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扎实推进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相关文艺评论工作，有效发挥文艺评论在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重庆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与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组织开展系列文艺评论活动。

《江格尔》：由史诗向歌剧的转身

文/顾春宇

蒙古族《江格尔》与藏族《格萨尔王传》、柯尔克孜族《玛纳斯》合称中国三大史诗，它不仅记录着蒙古族的过往历史，也是所有中国人的文化珍宝。史诗原文叙述重心在蒙古族勇士征战四方守卫家园，致力于建立一个没有战争、疾病，可以肆意放牧、打猎的理想王国。史诗结构分散，没有贯穿全文的行文线索，各部分在情节与时间上都相对独立，但在总的层面上共同构成蒙古国人民的奋斗史。

歌剧《江格尔》由陈蔚女士执导，内蒙古艺术剧院演出，讲述了在蒙古族英雄江格尔的带领下，本巴国十二勇士携手众多士兵与安达同邪恶势力蟒古斯展开艰苦斗争，最终赢得胜利并守卫本巴国的故事。依据史诗而创作的原创歌剧《江格尔》选其精华、赋予逻辑，使之完成了一次 “传统与现代”“口头与舞台” 的跨界对话。

江格尔：从 “史诗符号” 到 “戏剧角色”

史诗中是这样描写这位英雄的：“江格尔是尊宝的化身，荣耀的圣人。有了江格尔，受伤的人能恢复健壮，死人能复活再生。跟他走，好像生活在33层天上。”他在史诗中实质上是作为一个神话人物、一个史诗符号出现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刀枪入体而毫发无伤，是光芒万丈的民族太阳。

歌剧《江格尔》以史诗为基地，这位英雄的传奇故事被作为主线保留下来。歌剧第一幕第一场以处于蟒古斯黑暗统治下、在痛苦中挣扎的人民呼唤新英雄出现为开场，奠定了江格尔为国为民的英雄形象。他是牺牲的乌仲阿拉德尔可汗之子，被阿尔泰山神藏匿起来，作为将要终结蟒古斯的英雄长大，他天然地受到本巴国百姓的欢迎与爱戴，同时也面临着普通人难以预见的危险境遇。他身为英雄，当希格西热忌惮这位预言中的英雄可汗，用毒箭射中他的后背后，在赞单格日勒的呼唤下，他依旧能够复活，这显然保留了史诗的传奇色彩。

英雄江格尔的身上负载着人类所拥有的所有美德。面对爱情，他忠贞不贰，与前世的妻子阿盖公主多次在梦中相会并许下约定，因而在面对求亲路上两位美丽公主的邀约时，毫不犹豫地表达了歉意。面对友情，在本巴国与洪格尔成为形影不离、肝胆相照的兄弟，纵使洪格尔的父亲希格西热出于忌惮暗中用毒箭射伤自己，二人的友情仍能坚挺如初。面对亲情，继承已逝父母的衣钵，将本巴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放在首要位置，做好为国为民的可汗首领。面对百姓，从心底认为本巴国人民人人平等，因而无法做出牺牲某个百姓与生灵的性命去换取本巴国短暂的平和的决定，绝不向芒乃汗屈服。

江格尔最终的壮烈牺牲是最鲜明的史诗性与戏剧性的结合。蟒古斯“黑暗之神”吓日古日古在与英雄江格尔的决斗中明言：都说本巴国无法被打败，因为有英雄江格尔与十二勇士。将这一点与最终江格尔的胜利结合来看，本巴国英雄全体披甲上阵是有击败吓日古日古的可能性的。然而最终这场守卫战，却是个同归于尽的结局，甚至十二勇士中也死伤甚重。究其原因，根源于江格尔与洪格尔面对吓日古日古的复仇所做的不同决定。洪格尔认为一鼓作气势如虎，应当趁本巴国士气正盛击败邪恶的蟒古斯，这也是本巴国百姓的心声。而江格尔则陷入自己给本巴国带来灾难的自我苛责中，认为吓日古日古只是想要取走自己的头颅以报灭子之仇，因而悄悄离开了家乡，想以自己离开的方式转移蟒古斯的注意力。英雄江格尔与雄狮洪格尔是本巴国两位最勇武的勇士，是最锋利的护国宝剑，二者的分散对于本巴国而言如同骑士失去双刃剑，势必会引来悲惨的结局。江格尔与洪格尔乃至希格西热面对吓日古日古的舍命进攻，以血肉之躯为本巴国筑起护国城墙，在他们的带领下，全体本巴百姓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抵抗，这一幕是极具历史沧桑感的，同时其现场冲击性又是极适合舞台的。

史诗中的江格尔多以 “完美英雄””形象存在，而歌剧中则增强了其“人性维度” 。史诗是恢宏的，记录的多是英雄的高大与神勇，戏剧则讲求激烈骤变的矛盾冲突，人物多具有大爱大恨，二者的这些不同使以史诗为蓝本的戏剧必然同时具有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特质。史诗中的英雄往往被记录以不死之身，江格尔在击败吓日古日古后却是再未起身，百姓亲友一再呼唤也无济于事。歌剧的第一幕，山神为他做背书、神驹匍匐在他的脚下、江格尔被毒箭射中却能够在赞单格日勒母爱的感召与百姓的真切呼唤下睁开双眼，这些情节为江格尔笼罩上一层神性的光芒。而随剧情的发展，江格尔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不可战胜”的蟒古斯、芒乃汗、吓日古日古，赢得百姓的尊敬与爱戴，不断加深着他身上的英雄的、具有神性的光环。而戏剧却以江格尔的长眠不醒做为故事的结尾，又将这位英雄拉入凡间，向观众表明，这位江格尔是确确实实的凡人，是同所有本巴百姓一样的血肉之躯。这种反差是极有深度的。江格尔并非下凡历劫的神人仙子，他同洪格尔相伴成人、同所有本巴人一样生活在本巴的大草原上，他所额外拥有的只是已逝的可汗父亲与能够终结蟒古斯，解救众生于水火中的预言。这意味着，歌剧中江格尔的种种史诗“完美英雄”色彩都是其自身奋斗的结果，而并非是“天生神力”。他有着对爱情的渴望、对亲人的思念、对家国的热爱，同时面对强大的敌人也会感到棘手甚至无措困窘。正是这一份真实，使得歌剧有了更高层面上的意义。

民族故事的当代转译

《江格尔》被创编为歌剧，显然是主创团队别有新意的一次创新。自进入现代以来，戏剧传入中国，积极进步的知识分子纷纷投身于戏剧领域，以戏剧形式创作故事、传达思想。至今，可以说愿意进剧场的青年人是要多于乐于主动看戏曲的青年人的。《江格尔》的此次变身，显然是向大众讲述民族史诗、普及民族英雄的大好时机。

由内蒙古艺术剧院演出的蒙古史诗，却并未单纯使用蒙古族传统音乐，歌剧演员的演唱采用的也是西方美声。但这些引进西方的表演方式没有影响民族情怀的传达，反而锦上添花，更使其大放异彩。创作者将民族乐巧妙地融入西方乐谱中，将 “马头琴”“潮尔”“冒顿潮尔” 等民族乐器与交响乐结合，形成独特的“草原交响”风格：马头琴的呜咽音色用于江格尔思念亲人的抒情场景，潮尔的低沉浑厚则用于蟒古斯入侵的战争场景，冒顿潮尔的 空灵悠长则用于祈祷的相关场景。交响乐的主体则增强了音乐的 “戏剧张力”—— 例如决战蟒古斯段落，铜管乐器的激烈演奏与马头琴的快速拨弦交织，既展现战争的激烈，又保留了草原音乐的特质，避免了单纯使用西方交响乐的违和感。此外，美声的演唱方式则使歌剧余味悠长。醇厚的声音正与历史帷幕后的史诗故事、民族英雄相照应，加深歌剧的历史厚重感。同时，这种演唱方式使得台词的演唱时间被拉长，减慢叙事节奏，将观众的思考品味放大，引导观众随歌剧情节发展向深处思考，使每一幕演出都展现出其全部意义。

歌剧《江格尔》粗看是西式的，细看其内里却充满了民族风味。歌剧人物姓名采取音译方式，既保留了蒙古族原本的语言习惯与民族特点，又以字幕台词的形式向观众展现其中内涵。歌剧唱段以汉语普通话演唱为主要方式，也有小部分保留了蒙古语原汁原味的民族歌谣，极具民族特色。舞蹈编排多以蒙古舞步为主，但并非简单的民族舞串烧，而是与剧情深度融合。“部落迁徙”时演员以缓慢的步伐、舒展的手臂模拟草原行走的“行走舞”，以舞步传递出迁徙的艰辛与希望。“决战蟒古斯”时演员以跳跃、翻滚、挥臂等动作模拟打斗的 “战斗舞”，则通过刚劲有力的节奏展现勇士的英勇。尤为巧妙的是“生命之舞”—— 舞蹈演员手持绸带，以螺旋的舞步，配合音乐的渐强，视觉化了 “草原复苏” 的过程，让“希望”成为可感知的艺术符号。

结语

歌剧《江格尔》的成功之处在于其塑造的江格尔并非是往常史诗中的“尊宝的化身，荣耀的圣人”，而是让英雄落在平凡处。是人而又超人，相较于一味的赞颂，这种“以凡人之躯比肩神明”的书写更让观众感叹其伟大的不易。江格尔的奋斗与牺牲是为了守护本巴国这个理想家园，其不懈斗争正照应现如今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正如第四幕尾声全体高歌的“美丽的本巴在哪里，就在共同的命运里”“它在东方的故事里，一代一代的奋斗里，世界和平的向往里，人类永恒的梦想里”。

将《江格尔》这部史诗创编为歌剧，是主创团队携中国民族故事、民族声音融入现代社会的一次尝试，也是充盈当代戏剧舞台的一次成功实验。“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期望未来能有越来越多民族故事走向世界，能有更多人听到中国多种民族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