下了块肉，要递给樊老师。樊老师推辞着，语无伦次地道了谢，逃也似的走了。她从姑父手里拿过刀，埋着头细细地从后腿肉里剔出大骨，等她把大骨剔净，握在手里，抬起头，见小小的小岗场已经齐场了，人潮如涌，她往人群里望了又望，望不见樊老师的身影。

后来再也没见过了。姑姑说，说完，笑了笑。

我问了一句话：孃孃，你恨我爸吗？

她说不恨。她说，一个人心上举个”恨“字，走不了路。再说，大大跟她是亲骨肉，你在心头恨，他就在心头疼。何苦呢？一辈子都过去了。

她想了想，又说，如果你爸不把我分到茶园，我就没有冉明冉建冉小红。你说，我啷格恨得起来呢？

———————— No23 ————————

当晚，我跟李红商量过，准备第二天跟姑姑谈谈。

第二天是周末。早上起来，父亲提出去学校看望重外孙汪凡浩。李红作为这所大学的校友，父亲要求她陪同。表哥樊鹰开车，表嫂安珍给那孩子带上些吃的，一家人吵吵嚷嚷出了门。

园子里静下来了。姑姑跟我坐在桌边，她转过头去，又看着那段流水出神。

我说：“孃孃。”

她答：嗯。

我说，昨晚跟李红商量了，我们希望你跟父亲就住我们家。你在这园子里种菜、喂鸡，烧柴火做饭吃，跟老家，也没两样。父亲跟你有个头疼脑热的，上医院也方便。您的孙子向可如果愿意，往后也可以来北京找个事做，家里也住得下。

她说，你跟李红仁义，心意我领了。但哪能这样拖累你们呢？好日子是你们的。各是各的藤，各有各的瓜。我一个亲戚插进来，我过得不安心，你们也过得不安生。

她说，你们的心思，我都懂。你们过得好，我盘养的儿女没出息。你们对我再好，我领受起来，像是偷来的，内心羞愧。

正说着话，她电话响了。才说一句，脸就变了色，捂着手机去一旁说话，好一会儿才回到桌边，还在抹眼泪。

我跟她说，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告诉我。

原来是妹妹小红的儿子做生意借了钱，债主正逼债。妹妹一时凑不齐，急得不得了。

我赶紧把钱转给妹妹小红。

她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我在手机上划拉，又给妹妹通了话。她看着我，很慢地说：“我没盘养你，到头来，享的还是你的福，吃你的，穿你的，花你的，家里大大小小难事都找你。连外孙子都来拖累你。欠你这么大的情，不晓得啷个才还得清......”

我笑着说：“你把我当成你的儿子，我跟孃孃就是一根藤上的瓜，就不说欠情还情的事了。”

她看着我，泪水涌了出来：“要是没有你，孃孃这日子啷个过得下去？”

我问，孃孃，你记得小时候，你背大了王家几个孩子吗？你记得你如何疼我吗？

她说：“那不过是下力的事情。你孃孃没没本事，只有下力。下再大的力，都不及你动动手指头帮的忙大。”

这话让我差点落泪。

————————— No24 —————————

春节到了。哥哥、姐姐和我，三家成员都悉数回到官渡滩。侄子王紫林的女朋友、我女儿春语的男朋友，也一起到官渡滩过年。初二早晨，我们到茶园祭拜姑父和冉家的家亲后，就接姑姑回到官渡滩。

家里很热闹。父亲被一大群花团锦簇的小辈簇拥，姑姑陪伴在他身边，既是长辈，又是客人，她的欢喜、客气和自然，都十分有分寸。她对王紫林的女朋友和春语的男朋友格外爱怜，又把王翼的二女儿西瓜搂在怀里很久。姑姑、姐姐、嫂子王丽娜和李红坐在火塘边聊天。姑姑说起她小时候背侄儿女的事情。姑姑说，王珍小时候，长得很胖，嬢嬢年纪小，被胖姑娘勒得脖子都长了，肩膀都斜了。姑姑说，她背王珍的时候，才9岁呢。

姐姐就说，那不是我吧，我小时候很瘦的。大家就意识到姑姑记错了，由此想到我们从未谋面的早逝的长兄，大家都沉默不语了。

过了一会儿，姐姐说，王琦出生的时候，她也四岁了。她还记得姑姑背篼里背着王琦，手里牵着她，到地头去找母亲喂奶。

姑姑又笑了。

姑姑说，王琦小时候又调皮又逗人爱。他站在背篼里，看人顺眼的时候，就朝人家甜咪咪的笑。看不顺眼的时候，就朝人家吐口水。“得罪了好多人啊！天天给人陪礼道歉。”姑姑笑着说。

那时候，春语已经收到了悉尼大学硕士研究生的预录取通知书。闲下来的时候，她就下楼来，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长辈们聊天。姑姑、姐姐、女儿，王家三代独养女儿坐在一起，格外让人感动。

姑姑说：“那时候多亏了王珍。才四五岁，就帮着我带王琦。”

姐姐由衷地说：“我小时候，生活苦是苦，但两个弟弟长大了有出息，不但没拖累我，反而帮补我们很多。算起来，我是享弟弟们的福。”

不知道怎么了，她忽然又说了句：“我真的幸运，没像姑姑那样，为后家拖累。”

姑姑淡淡笑着，说：“啷格是拖累呢？我后家家大、族大，我也跟着沾光，享后家的福呢。”

大家就说享什么福哦，我们都是托姑姑的福。

这时候，姑姑慢慢地说，我这一辈子，啥都认了，就只怨一事：我大不送我读书。

大家就看父亲。其时，父亲怀里拥着王翼三岁多的女儿团子，那小孩子正奶声奶气地教老祖玩手机，父亲认真地看小姑娘白胖的小手指在手机上划拨。姑姑忽然提高了声音：“大！你听到没？我这一辈子，啥都认了，啥都不怨，就怨你不送我读书！”

父亲转过头来，茫然地看着我们，又看了看姑姑，像是什么都没听到，又低下头，在小姑娘的指导下在手机屏幕上笨拙地划打。姑姑说：“大！我那时候小，不懂事，你哄我，说姑娘家读书没得用。把侄儿女背大了，好日子就来了。”

父亲转过头来朝我们笑笑，指了指手机，又指指团子，往前：“这细娃儿样样都会呀！”

大家就不说话了。

姑姑朝父亲大声叫道：“大！你说，一个人不读书，好日子从哪里来？”父亲又转过头来朝她看了看，莫名其妙地，像是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姑姑看着我们，悲伤地说：“他听不见！这句话我一辈子都没说出口。今天第一次说，他就听不见！”

姐姐问姑姑：你不恨老汉把你分到茶园？ 姑姑说不恨。

她说，我恨的是一辈子没读过书。

过了一会，她说，一个人读了书，才算睁开了眼睛。读了书，报恩也好，还情也好，不用像我这么苦。

大家不知道说什么好。春语的男朋友端了些吃的过来，分送给长辈们。几代女性又聊起这孩子。李红说，双方家长正式见了面，都满意。那孩子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弟弟，也蛮精灵可爱的。这时候，我的父亲忽然转过头来，说：

“让小伙子到王家上门。”他说，“春语是孙辈中唯一的女儿，不能外嫁到别人家去受苦。让那小伙子到王家上门。”

大家笑了，只有姑姑笑不出来。

————————— No25 —————————

大年初四那天，哥哥一大家子浩浩荡荡回了重庆。姐姐也跟她的儿女们，也去了重庆。因为她的儿媳快要生产了，她过去准备侍候儿媳妇坐月子。姐夫也回了县城。李红去黔江机场送春语跟她的男朋友去了上海。热闹像潮水一样到来，又像潮水一样退去。家里恢复了寂寥，父亲首先落寞下来，默默坐着在火铺一角，不说话。

母亲去世后，父亲一个人住在官渡滩老屋里。我们先后请了好几个人陪伴照顾他，给他做饭。没过多久，他就把别人打发走了。他的理由五花八门，但我们都明白，核心只有一条：心疼我们的钱。他一个人住在家里，饿了就泡碗方便面，或者蒸些红苕土豆，对付半天。他膝关节疼痛，身子内热，腿抽筋，肚子上的皮肤搔痒。他夜里睡不着，醒来时，坐在床上，像个小孩子一样抱怨嘀咕。

我一个人又上了茶园。一路上忧心忡忡，百感交集。多少年来，我们这一家，有困难就上茶园。茶园对于我们，到底是什么呢？我又该怎么向姑姑开口呢？

那是我参加工作后，跟姑姑呆得最久的一次，跟姑姑说话最多的一次。那天，表弟冉明跟媳妇带着孩子去外婆家拜年了。表妹小红和表弟冉建到茶园拜了年，也各自回家了。那天，只有姑姑跟我在家。我们聊了很多，从幼年我到茶园，到工作时买的红毛衣，再到表弟表妹们的生意和生活。姑姑最挂念的，是表妹的儿子向可。这孩子在我哥哥的公司工作一段时间，不太适应。我跟哥哥商量，派这孩子到我一个朋友的公司学习二手车销售。到时候学成回来，由我们两家出资开一个二手车销售店，由向可来打理。那天，我把这个打算也说给了姑姑。姑姑就很安心了。我们又说了些女儿春语刚考上的大学，又向姑姑说了春语的男朋友。我说了很久，姑姑给我煮了鸡蛋醪糟，给我烤了油香，我吃了一道又一道餐，还在不停地说。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把我想说的话说出口。

姑姑说：“王伟，你一来，我就晓得你要说什么。我也晓得你不好开口。我们家这一代，就剩下我大跟我了。我大没人照看。你姐王珍的儿媳妇要生了，你姐又要重庆管孙子。这时节，除了我，还有哪个？再啷格，也不能让我的大吃苦。”

我的姑姑卖掉了二十几只鸡，收拾好园子里的菜蔬。我们离家前一晚，她背了一个背篓到了官渡滩，在我们家住了下来。父亲住在新楼的底层他的房间。然而她不肯住新楼。我们就在老房子里给她收拾了房间。她说：“大，你有事就叫我。”

我们初五早晨离家，我的姑姑她在院坝边送我们。她说：“华子，以红，你们放心吧。”

我坐上汽车开出家门，看见她在远远地朝我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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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来，我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其中，遇到过一些跟姑姑年纪相仿的女性，有的是我的导师，有的是领导和同事，有的是朋友，还有的是工作上的伙伴，以及因为其他原因偶尔遇见的人。她们穿戴齐整、相貌洁净，聪明干练。她们都善解人意，长着一副好心肠，一心一意要对你好。她们跟你细声细气地说话，声音清澈又明媚。她们看着你的时候，眼睛像要看到你的心里去。这时候，我就忍不住想到我的姑姑，不由自主地拿 姑姑跟她们比较。如果我的姑姑出生时，能有起码的温饱，她童年的小脊背不必背负一个又一个侄儿侄女。她在该上学的时候上了学，念了书，识了字，也许，她能通过考学或者参军、招干，或者其他偶然的机缘，——谁能说呢，在那个时代，常常有非常偶然的机缘——她得以进入城市，成为一个城里人。她有一份工作，有一个令人称羡的家庭，不愁吃穿，儿女争气。丈夫受过良好的教育，她穿着整齐，言谈举止优雅、端庄，体面，受人尊敬。

或者，她们也像我姑姑那样，生在我们那个地方，中国西南山地的某个小小的寨子，又恰好与我的姑姑同龄。她们会不会也跟我姑姑一样，在土地上度过了坎坷又漫长的一生。无休无止的劳苦和疲惫摧折了她们。她们老得皱皱巴巴，皱纹和眼神都藏着泥土的表情。在苦荞开花的某个深秋萧瑟的午后，坐在院门口的石磴上，疲惫、茫然，风把荞花吹起，她们花白的头发落了荞花。

这样的假设惊心动魄。有一年端午回老家，我跟哥哥去茶园看姑姑。在路上我跟哥哥说起，如果姑姑念了书，生活在城市，她跟我们周围的好些女性比起来，都不逊色。哥哥说，这样的假设没得意思得。他说，你能假设我们留在官渡滩，就像他——他指着河边披着蓑衣放牛的一位老人说——就像他那样吗？我们不必这样假设和比较。没得意思得。哥哥说。

从官渡滩出山到小岗的路边，有一面非常陡的山坡，山腰有一条路沿坡到深谷。这面坡的名字很有意思，叫三百个鸡蛋。年轻时我每每路过那里，都要向同路的人打听这个地名的由来。一直没得到确切满意的解释。大意是说某某女性背着三百个鸡蛋路过这面坡，坡深路陡，人摔了，鸡蛋倒出来，稀里哗啦淌了半坡。

我常常想到乡村亲人和亲戚的关系。在我们的儿女、兄弟、父母、祖父母之外，有姐姐、姑姑、姑婆、姨妈、舅舅、外祖父外祖母。这些乡村亲戚让人落泪。她们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她们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像亲人一样对我们哺养扶持。在家族的长路上，我们因此前行了一步，到了光亮下，这时候，她们又像亲戚一样，客气地、谦恭地默默退回自己的生活。如果我们再一次需要，她们又会不顾一切地，倾其所有地，给予我们，而对我们的点滴回报如沐深恩。

一个过于善良的人，注定要去别人的生活里做一份牺牲。有一次，父亲说我姑姑小时候，有人给她测过八字，说她命中旺亲不旺族。我听了不禁怅然。这世上哪有仅凭生辰八字就给别人带来好运和福气这件事？这么多年来，她像水母一样温暖着的，包围着的，是像海绵一样吸取他们水分和血液的人。人生漫长，我们辛苦劳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过是另有一些人腐朽在根下。

在我的一生中，除了我的母亲，还有几位女性也曾经养育过我，并参与构建了我的命运，形成我情感和性格的底色。她们是我的姑姑、我的姐姐、我的妻子，以及我在年轻时短暂爱过的人。她们天性善良，像水母一样忍耐、包容。因为她们的缘故，我的性情中也另有温软和松弛的一面。受她们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吃朴素的饭食，衣服不破不更新。自己种菜蔬、瓜果，喂鸡、养鱼。周末到沙河洗车，我拎着桶到河里打上水，隔着矮墙递给洗车的工人。肠胃清素，四肢劳累，内心平静。每天走路，向遇到的每一个人微笑。我尽心尽力地帮扶兄姐，提携子侄。尤其是近几年，因为年龄的缘故，我越来越多地对遇到的人和事怀着温情。遭受火灾的村邻，靠打工挣学费和生活费的大学生，微信朋友转发 “水滴筹”患病的陌生人，创业初期遇到困境的年轻人。我尽其所能地做一些事情，那些事情很小，我并不认这是通常意义上的帮扶与善举。不过是活在人世，有机会与刚好遇到的人相互拉扯，并肩同行。

我们家族，每一代只有一个女儿，我的姑婆，我的姑姑，我的姐姐，以及我的女儿。是的，我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我从来没想过要一个儿子。年轻时也没想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宁愿我的女儿是独养女儿，这样，她就不必成为姐妹，成为姑姑，为亲戚呕心沥血、吐尽蚕丝，尔后，被亲戚感恩、被铭记，甚至被负疚。不，我不希望她这样。我希望我的女儿从小到大，只需要一心一意爱自己，结婚后一心一意爱丈夫，一心一意爱儿女，而不必在家族的河流里，做一个引领者，一个浮渡者，一个牺牲者。如果一定要有亲戚关系，我希望她是女儿，是妹妹，是被爱、被保护的那一个。

我的姑婆有一只银手镯，那是她曾经的富裕生活里硕果仅存的一只宝贝。她历尽艰辛，把这个宝贝留了下来，说是要给王家的女儿一代代传下去。当然后来，这只手镯由姑婆传给了我的姑姑。我姐姐结婚的时候，姑姑把这只手镯送给了姐姐。姐姐年轻的时候，有时候也拿出来戴戴，照照镜子，又褪下来放进箱子里。后来，就再也没拿出来过。她的丈夫和孩子们给她买了不少首饰，她对这个年老的传家宝没什么兴趣，并且从未想到，要把它传给我的女儿春语。

就这样吧。这样才是最好的。我想。

官渡滩的老家安装了摄像头。一有空闲，我就会在手机APP上看姑姑和老父亲，不胜感慨。几十年过去了，这位兄妹经历了无数悲欢苦乐，最后，他们聚在官渡滩老屋里，像最初一样。这时候，长兄不再如父，成了一个任性的、脆弱的、孤独的小孩。他记性差，脾气坏，喜怒无常。他睡不好觉，他常常半夜醒过来，坐在床沿抽烟，抽着抽着，就在黑暗里嘀咕，有一次，我看见他伤心哭起来。这时候，我看见姑姑披衣到父亲的房间，百般劝慰他。她拍着他的肩背，耐心、温和地哄他，像母亲在哄儿子。

白天，兄妹俩喜欢久久地坐在院坝里。父亲总是两肘支在栏杆上，长久地眺望群山。姑姑则背靠栏杆，望着老屋的和新屋。兄妹俩会那样坐很久，两人各有各的往事，各有各的念想。

摄像头的拾音功能很强大，隔着几千公里，兄妹俩的声音会清晰地传到我的耳边。

父亲向她回过头，满脸困惑，像从一场沉梦中醒过来。他问：

父亲去世的时候，你记得不？

她也在她的沉梦中。父亲的问话，把她惊醒过来。她想了想，说：我那时还小，怎么记得到？

父亲嗫嗫喏喏地说，那年下好大的雪。

她“噢”了一声，两人不再说话，朝着各自方向转过身。

过了好一会，当妹妹的又接着他的话说，接二大回来的时节，坝子里也垫了好厚的雪。两个大大走上院坝，身上披着雪，我欢喜死了。

父亲说，也幸亏把祥星接回来了。要不回来，妈也活不下去了。

她就不说话了。

过了好一会，父亲又转过身来，说，玉香经常说，她过门那天，带了好多粑粑过来，你吃得小肚子胀鼓鼓的。玉香说你小时候逗人欢喜，不像妹，像个女儿。

她就不说话了。

又过了一会，她说，给新大嫂端洗脸水得了喜钱，悄悄藏了起来，等用来买嫁妆。拿到场上，才晓得那点钱，啥嫁妆都买不上。大嫂又凑上些，给我扯布做了件新衣裳。

父亲说：“祥星和你一样大，小时候，一个一声不吭，一个叽叽喳喳，官渡滩的人就说，这哪像两兄妹？”

她就笑了，说，你跟我们，也不像兄妹，你像爹。

父亲就不说话了。许多年过去了。这中间，经历了多少悲欢苦乐啊！最初，在这个院子里，长兄像慈父一样抚养着妹妹。那时候，长兄从坡上劳动回来，妹妹跌跌撞撞、奶声奶气的，扑上来，像是向父亲投奔。几十年岁月长啊，那些来到他们中间的人和事，有的已经退场，有的也去了远方。剩下这对兄妹，留在这个院子里，像是潮水退去，留在沙洲上的两条鱼，他们又一次真正的相濡以沫起来。

像从未经历中间的几十年。像他们年少的时候，她7岁，他2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