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爱民

刘孟伉先生（1894-1969），原名贞健，别号艺叟、呓叟、寱叜，云阳人。他具有传奇的人生历程，其文艺与革命人生相融。刘孟伉先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顺泸起义，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任川东游击队七南支队司令员兼政委，解放后，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刘孟伉先生自幼在堂兄刘贞安（晚晴进士，著名学者、书家）的指导下研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倾注于书法篆刻及诗词，其诸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已具规模，成为川东名士，后来逐渐扩至巴蜀，成为川中名家，改革开放后，日渐全国著名，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书法大家之一。

刘孟伉先生的书法篆刻艺术入手很高，渊源广博，尚古求变。不论是融入篆法的颜字、汲取唐法的魏体楷书与融汇汉代诸碑神韵而化己意的隶书，还是撷取汉碑内理铸造自我浩气且最能代表他书法艺术创变精神的行书，乃至于清逸刚健的篆刻艺术，皆个性十分鲜明，达到了出神入化、变幻莫测的高妙之境，其书法篆刻艺术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体精神充分发挥下的诸体打通

一般书者写楷就是楷，端庄平整、古穆静寂；写行草就是行草，万般挥动、飘逸妍美。倘如打破字体界限，往往容易一片狼藉，生硬怪异，不伦不类，不仅成不了真正风格，而且容易坠入旁门左道，如清代郑板桥的破体书法，再如当今有人将汉字的象形特征夸大，美名其曰创造，结果遁入江湖杂耍般的画字游戏。刘孟伉先生在字体的互用方面却独具匠心，他深谙姜夔《续书谱》中“真书以平正为善，此世俗之论，唐人之失也……潇洒纵横，何拘平正”的道理，将汉隶、唐楷、魏碑的主体要素与自身的精神气象相契合形成的生命本质表现力量作为“约守”点去“博操”诸体，破除字体限制，强调篆隶行草在楷书中的贯通，如小楷体式的《蒟园文集》（图一）融入了隶书、魏碑、唐楷及行草笔意，再如以魏碑为主的中楷体式《云阳东城公园纪念之碑》（图二）却有颜体及行草意趣。

刘孟伉先生尤其善于将其他诸体的形体结构与审美意蕴巧妙地迁移到行书中加以自如地表现，形成了刚俊健劲与弘毅畅达、严整孤冷与率意不阿的精神气象，达到了天真自然而又酣畅淋漓的绝妙之境（图三）。其主要方式有：（一）对楷书折画钩法等笔画的汲取。其行书中随处可见魏碑的方折、《皇甫君碑》的钩法、褚遂良及欧阳通的轻重揖让、爽健挺拔、刚劲清瘦与意气风姿等，但在主体精神主导下的挥写所形成的墨象，自然流淌，不生硬，不唐突。（二）对刘贞安行书体式的继承和发展。其行书结体是隶书结体的简化，不规则的偏方字形本应呈现横式，但通篇却是纵式的神采飞扬之美，显然，刘孟伉先生以自觉的艺术构建、丰厚的学养及特有的人生气格，在沿袭刘贞安隶书入行书的特有范式基础上汲取了魏晋、唐宋、明清以来行草大家的有效养分。如果说刘贞安将隶书融入行书还存在着一些生涩之处，刘孟伉先生则能够出神入化运用这种方法构建出节奏激越、格调超迈、气象雄逸的独有表现语言。（三）对篆隶笔法的借鉴。篆隶线质圆劲、凝重而沉静，富有金石气，有力透纸背之感。刘孟伉先生将深厚的篆隶笔墨功力融入行书的书写中，让本是瘦削的行书线条在灵动飞扬中显得凝重、沉稳，瘦削而不瘦弱，细小而不漂浮，深厚的力感贯穿于飞动激越的笔画形质中，相得益彰，恰到好处地彰显出“书贵瘦硬”的审美倾向。当代书家何应辉先生《风雨高歌 健笔凌云》中有言：

刘孟伉一生精于隶、楷、篆而尤擅行草，但作品数量最多，最具创意而更能表达他个性的则是行草书。他善以行书的体载表现草书的情势，其用笔熔隶、篆入行草，刚健奋疾而浑厚苍润，意气酣足如铁铸玉成，轻重变化起伏跳宕如铁弦握拨。其结字熔冶汉魏、唐宋明清而化出自己奇宕峻伟的个性特征，更在奔泻的情势中应机随遇变化出奇，新理异趣，无不自成佳构，浑然一体，他善使线的空间结构在开阖擒纵、惊奇跳骏、险绝为夷的运动变化中打动欣赏者的心灵，拙中寓巧而又气派正大，而点画的刚劲、洒脱、秾纤相发、结字的聚散自如而多闳中肆外，行间的错落腾荡，皆以雄畅而流贯的气韵为脉络生发之、带动之，从而构成他那茂密洞达、随手变化而浑成自然的章法——所有这些，又都与他真挚深沉而又豪迈超轶的精神世界融为一体，构成生机勃勃、倜傥不羁、雄健宏博的独特艺术风格。

这段文字对刘孟伉先生行书的审美价值进行了生动阐述。不少行草书作乍看生动飞扬，形式多样，墨色丰富，细看则线条漂浮，满纸火气，不堪卒读，反映出书者的诸体融合不够或功力欠佳。

诸体的贯通与书写的模式化有着本质的不同，书写的模式化是书者由于主体艺术精神的退化消解，在书写中表现出形式技法与内在精神韵律的重复，具有机械加工的复制性特点，与真正的艺术创作南辕北辙。一个书家形成一定风格后，书写产生了相应的动力定型，这种情况下很容易造成模式化。刘孟伉先生书法艺术的诸体贯通既非不断重复的模式化表现，也非好异尚奇的趋赶时尚潮流，而是字体之间笔墨形式的借用，其实质是书路“约守”点与内在主体精神达到了高度融合，所形成的表现基因在书写过程中发挥着统摄作用，意象成一个个多样而统一的笔墨表现形式，既不违孙过庭《书谱》所言“篆隶草章，工用多变，济成厥美，各有莜宜。篆尚宛而通，隶欲精而密，草本流而畅，章务简而便”的字体规律，又和谐统一，毫无生硬之感与破体流弊，这是他的过人之处。

二、独具个性的空间营造

刘孟伉先生书法艺术的空间形式成为了当今书坛的关注点。何应辉先生认为他异常活泼而随机地在全篇中调动和运用了虚与实、疏与密、大与小、方与圆、纤与秾等方面对立而统一的关系，构成茂满跌宕而烂漫浑成的空间情调，并统摄于畅达、奔突的气势意韵。其篇章空间形式的完整，不仅考虑到字内、字间、行间的空间，而且将周边空间的处置一并包容在内。

当代书家梅墨生在《现代书法家批评—刘孟伉》中认为：

他是少数具有敏锐的空间感并善于表现空间观念的书家之一，其作品都用“自己的言语”表述了一种空间意识——放纵的控制和富有趣味的平面分割，展示了种种强悍、雄逸、奇古、跌宕、清劲化了的美感。

当代书法理论家姜寿田在《现代书法家批评—刘孟伉》中认为：

他的书法对空间造型感的注重是非常显见，其空间造型能力即使与现代碑学大家相比较，也毫不逊色。

这些极富价值的新论，敏锐而精准，这种肯定既是对清代邓石如“计白当黑”书学思想的引申发展，也是西方美术思潮东渐、展览文化等现代审美兴起之下书法由文人品读把玩艺术形式蜕变为展厅大众视觉艺术形象的历史演进中书法空间形式表现由自发到自觉的时代体认，说明刘孟伉先生具有难得可贵的现代超前意识，他是现代书法表现主义的先驱。书法审美的超前意识十分重要，也只有真正的书法大家才能捕捉到书法艺术发展的本质核心，让自己的挥写引领时代主流审美并能愈久弥新，成为后人膜拜的经典。如徐渭有了“笔态入净媚，天下无书”和“直寄兴耳”的超前审美意识并贯之于实践，其书才被后代推崇备至，留名青史。而李流芳等辈深受理学思想束缚，看不清书法发展的本质，宣扬“渐去本色，以造入古人堂奥也”的论调，还自以为发现了书学真理，结果是本末倒置，南辕北辙，将创作引向穷途末路，被书法史作为反面教材。

刘孟伉先生行书的空间形式感建立在坚实的传统积累和敢于“亮剑”的伟岸雄魄性格基础之上，他十分出色地运用隶书体式，加以行草笔法的情绪化表现，大胆夸张放逸而又恰到好处，收放自如，奔突、激越、刚断、婉柔的线条如一个个音符，或倚或正，或长或短，或断或连，或疏或密，或重或轻，随着书者生命情感的律动，或舒缓，或激越，或紧缩，或放逸，自然而然，潇潇洒洒，化为书家手下的笔墨之象，依次着落在不同的空间位置，创造出一幅幅充满节奏而动人心魄的“无声之音”。

刘孟伉先生行书中的空间形式创造虽然与诸体打通中隶书体式的借用有关，即隶书形体的借用促进了独特空间表现形式的形成，但二者却具有不同的指向。隶书形体的借用主要还是形而下的物理性质的迁移过程，它主要取决于对传统精髓的深度挖掘、活学活用的悟性和特立独行的胆识等，侧重于单一的形体取向。空间形式的独特创造却是形而上的主观审美性质的自觉表达，它主要取决于书学积累、学养见识和审美取向等，侧重于综合的审美构建。

三、多样统一的风格构建

终生无相对定向的审美风格和终生纯粹一己之面目者，必沦为大家之下。而刘孟伉先生善于根据字体、书写场景和当时心绪的差异表现出不同的书法风貌。同样是楷书，《刘贞安传》（图四）庄严静穆，《蒟园文集》闲适畅快，《前出师表》（图五）宽博浑然，《千字文》（图六）峭劲生辣，等等。面目虽然各异，但是书作所表现出来的主体精神气度却十分统一，各异反映了他书法气象大一统之下的丰富多彩。因此，刘孟伉先生的书法艺术似而不同，多样统一，赏而不腻，了无法障，实现了人艺一体、天然浑成的高境界。历代书法大家“二王”、张旭、颜真卿、怀素、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莫不如此。

四、篆刻艺术独树一帜

刘孟伉先生对篆刻艺术下过很深的功夫，他从汉印入，走纯正古朴之道，但他崇古而不泥古，又着力于明清流派印章研究，壮岁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万县开设“艺薮苏裱店”，公开挂牌治印，五十年代后期又重操篆刻。他一生治印数以千计，解放前曾选精品编成四册印谱，后来不幸散失，六十年代初收印蜕编成《艺叟印馀》《艺叟刻印》，其幼子阿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收编有《艺叟刻印续编》《石墨镌华》。这四部印存共收印一百六十七方，虽不是其篆刻的全部精品，但集中反映了他中晚年时期的篆刻艺术风貌。刘孟伉先生曾自评“印第一”，他的篆刻取法富古而自成风格，既刚健而遒劲，又跌宕而隽永，既从容而静致，又含蓄而空灵，景象繁盛而成洋洋大观。

刘孟伉先生是篆刻艺术现代视觉表现的先驱者，他善于从文字演化过程的诏版、权量、封泥等诸多字体中找寻适于入印的文字，打破字体限制，大篆、小篆、缪篆，信手拈来，化为己用，毫不生硬，自然和谐。他还巧用点、圆、面等图案化的符号元素，丰富印面的表现内涵，可谓匠心独运。他对由字法到布印及用刀的传统惯用模式进行了反正，变为布印第一，刀法第二，字法第三，这种反正较当代篆刻从实用意义转化为视觉艺术作壁上观的时代早四十余年。他的篆刻不同于清明诸家冲刀皆用推凿之法，而用冲之以割，似刃割草，用刀既快又韧，富有弹性，产生了与人生经历和才情气质一致的阳刚大美之象。晚年治印更加强化薄刀直入法，控制能力达到至上境界，印从书出，用刀如笔，笔意书意紧密结合，线条粗细变化基本一致，瘦硬劲挺，体现了他在篆刻领域古为今用的求变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当代书家郭强先生在《石墨镌华——呓叟篆刻艺术研究与作品赏评》一文中评论道：

在笔与刀、墨与石的交流中，充分体现“韵”在刀利、石崩的金石味上，线条有笔意，注重墨韵；结构上有书意，线条流动有韵律。呓叟用刀如用笔的细节处理，体现在线条有弧意以表现书意和弹性，线条起收处略逆以表现笔意和墨化，单刀直入以表现运笔之偏侧……其印不刻意表现所谓的“金石气”，而纯以韵致为主。

其白文印“万方乐奏有于阗”(图七)有司空图《诗品二十四则·缜密》中所言的“意象欲生，造化已奇”之妙。印面通脱而意足，大实大虚，构思巧妙，恰到好处，用刀单双互动，笔断意连，通篇呼应自如，瘦劲清逸，缜密之象，浑化见胜，实为上乘佳构。缪印朱文“乡三物齐” (图八)上密下松，左紧右松，印面节奏、疏密对比明显而又自然适当，直曲相应，“物”中的“勿”与“三”的直笔与“乡”的曲笔相辉映，看似平淡实则韵味无穷，达到了郭强先生在《石墨镌华——呓叟篆刻艺术研究与作品赏评》一文中所说的“天成之格，非大才不能为也”的境界。

其印蜕有许多行草批注，涉及篆刻品评、印文注释、创作始由、当时心境等内容，长短不一，十分精彩。他的边款微刻，意气畅达，意到笔到，能于方寸牙面，刻字数千，堪称印坛一绝。

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刘孟伉先生这座书法艺术的富矿，依然远未得到当今学界主流的应有评价。历史必将荡尽浮尘，随着他的价值地位以及对当代书法创作的重要参照意义的进一步凸显，其辉煌卓越的艺术创造将会在中国书法史上绽放异彩。

张爱民，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书法评论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书法家协会评论委员会副主任。

刘孟伉先生作品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