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小玉 安洁

由方励执导的《里斯本丸沉没》以纪录片的形式，还原了一个二战期间鲜为人知的“里斯本丸号被击沉”的故事：1942年9月，载有1816名盟军战俘的里斯本丸号从香港前往日本，在舟山东极岛海域因未挂标志被美军鱼雷击中。日军封闭舱门企图让战俘随船沉没，并在战俘逃生时开枪射杀。最终，多亏中国渔民救援，384名战俘幸存，但仍有828人遇难。影片以浓厚的悲剧氛围为底色，展现了一幅人性善恶交织的画卷。

挖出时光沙海中的动人故事

电影上映不久，官方微博发布一条“寻找梁素琴”的短文，看似只是普通电影的常规宣发环节，但这背后竟是一个家庭跨越82年的真实寻亲故事：一段以悲剧告终的跨国恋情，尽管主角梁素琴和约翰已故，但情感的力量超越了时间和距离。数十年后，双方家庭重寻联系，而电影传播也成为主角后人最终相认的关键因素，为这段悬而未决的情缘画上温馨的句号。

除了战争里的爱情，《里斯本丸沉没》的其他故事同样令人动容——一位遇难英军士兵的弟弟一生珍藏着哥哥嘱托照顾母亲的遗书；战俘临终时在黑暗中说想“像一个英国人那样死去”；乐观的中国幸存者背后，其实长期遭受PTSD之苦。如贝壳逐渐被海沙掩埋，真实的经历也渐渐消失在时光的尘粒中，在短暂的123分钟里呈现出的这些极其有限的姓名，都曾拥有完整鲜活的人生。《人物》对方励的采访中曾有提及，一些遇难战俘的后代，正是通过《里斯本丸沉没》才知道自己的亲人当年究竟经历了什么，如果不是这部影片，他们或许永远被定格于书籍史册里，《里斯本丸沉没》让他们被记起、被纪念，让他们的灵魂迎来再次苏醒的瞬间。

沉重的战争底色与温暖的人性光辉

战争必定造就不幸，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里斯本丸沉没事件作为庞大战争的一部分，真实又残忍地揭示了战争的残酷。在影片中，最让人震撼的画面之一是中国渔民奋力救下这些素不相识的异国战俘，并为他们提供食物与庇护所。在生死关头，舟山人民朴素的善良胜过了仇恨与利弊权衡，复杂的地缘政治或是国际关系，在巨大的罪恶面前也不被考虑。人们对生命的尊重与同情，不仅使得电影具备奇妙的戏剧张力，也让这个真实的故事爆发出强大的救赎力量。

相比于其他同类题材的“反战”或者“批判”性质，方励导演更多地聚焦于个体叙事，微观地还原被战争裹挟的、无奈的个人，包括货轮被征用的平民船长、不知道货轮载满战俘的美国机械师；前者隐晦地表达日本政府的独裁和自己的身不由己，后者在得知真相后受到打击退伍。方励客观又中立地呈现这些本该被定义为“罪人”的角色故事，没有指责，也不存在辩解，给观者留出自我思辨的空间。

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中写道，宽恕是“为了抵消过往的行为”。《里斯本丸沉没》并没有抵消历史的记忆，但尽可能最大程度地还原事件全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无声的宽恕，这种理解的力量或许能够让至今仍活着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人挣脱出仇恨的泥沼。

坚守真相的朴素制片动机

“本片全部基于真实历史”，影片最开始的字幕预示着这是一种非比寻常的电影类型。在纪录片电影并不吃香的中国，导演方励历时八年、不惜变卖房产也要将这段往事“打捞”起来，他称自己为“好奇的傻子”，但电影的反响证明，事实胜于雄辩，真相确实是最有力的叙事。

与《泰坦尼克号》《敦刻尔克》等电影相比，《里斯本丸沉没》弱化了戏剧性，突出了真实性，导演充分发挥了他作为地球物理学家的专业素养，带领团队并运用现代科技找到沉船地，用严谨的办法佐证了事件的真实，而后走访多国、采访200多个家庭来搭建事件的细节，最后将这些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进行整理，完成对事件内部前因后果的还原，并用动画模拟出沉船的情景。由此，一部穿插着记忆回溯与场景重现的电影诞生了，它虽然朴实无华但凝聚着大量心血。

牛津大学教授拉纳·米特在《被遗忘的盟友：中国的二战》中指出，西方的二战研究长期偏重欧洲战场但忽视亚洲战场。在制片前期准备中，“鲜为人知”这个词曾一度刺痛方励导演的心，这也使他突然产生一种历史的责任感，迫切地想让这些长期被宏大的世界大战叙事所遮蔽的个体遭遇被看见，这种人本主义精神贯穿了他创作的始终，所以其作品也具有巨大的情动力量。

《里斯本丸沉没》中大大小小的故事虽然各有侧重，但其重心无疑是对生命价值与尊严的强调，这一主题早已超越了民族主义或是意识形态话语，具备全人类共通的情感尺度。9月28日，《里斯本丸沉没》正式官宣其将代表中国内地竞逐第9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影片”，这意味着中国情怀与中国精神将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