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小玉 卢松岩

在物质高度丰沛的当下如何充盈个体的情感世界，这已成为一个社会难题，甚至堪称世界性的困境。德国学者伊丽莎白·冯·塔登在著作《自我决定的孤独：难以建立亲密感的社会》中指出当下人们所普遍面对的情感困境，即人与人之间似乎越来越难以建立一段充满亲密感的关系，作者启发我们要勇敢地走出自我设限的人生，在与他人的亲密关系中享受自己的人生、追寻自我的价值。

亲密关系的悖论：渴望亲密又恐惧伤害

2025年2月8日，民政部网站公布《2024年4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610.6万对，比2023减少157.6万对，降幅为20.5%，这一数字创下1979年以来的最低纪录。据此可以看出，当下社会中的亲密关系建立情况十分严峻。然而，与这一数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网络恋人、游戏陪练、“搭子”社交等新兴职业与社交模式的兴起，这暗示着人们内心深处对亲密联结的渴望并未消减。针对这一矛盾，伊丽莎白在本书的开头便直指当下人们所面临的情感悖论：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矛盾的想法，既渴望亲近，又希望得到保护，不被那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亲近伤害。这为我们理解当下人们亲密关系困境提供了新角度。

自我决定的孤独：亲密关系悖论的时代推手

何以形成这样的情感悖论？伊丽莎白将其归因于“自我决定的孤独”，其背后是数字媒介与商业文化的推动。

一方面，数字媒介的快速迭代升级，使其具备了高度仿真性的沟通效果。人们在面对由一段算法程序模拟出来的数字形象时，往往被这种新奇的体验所吸引，而这种算法程序总是按照使用者在数字媒介中的使用习惯而生成。相比真实的、具备主体性的人类而言，它们往往更能契合使用者的心理需要。但伊丽莎白指出：“对数字设备的依赖或许能够减轻人类对孤独或者死亡深深的恐惧感，但是这种依赖同时也会减少移情的能力，使人习惯于身体接触的缺失、离群索居的强大影响力以及对虚拟生活的偏爱。这种依赖滋养着自恋，巩固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和对自我的美化，最终导向一个封闭的‘自我’。”

另一方面，商业文化则对“自我”概念进行了工具性的塑造与强化。商业文化中着重强调“自我”的价值，并美其名曰“活出自我”。但事实上，商业语境中对自我的追寻往往是缺少主体性的，或者说它是对消费主义的追求，对一场又一场华丽的时尚符号的追求，这就掏空了“自我”的内涵，甚至异化了其本真的意义。商业文化还会通过不断强调“自我”的瑕疵来刺激人们不断通过消费来弥补瑕疵带来的焦虑，继而陷入自我贬值的困境中。伊丽莎白指出，自我的不断贬值，是我们为了不断提升自我价值而付出的。我们越来越难以平和地接纳自身，无论付出多少努力，总因感知到“弱点”而陷入不安。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人们越来越执着于自身，为提升自己、缓解自身焦虑而殚精竭虑、耗尽心思，从而难以有充分的精力去与他人建立一段亲密关系。

勇敢走出自我的牢笼：后物欲时代的自我救赎

伊丽莎白引用了福克斯“具身的自由”的思想来帮助我们应对这样的情感困境。这种自由的目的并不是去征服躯体，而是要在真实的人际关系中、在爱欲互动中、在心智交流上培养躯体的感官和感觉能力。它意味着不要去重塑自身，而是在与他人的相遇和身体间的亲密接触中真实地活着。“具身的自由”着重强调了与他人建立关系的必要，同时调和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它启示我们，亲密关系并非要求一方对另一方毫无保留地接纳或自我的完全消融，而是可以在保有自身特质的基础上，与他人建立深刻的连接。

伊丽莎白还认为，在亲密关系中幸福与甜蜜并不是唯一的内涵，它还必然包含了辛酸与苦痛。但伊丽莎白还指出：“疼痛同样也标志着具有决定性的差异性。能够感受到疼痛的人就是活着的，也就能感知到一个有生命的自我。”事实上，我们在这种不可避免的痛苦中反而更能促进亲密关系的发展。

将目光投向当下中国社会，我们正逐步迈入社会学者郑也夫所定义的“后物欲时代”。郑也夫认为，随着物质财富的积累，人类社会生产的快速发展使得长期困扰人们的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从此，人类社会向饥饿记忆告别，进入了“后物欲”时代。在这一阶段，随着物质水平的提升，人们对情感的追求也水涨船高，亲密关系的目的便从原本的“经济共同体”逐渐转向“情感共同体”，对亲密关系中情感价值的看重成为人们建立亲密关系的核心诉求。

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当下社会中所面临的情感悖论、情感失序等问题，一定程度上也是这种时代变迁带给我们的情感变革，如何更好地在一个物质充裕的时代下，享受到高质量的情感关系将是这几代人需要应对的问题。伊丽莎白在本书中给我们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照，她鼓励我们勇敢地打破自我设计的牢笼，走出数字媒介和商业文化的陷阱，在真实的社交中去完整地感受亲密关系的快乐与痛苦，去体验那些我们未曾设想过的生命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