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扎实推进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相关文艺评论工作，有效发挥文艺评论在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重庆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与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组织开展系列文艺评论活动。

新乡土审美的原乡谱与恋地诗——评话剧《温暖的味道》

作者： 程潇 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回到土地，才知土地最是赤诚，因为它知道生命的来去”——当黄河沿岸的塬底下村轰然横亘在舞台中央，一方土堤，一群农人，一脉乡愁，甚至隐约能闻到泥土混着汗与泪的潮味。靳东饰演的主角孙光明缓缓登台，一阵熟悉的欢呼声响起，观众这才清晰知晓：由中国煤矿文工团、陕西人民艺术剧院有限公司和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话剧《温暖的味道》，恰逢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暨第十八届文华奖这场艺术盛宴，在重庆大剧院倾力上演，如同黄河与嘉陵江的一场跨时空的文脉交汇。

话剧《温暖的味道》讲述了第一书记孙光明返回故乡塬底下村解决苹果歉收问题，与村支书郝凤仙（刘敏涛饰）、苹果大户李玉山（张晞临饰）等村民从观念冲突到磨合，最终携手化解种苗、冰雹、巡视、产值等具体困难，为苹果产区的乡村振兴贡献温暖力量的故事。整体而言，《温暖的味道》是一部紧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新命题的主流话剧，在意识形态表达与思想观念上与当代社会潮流相呼应——将“村官下乡”“大学生返乡创业”“脱贫攻坚”“扶贫先扶智”“新农村，新农人”等文艺关键词有机融合，故事完整，人物稍显扁平，但主题鲜明，体现出中国煤矿文工团主创队伍的思想先进性与文艺敏锐度。

然而，近年来乡村题材话剧如雨后春笋，不免出现同质化、口号化、标语化、拼凑式浅表作品。因此，如何在扎根乡土叙事土壤的同时，创作出别出心裁的新大众文艺佳作，值得深思。

新乡土审美主义的“新”之思辨

在《温暖的味道》的文学指导、导演王延松的访谈中，他多次表示要借该话剧探索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新乡土审美主义”——这一蕴含文艺“野心”与理想的概念，其定义何来？内涵与外延如何？能否从《温暖的味道》的剧场实践中得以印证，并在此基础上推进理论建构，进而形成与“寻根文学”“乡土现实主义”等比肩的文艺理论或现象？笔者认为，本文并非为创作者厘定语词定义，而是从话剧本身出发，思辨其审美特质。

探究“新乡土审美主义”，首先要把握何为“新”乡土与“新”审美，是否存在可比较的“旧”范式。简要来说，从文学脉络来看，中国的“乡土文学”一直是现当代文学的主流：1910年，周作人在翻译中篇小说《黄蔷薇》的序中提到了“乡土文学”概念，经由茅盾与鲁迅等作者在30年代的小说实践后，逐步确定了具有地方色彩、自然风景、风俗人情、乡愁忧思与启蒙意识等“农村题材”的内涵。[ ]而“新乡土文学”则伴随“乡土中国”向“新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兼具现代审美意识与乡土文化本源的再发现的特质——即“寻根文学”。

总而言之，如王尧所言：“乡土中国现代化叙事中的新乡土文学，既是思想史建构中的文学参与，也是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再反思与再探索。”[ ]由此可见，“新乡土”不能仅停留在对过往农村的现实复刻，还需融入现代性批判与时代视野，关注流动的人文乡土时空，而非孤立的陌生景观与非城市性面貌。

王延松导演诠释“新乡土审美主义”时表示：“这部话剧不仅仅讲述苹果的故事，更是突出了时间的寄托、空间的寄托、人的命运的寄托，希望观众能够在故事里看到某些自身生活的轨迹和体验。”[ ]同时，他的灵感来源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提出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人文主义愿景。据此，可归纳“新乡土审美主义”至少有两重文本理论上的核心。

现代感时空与非现实审美

（一）叙事逻辑的现代感

该戏将时间、空间与人物高度交织，使乡土不仅是故事发生地，更是故事的参与者。传统乡村题材话剧多聚焦村庄当下困境，而《温暖的味道》贯穿过去、当下与未来三重时间序列：孙光明登台时的回忆，与女儿视频通话述说往事的温情场景，让眼前的黄土坡与石磨凝结成岁月痕迹，三十年变迁浮现在观众脑海里；李玉山带领村民讨论苹果产量时，以过往丰收的自豪反衬当下歉收的遗憾，对革命老区的追忆则隐喻村庄需要对过去有所取舍。

郝凤仙这一复杂的中年女“村官”形象：她的雷厉风行与自信外露，体现出对塬底下村的熟悉；她的敏感与固执起初令人费解，直至剧情推进到收农业税的闪回插叙——舞台氛围突变，回溯三十年前不公的村长选举，外来媳妇郝凤仙讨要农业税遭受侮辱，丈夫早逝后由柔弱到刚强。这段人物前传的补充，让现实时间线中的女性形象更为真实而丰满。

此时，未知的未来也作为叙事的留白参与剧情：全剧核心冲突围绕“未来苹果是否丰收”展开，当孙光明没有拿到农科院的样品果时，未来如黑洞般笼罩人物内心，凸显乡土对于收成的不确定性与人地关系稳定性之间的永恒矛盾。

（二）审美体验的非现实与想象力

莫言作为“新乡土文学”代表作家，将魔幻现实主义的浪漫想象融入乡村现实，构建出与土地联结、与心灵共振的审美体验，这与费孝通所言的人文主义愿景相契合。话剧《温暖的味道》在符号象征与舞台美术设计上，于现实主义底色中融入一定程度的想象色彩，虽不能归为魔幻现实或超现实，但可统称为“非现实”。

大幕初开，孙光明提及一位叫“李大娘”的老者，称其按理已百岁却不知生死，这处看似闲笔，实则点明贯穿全剧的关键人物。李大娘的功能类似《李尔王》的弄臣，《牡丹亭》中的花神：不直接参与主线叙事，却以旁观者或见证人的“幽灵”姿态贯穿全剧。她如塬底下村的活化石，无声陪伴主角独白，在灯光渐暗时佝偻于坡上注视晚辈，在萍萍与父母争执时以沉默祈祷，在孙光明思念母亲时匍匐于小车缓缓踱步，如同这片土地的精神象征，让演员的情绪有了实在的归属与寄托。李大娘的无处不在打破了叙事的连贯性，恰似观众的现场化身，无立场、少台词，却让乡土孕育的情绪持续流动。

舞台美术设计中，顶部巨大电子屏与背屏构成半包围虚拟环境，将宁静村落、繁茂果林、电闪雷鸣、黄河滚滚均宏大呈现；灯光上，多次用侧面射灯勾勒人物剪影，通过光影调配与可移动的黄土坡来凸显人物关系——李玉山与孙光明的剪影合二为一，彰显他们理想主义坚定；孙光明与郝凤仙并肩站立，传递勠力同心的凝聚力。

全剧最具非现实的设计是“苹果”这一剧魂：苹果既指塬底下村赖以生存的经济作物，又以其生长周期暗喻乡村变迁与人物命运。苹果最初以果苗出现，直到孙光明带来样果，村民才与苹果产生物理联结。尾声段落里，白色立方体框架着一棵枯树，吊屏升起太阳能板，无数红彤彤的苹果散落其上，温馨动人且具有和谐而精巧的美感。

原乡与恋地情结的人物塑造与冲突

“新乡土审美主义”下的话剧《温暖的味道》，在乡村振兴主线外，潜伏着一条以“乡愁”驱动的寻根/返乡副线。与传统“村官下乡”“返乡创业”题材不同，主角孙光明本身是塬底下村人，仅背井离乡三十年，只剩下舅舅李玉山一位亲人。他多次在台词中提及“塬底下村是我的原乡”，点明 “原乡”主题的契合。

“原乡情结”指游子对于故乡的眷恋与精神依赖。孙光明放弃城市工作返乡，带有牺牲的意味，但他并非“救世主”，而是在回顾童年时接纳乡土的滞后与困境，愿与故乡一同成长。这种情结是“生育血地”的难忘，是文化层面的个体回归，然而，孙光明的角色塑造稍显英雄化，使“原乡”的儿女情长与第一书记的冷静克制稍显割裂，导致其返乡动力支撑不足。

与“原乡情结”不同的是“恋地情结”。地理学家段义孚指出：“恋地情结是人与地之间的情感纽带。”[ ]话剧《温暖的味道》中，地缘景观以塬底黄土高原与苹果林为核心：李玉山、李老头等老果农对土地有“生命脐带般的依恋”，不愿搬走，不滥卖苹果毁名声，秉持祖先崇拜与宗法观念，视土地为母亲；村民多次感叹“人走村空”，侧面凸显留守者“恋地”情结的深沉感。该剧未试图解决城乡差异、乡村人口老龄化等宏观问题，而是通过展现黄土与黄河的景象，以人文主义关怀彰显新乡土、新农人的质朴温情，传递土地与人的历史羁绊与当代使命。

基于此，异乡人、本乡人、返乡人三重身份认知差异，引发剧中几组人物冲突：

1. 身份认知冲突。孙光明初来乍到时，村民视郝凤仙为本乡人，孙光明是异乡人，不愿配合；经李玉山介绍，村民才回想起当年送别孙光明的情形；后续揭露郝凤仙是“有实无名的本乡人”（外来媳妇），孙光明是“有名无实的本乡人”（返乡人）。

2. 观念冲突。农学大学生萍萍主动返乡创业，遭父母坚决反对，体现传统“进城即富贵”观与现代“返乡成就”观的对立。

3. 地域认同冲突。冰雹灾祸实为塬上村人为陷害，嫁到塬底下村数十年的大山妈仍哭天抢地的道歉赔罪，凸显根深蒂固的“本乡/异乡”观念。

若说传统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与土地、宗族、人身依附紧密相连，那么“新乡土审美主义”构建的“新乡村”中，村民判断“本乡/异乡”的标准已转变：郝凤仙因熟悉村情、备受爱戴，村民自发感激郝凤仙多年的付出，甚至结队在公交站盼望她回来，这种温情是人性美的自然流露。剧中乡土不再是落后、封建的刻板印象，而是具备现代观念、理性与感性并存的 “人文主义世界”，它不是乌托邦，而是能解决问题、达成和谐的诗意乡土。

或许仅靠一部剧、一篇评论难以全面研究“新乡土审美主义”，但话剧《温暖的味道》以出色的表演与细腻的舞美，描摹出一幅人文新乡土的振兴式现实图景。尽管人物塑造与剧本逻辑仍有提升空间，但不失为一次有益的创作探索，为后续同类题材文艺实践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