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扎实推进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相关文艺评论工作，有效发挥文艺评论在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重庆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与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组织开展系列文艺评论活动。

舞台上的祛魅与复魅：话剧《觉醒年代》的历史辩证法与启蒙再审视

文/方斯亦

当话剧《觉醒年代》的大幕拉开，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百年前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现场，更是一面映照当代精神状况的镜子。这部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的话剧作品，以其独特的舞台美学和深刻的思想挖掘，完成了一次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祛魅与精神复魅的双重任务。它既剥离了长期附着于这段历史之上的浪漫化想象，又重塑了那些思想巨人们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真实挣扎与选择，使“觉醒”这一主题在当代语境下焕发出新的思想光芒。

话剧《觉醒年代》的艺术成就，首先体现在它对历史人物的“祛魅”处理上。长期以来，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在历史叙述中或多或少被神化，成为某种理念的符号化象征。而该剧则通过细腻的心理刻画和人性化描写，将这些思想巨匠还原为有血有肉、有困惑有矛盾的个体。陈独秀的傲骨与脆弱，胡适的理性与妥协，鲁迅的犀利与孤独，李大钊的理想与坚定，都在舞台上得到了立体呈现。这种祛魅不是简单的解构，而是通过展现历史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真实困境与选择，使他们的思想探索更具当代启示意义。话剧艺术的本体特征为这种历史祛魅提供了独特可能性。话剧与电视剧依赖镜头语言和细腻表演不同，话剧舞台的假定性和现场性要求更强烈的象征表达和情感浓缩。

在话剧《觉醒年代》中，我们看到了极具创意的舞台设计：倾斜的平面、移动的景片、投影的历史影像，共同构建了一个既真实又象征的历史空间。这种舞台语言不仅再现历史场景，更成为思想交锋的隐喻。当陈独秀与胡适围绕“问题与主义”展开辩论时，舞台灯光的变化、演员的站位与移动，都成为思想对立的视觉化呈现，使观众不仅听到观点交锋，更“看到”思想碰撞的火花。

话剧版对历史复杂性的呈现尤其值得称道。它没有简单地将新文化运动简化为“进步”与“保守”的二元对立，而是展现了各种思潮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当剧中呈现文言与白话之争时，没有简单地将文言等同于保守落后，而是展现了语言变革背后的文化权力重组；当展示东西文化论战时，没有将西化等同于现代化，而是揭示了文化选择中的主体性问题。这种历史复杂性的还原，使话剧超越了简单化的启蒙叙事，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元的历史图景。

更为深刻的是，话剧《觉醒年代》通过舞台艺术完成了对启蒙精神的“复魅”过程。这种复魅不是重归对启蒙思想的无条件颂扬，而是在当代语境下对启蒙价值的重新审视与激活。当剧中表现北大师生面对国家危亡的抉择时，当展示《新青年》同人从文化启蒙走向社会改造的心路历程时，话剧成功地将抽象的思想史转化为具体的精神史，使观众能够切身感受百年前那代人的思想挣扎与精神升华。话剧的现场性为这种精神复魅提供了独特条件。当演员在舞台上慷慨陈词，当思想交锋在有限空间中爆发，观众不再是被动的观看者，而是被卷入一场跨越时空的思想对话中。这种剧场体验的直接性和冲击力，是其他艺术形式难以比拟的。

在话剧《觉醒年代》的演出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观众与演员之间形成的情感磁场——这种集体性的精神共鸣，使启蒙不再是历史教科书中的抽象概念，而成为可感知、可共鸣的精神体验。

《觉醒年代》话剧版的另一重要贡献，在于它对启蒙内在张力的深刻揭示。剧中没有回避新文化运动内部的矛盾与分歧，如陈独秀与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上的论争，鲁迅对启蒙有效性的怀疑，李大钊从知识启蒙到民众动员的转变等。这些思想分歧的舞台呈现，不仅没有削弱启蒙的意义，反而通过对启蒙复杂性的展示，使观众得以思考启蒙本身的历史命运与现实挑战。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话剧对启蒙与革命关系的重新思考。剧中展现了新文化运动如何从最初的文化启蒙逐渐转向社会改造，知识分子如何从书斋走向街头，思想如何转化为行动。这一转变过程在舞台上得到了细致呈现，既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也启发了对知识与社会变革关系的当代思考。当剧中表现李大钊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时，没有简单将其归结为外来理论的影响，而是展现了他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这种历史叙述，对当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艺术表现上，话剧《觉醒年代》成功实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创造的统一。它既尊重基本历史事实，又充分发挥舞台艺术的想象空间，通过象征、隐喻、变形等艺术手法，强化思想表达的力量。如剧中用倾斜的平面象征失衡的时代，用移动的景片表现历史的流动感，用多媒体投影构建历史与现实的对话等，这些舞台语言的创新，不仅增强了戏剧的观赏性，更深化了思想表达的内涵。

话剧《觉醒年代》在对历史人物的塑造上也体现出独特的艺术匠心。它避免了将历史人物简单塑造成某种理念的“传声筒”，而是通过细节描写展现他们的个性魅力与思想特色。如陈独秀的狂放不羁与内心孤独，胡适的温文尔雅与思想坚持，鲁迅的冷峻犀利与内心热情，都在舞台上得到了生动体现。这些人物不再是教科书中的扁平化存在，而是成为有血有肉、有爱有憎的复杂个体，他们的思想探索也因此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

话剧版《觉醒年代》演绎的成功，还在于它实现了历史反思与当代关怀的统一。剧中探讨的诸多问题，如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个体与群体的张力、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等，都是当下中国社会依然面临的重大问题。话剧通过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使百年前的思想探索获得了当代意义，激发观众思考在新时代如何继承“五四”精神，如何面对当下的文化认同与价值选择。

综上所述，话剧《觉醒年代》通过其精湛的舞台艺术和深刻的思想挖掘，完成了一次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祛魅与精神复魅。它既打破了长期以来附着于这段历史的浪漫化想象，又通过舞台艺术的独特魅力，使启蒙精神在当代语境下焕发新的生命力。这部剧作不仅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未来的思考；不仅是艺术的创造，更是思想的探索。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这种对历史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话剧《觉醒年代》告诉我们，觉醒不是一次性的历史事件，而是每个时代都需要持续进行的精神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